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式对话：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理念

作者：王军峰（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3期

导 读 作为“情”“理”和“行为”的统一体，“共情”理念蕴含着对话与沟通的可能，契合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位传统，也是我们党百年舆论引导的重要经验。

在我国，舆论的主体是亿万民众，舆论导向成功的关键亦是民心所向。而“事实-情感”双轮驱动社会舆论演变，使舆论引导难以回避公众的情感诉求。但目前对一些地方性事件的舆论引导还存在共情不足、对话意识较弱的问题，引发了次生危机。尽管以往的舆论引导总体构建了“负面声音减弱，正面声音放大”的舆论生态，能够通过信息控制解决“入眼”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入脑”“入心”问题，[1]“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方式已经无法取得更好的效果。[2]

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要解决价值认同层面的“入脑”“入心”问题，实现凝心聚力、塑造认同。但以往单向支配的宣传和非均衡的说服路径，已经无法满足舆论引导的需要，确立双向对等主体和交往互动意识的要求日趋强烈。[3]本文将人类情感视为舆论引导的建设性因素，聚焦于“共情”这一特殊情感，将其作为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基点，以求破解共情不足之困，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实现凝心聚力的目标。

共情：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基点

共情是情、理与行为的统一体，突破以往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蕴含对话与沟通的内在可能，契合并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党的百年舆论引导经验的总结。

（一）共情蕴含着对话与沟通的理论诉求

共情蕴含着对话与沟通的理论诉求。作为心理学概念，共情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境下作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其从低级到高级可分为情绪感染、同情关注和观点采择三个阶段。情绪感染是指个体受到其他个体情绪的影响；同情关注是指个体同情或关心一个处于痛苦的其他个体，而不只是共享其他个体的情绪；观点采择共情是指在理解其他个体的观点和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共情反应，这个过程可以没有情绪唤醒。[4]可见，共情涵盖了从情感到理性全过程，能够突破以往情感和理性的二元对立。

有学者将共情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认知性共情指角色采择能力，是对他人想法和情感的理解能力；情感性共情是对他人无意识的感受；而行为性共情则是言语或非言语的共情体验的沟通形式。[5]最能凸显共情特质的是认知成分，这是共情与单纯的情绪感染、情绪共享相区别的关键特征，更是共情作为人类所独有的一种心理过程的能动性的主要体现。[6]即共情本身就蕴含理性的成分，而理性的判断也需要共情的观照。[7]同时，行为性共情亦暗含着以对方容易并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有效社交、沟通、互动和反馈的过程。[8]因此，在情感层面，共情能够实现与引导对象的情感共鸣而具有人文关怀；在认知层面，共情能够超越一般情绪具有的非理性特征而形成理性特质；在行为层面，共情能够超越以往舆论的单向引导而蕴含对话与沟通的可能。

（二）共情厚植于中国文化的“情本位”传统

共情契合并厚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情本位”的传统。[9]对中国人而言，“情”能够揭示个人乃至世界的真实，恰恰是“情”才能使我们立足于现实。[10]基于情感而衍生出的诸如表示同情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表示关系的“休戚与共”，表示处世原则的“絜矩之道”等传统儒家文化，其对人伦、人情、仁爱的关注，正构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中情本位的文化特质。绵延不断的情感文化既是舆论产生的文化心理动因，也应成为舆论引导的重要资源。

（三）共情贯穿于党的百年舆论引导实践

共情体现了我们党百年以来新闻宣传、媒体动员和舆论工作的基本经验。党的百年辉煌历程，最重要的就是充分认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唤起了普通老百姓的情感，[11]进而实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目标。对人民情感的重视是党引导民众、动员民众的重要经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12]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也是如此，对人民有没有情感，有何种情感，也决定着其引导成效。党的舆论引导的百年经验与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现实要求呼唤与人民共情。

共情能力：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能力

公共舆论本身可以从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两方面进行探讨，[13]而共情正是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结合体，认知能力是指辨别、命名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及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情感能力指个体的情感反应能力，两种能力交互作用，使个体产生共情。[14]这说明舆论与共情在认知与情感维度高度契合。结合共情三元素以及舆论的两个维度，媒体需要在情感性共情、认知性共情和行为性共情三个方面提升共情能力。

（一）情感性共情能力

情感性共情能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对他人的遭遇具有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情感反应能力，对应共情中“情”的因素。多数舆情事件都源于民众对他人的同情之关注，对他人的情感体认和情绪反应，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现实表达。在此意义上，共情正是人基本之同情。因此，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需要具有基于公众“情感”的共情能力，即对身处困境和痛苦中的当事人具有人文关怀、同情之心，对一般公众在舆论中的情感表达能够进行及时、恰当回应，向其传达“感同身受”的态度。

（二）认知性共情能力

认知性共情能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通过采择他人想法、观点，辨识他人情感状态来理解他人的能力，对应共情中的“理”的因素。舆论是情与理的交织，即使后真相时代情感驱动舆论的生成演变，“理”依然是舆论背后的关键所在。舆论的背后潜藏着民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的内在要求，其中就包含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天理民心的期望，对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关注。因此，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需要有由“情”入“理”的洞察能力，即在舆情高涨、群情激愤的复杂舆论环境中，不仅要关注公众的感性情绪，还要关注其背后的理性诉求，寻找引发舆论的根源。

（三）行为性共情能力

行为性共情能力是指舆论引导主体通过言语或者非言语的方式进行共情表达与对话沟通的能力，对应共情中“行为”的因素。舆论产生于现实社会，表征于各种媒体平台。舆论引导不仅要使媒体上的舆论消退，还要消除引发舆论的现实土壤。在舆情事件中，民众都期待事件最终得以解决，或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公平正义得以彰显,即让关注、参与事件的民众和当事人获得认同。由此舆论引导主体还需要具有“说”和“做”的能力，并具有从“说”到“做”的行动力。即新型主流媒体需要通过充沛的感情话语与民众沟通，激发其情感共鸣，在“说”的层面受到认可。还要对公众关切的实际问题予以解决，在“做”的层面满足其合理期待。

共情式对话：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路径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肯定了共情在对话中的价值，认为对话的参与者都必须能够换位思考，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以此构建对话团结的基础。[15]新时代，沟通交往是舆论引导的基本认识逻辑，其价值核心在于凝聚人心与再造共识。[16]因而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核心机制在于“共情式对话”，它要求舆论引导从以往的“独白式单向引导”走向“共情式多元对话”，在对话沟通中消解差异、寻求共识。

（一）以人民为中心倾听民心民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共情式对话理念要求舆论引导主体倾听民心民意，与民众形成对同一事件的同步关注、同向关切，[17]与民众情绪“交流”、与社会舆论“对话”、与利益群体“沟通”。舆论引导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独白和单向引导，而要坚守人民立场，倾听民众诉求，与民众同呼吸、共情感，把准民心民意脉搏。还要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审视舆情事件和舆论诉求，深入群众感受当事人的遭遇，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为舆论引导注入人民情怀。在此基础上，确定应该说什么、如何说和以什么样的情感态度说。在不断沟通和互动中形成良性情感互动，增强以人为本的价值厚度。

（二）以直面关键性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共情引导的立足点虽在情，但根基在事实与真相。舆论因事件而起，事件（议题）和意见（观点）是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因而事件和观点本身就足以构成舆论引导的中介物。尽管舆论走向更为多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其演化往往由关键性问题决定，因而也是对话的关键所在。从既往的实践来看，能否直面关键性问题，不失声、不缺位，决定着舆论引导的成效。避重就轻、答非所问甚至欲盖弥彰必然难以有效引导舆论。

（三）以对话有效性原则进行持续引导

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舆论引导不可能一蹴而就，更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媒体与公众在“质疑-回应”中不断对话的过程。哈贝马斯的对话有效性原则可以为舆论引导提供借鉴。他认为交往参与者的语言行为需要遵循对话基本原则，即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价值规范的正当性、表达意向的真诚性。它们在具体应用中可以被分别强化，如在认识式的运用中，内容真实性居于首位；在相互作用式运用中，人际关系的适宜性具有显著位置；在表达式运用中，言说者的真诚性具有显著位置。[18]舆论引导正是一个基于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并运用公众可理解的语言进行持续对话的过程。一是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媒体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真相进行还原、澄清，并及时、准确地将其传递给公众，在事实层面引导民众的理性认知，满足社会的合理期待。二是价值规范的正当性。舆论引导的过程本身是基于事件而重建信任关系的过程，即从一种潜在的“对抗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共识性”关系。这要求其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公共利益构成了舆论引导的正当性原则。只有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才能形成民心的最大公约数。三是表达意向的真诚性。舆论引导的过程也是媒体与公众真诚对话和沟通的过程，是否具有真诚的对话和沟通意愿，决定了公众的情感反应。这就要求媒体通过真诚的情感和态度呈现，换取公众的理解和谅解，达成共情。四是语言使用的可理解性。这需要媒体寻找与公众契合的语言风格、话语形态、叙事策略等，力求做到通俗易懂，让公众听得懂、看得明白，为主流媒体与公众形成共识提供条件。

共情价值：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效能

共情式对话理念能将以往舆论引导在信息层面的效果拓展到公众心理层面，以增强不同主体之间的理性对话、凝聚社会理性共识，实现党心与民心相通、夯实民心政治的基础，进而增强公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任。

（一）弥合情感疏离，形成情感共振

以共情式对话为理念，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就能够达成共情，形成媒体和公众的良性互动，确保新闻媒体始终为人民服务，实现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将这种引导理念运用在日常各类舆情事件的引导过程中，能够防止因为过度引导或引导不到位而引发的舆论反弹或次生舆情危机，也能够防止因为满足少数人利益需求而导致舆论引导党性不强、人民性缺失的问题，实现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凝心聚力的目标。

（二）增强理性对话，凝聚社会共识

共情式对话理念的优势在于共情的主体是平等的。这使媒体的舆论引导既有情感上的共鸣，也有认知上的理性判断，因而能够实现“情”和“理”的结合。在认知性共情和行为性共情层面，能够使媒体和公众实现理性对话与沟通，而不是单向引导，让舆论成为凝聚共识的契机，而不是破坏共识的变量。如在司法舆论中普及法律知识，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中普及公共卫生知识。通过增强民众的理性判断能力，降低基于情绪情感驱动的舆论热点事件发生概率和负面影响。

（三）夯实政治基础，实现民心相通

舆论引导的共情式对话理念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它是媒体通过与人民群众的共情和对话来实现的。因而，媒体的舆论引导就不再只是聚焦于信息层面的“入眼”问题，而更深入到价值理念层面的“入脑”“入心”问题，正是抓住了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抓住了民心，就能在舆论引导中实现与公众的同频共振，也可进一步夯实党通过媒体进行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和民心基础。因而，共情式对话能够实现凝心聚力、塑造共识的舆论引导目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的媒介支持研究”（批准号：22BXW04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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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军峰.共情式对话：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新理念[J].青年记者,2023(23):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