论邯郸及单地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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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邯郸地名由来学界多有讨论，其中邯多认为源于邯山，但是郸的由来未有定论。本文首论证“单”字的原始意义与“干”字接近，为带有装饰的大盾，其引申意义为防御性的组织单位，引出单是商代重要的军事组织形式，通过甲骨文及金文资料可知商代设置有四单，并进一步论证了商代四单的位置，讨论了商代四单及其历史沿革，指出邯郸即商代之北单，周代演变为邯郸，春秋战国时期地名出现简化和讹变，至汉代又统一为邯郸，通过地名演变可以反映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关键词：商代；邯郸；单地；地名演变

邯郸位于今河北省南部，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邯郸作为地名由来已久，《国语·鲁语下》中有“邯郸胜”，邯郸氏是赵国公族一支，以地名为氏。可知至少在战国以前，即有邯郸地名。关于邯郸地名由来，《汉书·地理志》引张晏说“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郭从邑，故加邑云”，认为地以山名。现代以来，学界多有不同意见。汤锦程、蔺朝国认为邯郸为上古云阳氏居地，后为甘人居地，单人亦到此混居，邯郸因此得名。王磊认为邯郸之名可能是阿尔泰语的音译。乐庆森、尹建兵从出土文物出发，认为邯郸地名存在甘丹—邯郸的转变，邯源自邯山，郸源自丹山。

中国古代族群名与地名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如某族新迁至某地，若某地无具体地名，则会因族名形成新地名。如某地已有旧名，则以地名为氏，形成新的氏族，如赵穿被封于邯郸，其后人即以邯郸为氏，形成了邯郸氏。两族混居遂以两族之名合名一地的情况鲜有发生。中国古代地名有较强的规律性，多为山水加限定词，鲜有以两山、两水同时命名一地的情况，盖因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古代易产生地理方位上的歧义。因此，邯郸之名也应是如此，即邯为山、水之具体地名，郸为限定词。

中国古代地名后的限定词多为方位，山南水北谓之阳。也有限定词为城市，如颖城、安邑。也有限定词为氏族或国族，如商丘、犬丘等。邯郸之郸属于哪一类限定词需进一步讨论。从字形上来看，郸由单字加邑构成，邑旁为意符，指居邑，单字在出土文献中出现较多，甲骨文见于合集8713、乙编6269等，金文则见于北单戈、单子卣、单鼎、逨盘等一大批青铜器。单字的来源及意义，前人多有考证，于省吾释单为台。胡厚宣释为，意为郊外的平地。丁山释读为坛。俞伟超认为卜辞中的单当是地名。何景成认为卜辞中的四单为地名，后由地名逐渐演化为氏族名。

单字甲骨文字形与干字相近，干释义为盾牌，《书·牧誓》有“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句、《诗经·小雅·采芑》有“师干之试”句、《诗经·周南·兔置》有“公侯干城”句。盾当为干的本义，也可引申为防御之义。单字基本结构与干字一样，唯中间较干字的一横复杂了少许。单字上部较干字多了两个小圆圈，其意义也应与盾有关。从字形上看像是一种加了装饰的大盾，也可引申为表现盾的防御意义。战字即为左单右戈，单字当为盾的意思。

商周之际的军事组织往往以族为单位。明公簋铭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班簋铭文曰“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这里的族应该是指抽调族中的成年男子组成军队出征，是具有进攻性质的军事组织。“西周初期受封贵族亦必各以其家族为军事武装，同组为伍，息息相关，生死与共，在当时实是最富战斗力的军事组织”，而单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军事组织。《诗经·大雅·公刘》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句。描述的是先周时期周人迁徙的情况。全族人口出动，行进到某地，且这一区域具有防御性质，则称为“单”。

商代亦有防御性的单，有商一代曾设置东单、南单、北单、西单等防御单位，以拱卫商人的核心区域。这些单，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多有出现，曹大志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统计和研究。其中南单，甲骨文有“庚辰卜，争贞，爰南单”（乙编3787），金文则见于南单母癸甗（青研222）、南单光觚（集成07273）。河南有郸城。郸之名称最早可上溯至西汉，新莽时改郸为单城，更早则史籍无载。郸城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商人势力向东方推进的必由之路，其周边有鹿邑栾台遗址等商代遗存，其位置在商代统治中心的东南方向，推其得名原因，当与商人之南单有关。

在西周时期，此地区分布有郸国，国名可能即沿自商代的南单之单。《路史》记载“古郸国，即毫之鹿邑”。鹿邑与郸县在历史上有着较多的重叠与沿革。西汉时期封功臣周应于此，为郸侯，元康四年（公元前62），国除为郸县，属沛郡。隋朝开皇六年（586），置郸县，唐代废置，属鹿邑县，直至新中国成立，复置郸城县。

东单，甲骨文有“以执于东单”（续存下.917）。山东省有单县，传说因帝舜师单卷居地而得名，邈远不可信。单县所在的鲁西南地区在商代为商文化安邱堌堆类型分布范围，此类型商文化“规模较大，年代较早，延续时间长，遗存丰富，可能是商人征夷于东土作邑的产物”。有可能商人在此设立防御单位东单，后来周成王封少子臻于此，沿用商代名称，称单国，子爵。与王畿之内活跃和春秋战国之际单伯国不同，该单子国文献资料较少，后其地属宋，可能为宋所攻灭，后其地入鲁，为鲁国单父邑。

秦朝时置单父县，属砀郡，西汉时改属山阴郡，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中山王刘茂封为单父侯。永元九年（公元97），外戚梁翟被封为单父侯，单父县为侯国属地。国除后改属济阴郡。隋朝恢复单父县。唐代变革较多，曾置单州，治所在单父城。明洪武元年（1368）撤单父县，其地直属单州。次年七月，降单州为单县，单县名称从此确定，一直沿用至今。

西单，甲骨文有“□西单田”（续存下.166），金文则有西单光父乙鼎（集成02001）、西单爵（集成08258）等。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窖藏，经考证为西周时期姬姓单氏家族所有，其单氏所封的单邑应该与商代之西单有关。京当型商文化“其分布范围在关中西部偏东南一隅，大体包括今兴平、周至、户县、武功、扶风、礼泉等县的河流沿岸，实际上占据着关中东西交通孔道的枢纽位置”。扶风县新店乡出土单鼎、法门镇出土单盉，庄白1号出土陵罍铭文尾部也有族徽单字。从关中地区发现的商代遗存来看，西单有可能即在关中扶风、眉县一带，后来演变为西周时期之单邑、单国。

西周单国原系畿内封国，伯爵，后随周王室东迁，现一般认为该单国东迁后位于河南省孟津县一带。单国在春秋战国之际较为活跃，曾多次入为周王卿士。《国语·周语》记载有“单襄公”“单靖公”“单成公”等君主。《左传·庄公元年》记载有“三月，夫人孙于齐。夏，单伯送王姬”。单伯作为王室同姓卿士，以媵臣身份送王室女出嫁齐国。单国在文献中最后一次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鲁国与单国、晋国、吴国在黄池会盟，当时的国君是单平公。其后不见记载，可能不久后灭国于春秋诸国纷争的乱世。

北单，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墟1号商代大墓陪葬墓E9出土北单戠簋（集成03239）、北单戈觚（集成07195）、北单矛（集成11445）。河北有邯郸，邯郸地名由来已久，然其得名原因，邯即邯山，郸则为驻军防御之单，因成驻防之地渐成聚落，则加上邑，故变单为郸。邯郸周围，商代遗址众多，且正在以殷墟为中心的商人核心区域北部，邯郸或即为商人之北单。

至周代，商人之北单功能废弃，该地成为邯山附近的普通聚落，可能因此而更名为邯郸。不久康叔封于朝歌，建卫国，邯郸属卫。春秋时期，晋国强大，控制了邯郸地区，晋定公十二年（前500），邯郸成为赵鞅（赵简子）势力范围，至战国赵敬侯元年（前386）邯郸成为赵都，秦始皇十九年（前228）秦军破邯郸，邯郸属秦国，二十七年（前220）秦设邯郸郡。西汉时期先后封张耳、刘如意为赵王，都邯郸。邯郸于两汉时期兴盛一时。此后，邯郸逐渐衰落，降格为邯郸县，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升为地级市。

四单作为殷商时期的防御性军事组织，其驻防单位也与氏族有关，青铜器有西单光父乙鼎（集成02001）、西单祖己簋（集成03417）。其中“光族与殷王室关系密切”。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字，且有侯，说明族是殷商时期较为重要的族群。两族都曾驻防西单，具体是同时驻防还是先后驻防已经无从考证，但形成了有别于光族和族的地域性血缘族群西单光和西单。另外青铜器中还有南单光觚（集成07273），南单光与西单光并存，原因有二：其一，光族曾经分驻南单与西单；其二，光族先后驻防西单与南单，其间曾经因事移驻。此即西单光和南单光两个地域性较强的氏称的形成原因。

商代多见四单铭铜器，少见独铭单的铜器，而在周代则多见独铭单字铜器。说明商周鼎革之际，商人设立的四单或废或易，防御性的功能不再，仅留下单字的邑名，为周人所继承。其统治势力或旧人易帜，或改姓易族。而邑名或国名通常还会沿用旧有称呼。所以商代之四单至周代变更为单国或单邑，虽然不再具有防御功能，但是单字确作为特殊的地名流传开来，经历史的沿革改易，至今尚有部分保存，我们能于此管窥商周遗韵。

根据1965年出土的侯马盟书上文字材料显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阶段，邯郸的郸字被写作丹字加邑，战国时期出土的钱币上有甘丹字样，据此有学者认为邯郸之郸原本应为丹，后因避讳改称郸。丹字甲骨文形象为“丼”，《说文解字》记载“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中国境内含丹字的地名多是采用其红色之义，如丹江、丹东。也有采用其本义者，如广西南丹县，因其地处南方且产丹砂而得名。且邯郸之邯本身已有紫色之义，那么甘丹的丹应该是其本义，即甘地之丹砂矿井。后形成聚落，形成丹字加邑。然后再因避讳变为郸。邯郸无论是在历史资料上，还是现代地质勘探资料上，都没有发现大规模丹砂矿的记录。

首先从目前出土文字材料来看，丹字加邑在前，甘丹出现在后，并不符合上文推导的情况，从邯郸到甘丹的过程更像是为便于书写而逐步简化替代的过程。古代地名在文献资料中替代、讹变较为常见。吴良宝、孔令通总结过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因各种情况出现的不同写法。就邯郸本身来说，在秦代的睡虎地秦简内尚被写作“邯单”，西汉早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内则写为邯郸。可知地名简写、讹变情况在历史上较为多见，邯郸也非例外。

中国古代确实存在避讳制度，《公羊传·闵公元年》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可知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避讳制度。《左传·桓公六年》载鲁国大夫申亦指出因避讳存在，当时人取名需“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礼记·曲礼》亦明确指出“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在此情况下，赵王丹显然不会以国都为己名从而改变国都的名字。可见，邯郸原本字形应为邯郸，《礼记》言“礼不讳嫌名”，也即避讳不避同音字，故而邯郸不必因赵王丹而改名。

由上可知，邯郸原本应该是商代驻扎在邯山一带的防御组织，可能即为商代之北单，后逐渐形成聚落，周代，防御功能消失，因聚落改为郸，又因在邯山之侧，故称“邯郸”，至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因文化的兴盛产生了各种讹写、简写情况，出现了“邯丹”“甘丹”“邯单”等各类写法，到西汉时期，由于统一帝国的形成，邯郸作为地方重镇其名称写法被统一回历史的正轨，并流传至今。由此地名的形成和改易亦可以管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神奇与博大。

作者：刘肖睿 孟庆旭

来源：《燕赵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朱 琪

审订：耿 曈

责编：王玉凤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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