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解放战争时期，东野（四野）始终是我军最强大的力量，因而出现了“四野一出，谁与争锋”的壮观场面。当四野的“狗皮帽子”部队一经入关，关内的敌我形势立刻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渡江南下后，人才济济的四野司令部却罕见地实施了“空城计”，不仅从华东军区借调了政委邓子恢，还“拆借”了两位参谋长萧克和赵尔陆。1949年5月，李先念、萧克、林总在武汉。四野整编的时候，“林罗刘”麾下将星众多，除了司令员林总、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还有政治部主任谭政，两位开国元帅、一位开国大将、一位开国上将，这样的配置在五大野战军中也是少见的。林总领导的部队自成立以来就拥有最多的干部，当初，主席等五大书记为东北战场配备了2万干部、11万八路军和新四军精锐部队，以及105个团的架子。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人才济济。林总麾下的军事干部众多，包括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刘亚楼、伍修权等等。
政工方面的干部也是人才济济，包括罗荣桓、程子华、谭政、林枫、李富春、高岗、陈云等人。东北的军政干部数量之多，就连华东地区也望尘莫及。华野（三野）的军政干部数量也不少，像陈毅、粟裕、张云逸、宋时轮、陈士榘、许世友、王建安等。而部队偏少、指挥机构精悍的一野和二野，就更无法和四野相比了。“林罗刘”黄金组合的分道扬镳，标志着四野整编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离开四野的是备受伤病折磨的政委罗荣桓。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抗战末期他的肾病已相当严重。然而，出于对山东根据地“一元化”整合的需求以及八路军主力夺取东北的计划，罗政委一直未能有时间休养。虽然他曾前往苏联接受治疗，但病情并未得到根治。在平津战役期间，罗政委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地工作，导致身体严重透支，难以承受如此巨大压力。因此，在罗政委离开四野南下平津之前，经过与主席商议，他这位多年的搭档留在了平津地区。
平津战役结束后，林总曾与华北军区的聂司令员交涉，希望他能接替罗荣桓担任四野政委，然而遭到了婉言谢绝，聂帅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罗政委因病留在平津，林总再次向主席提出配政委的请求。这一次，罗荣桓继续担任四野第一政委，而配备的第二政委资历非同小可，即便是挑剔的林总也没有异议。这位人选就是我军资深的“救火队长”邓子恢。邓子恢的资历不亚于罗荣桓，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与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创建了闽西根据地，坚持了3年的游击战争；抗战时期，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四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先后在华中军区、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担任重要职务，先后辅佐粟裕、陈毅和刘邓。邓子恢在政治工作上表现出色，对地方经济发展也有独到之处。对于这位红军时期的老友和“多面手”，林总实在无可挑剔。
邓子恢与林总的合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直至1950年6月林总前往北京，但邓子恢一直是林总最得力的助手，先后担任四野兼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2年10月，邓子恢调往北京出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然而，由于调任地方，1955年的大授衔名单中，邓子恢与开国大将失之交臂。主席在四野南下时，不仅派遣了两位参谋长随同林总，而且林总也不情愿用一个参谋长去交换两个。因为经过三年多的磨合，“林罗刘”的配合已经逐渐达到了默契，尤其是与林总一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西方军事理论的参谋长刘亚楼，被公认为相当于三个人的能力。刘亚楼与林总的关系铁得无人能够否认。刘亚楼是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双一”干部，红军时期一直在林总麾下。抗战时期，刘亚楼又和林总一同在苏联的军校进行军事研修。解放战争时期，刘亚楼协助林总取得了许多次胜利，深得林总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