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青年·新思考丨“科学史研究实践与理论的互动”，10位青年学者新年之际的思考与展望

自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开创现代科学史研究以来，科学史领域内的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其与相关理论议题之互动。思想史弥补了实证成就史不关注“失败”的缺陷，社会史又弥补了思想史不关注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缺陷；历史路线的科学哲学研究揭示了原先科学史研究预设的本体论承诺问题，由此引发反辉格史、知识建构论等方向的发展；科学哲学领域内的实作转向（practice turn）又推动了关于物质工具及其实作、视觉、图像与文本文化的研究取向；对“单一文明只具有单一科学传统”的反思，又与古代科学文明之比较与交流、近现代全球科学史、跨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交相辉映；在以上一系列的互动之中，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历史地位和面貌。

本次邀请的十位青年学者，温心怡、晋世翔、朱浩浩、贾洪岩、张楠、任安波、宋元明、张蒙、沈宇斌、张瑞胜，分别从科学史学史、历史知识论、科学语境论、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公共卫生史、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角度，实践、推进并思考了与理论议题密切相关的多种科学史研究取向，充分展现了新一代学者科学史研究的新风貌。

"——朱一文

温心怡

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公众号“科学史图书馆”创始人

新史学史论纲

我们今天如何研究科学史的史学史？这是我过去一年主要思考的问题，暂记为论纲。

一、史学史不是保守的，而是激进的。很多人将史学史等同于对经典和大师的研究。相反，史学史存在的意义是不断挑战何为经典和非经典。Jim Secord去年新发于Isis的论文即证明了”科学革命“概念并不来自某些大师，而是来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性学者和美国的公共教育。

二、史学史不仅是现代史学史。一种长时段的史学史应当可以同时关注现代历史学和史学观念的前现代谱系。Lauren Kassell 2006年发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的论文即讨论了早期近代的魔法史书写，而我的博士论文导论则探讨这种书写如何与一战以来的祛魅叙事相关联。

三、史学史不能免于知识史的反身性检视。和科学史一样，史学史同样不是简单的进步史。史学史中的遗存、迂回、循环、无知，都是知识史研究的对象。我即将刊于今年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的论文就会探讨这样一个20世纪初两种早期近代转型叙事的冲突瞬间。

晋世翔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历史知识论

“什么是启蒙”——这个几乎等同于追问“什么是现代”的问题，1784年由《柏林月刊》设问，康德作答。整二百年后，福柯复又作答。两个世纪里，在“勇敢地运用知性”的号召下，科学技术彻底改写了世界的面貌。为此，柯瓦雷代表的科学思想史学派锻造了自己的问题：近代科学的起源。然而，无论将这场革命确定为16、17世纪现代哲学方案的彻底胜利，亦或是将其视为中世纪神学世俗化的结果，在福柯看来，都未能逃脱“单调的目的论”。随“普遍历史”转向“谱系学”，后现代史学放弃了历史的可理解性。偶然涌现的事件才是应该被标记和描述的对象。值得关注的是，本世纪以来，充分吸收了法国理论的科技史研究方法——“历史知识论”，较好地平衡了两个对峙的阵营。通过关注知识生产中的物质与行为，以及生命现象中的滞留，“可理解性”被重新界定。借助“无意向协调”，生命间的多元知识生产与实践，及其本体承诺都被纳入到科技史研究之中。

朱浩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

古代科学知识表达的复杂语境脉络

科学知识的表达并非脱离于语境，语境是形塑科学知识的重要因素。这已经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语境化研究路径（Science in context）等的大量实际案例研究与理论探讨反复证明、辨明。这一研究思路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有意思的启发处在于，深刻揭示古典权威、主流学术形态（儒学）、科学知识发展、地方性差异以及身份、时代等所带来的有趣影响。地方志既具有官方属性，又因其与皇权的距离具有自我表达空间。天文分野涉及到权威的制衡、地方学者的参与等因素。这使得中国古代地方志中天文分野知识是实践上述研究旨趣的很好切入案例。目前的工作也已经揭示出多重权威、不同儒学分支、时代学术发展以及学者自身的地方性对地方志天文分野知识的形塑。进一步，利用LoGaRT等数字人文技术，深入当时府县以及地方志编纂运作形态情境之中，结合不同时期编纂者心理变化、权威渗透的程度、不同时期地方志表达形态的变迁等，将会得到更为全面而有趣的认识。

贾洪岩

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讲师

回顾常识，探寻新知

中国数学史的建构主要依托于古代数学文本，但出于客观因素，古代数学文本被“发现和研究的顺序”（“研究脉络”）无法保证与其在历史上的“出现顺序”（“历史脉络”）相一致。因此，我们会遇到“研究脉络”与“历史脉络”相冲突的情况发生，即当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已经成为“常识”后，才发现了影响此问题结论的古代文本。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这种冲突的态度却是需要谨慎的，它既可以证明前人工作的正确性，同时也可能带给我们某些“新的认知”。回顾“研究脉络”寻找此类冲突，跳出已建构的“常识”，跟随“历史脉络”，回归“历史语境”，重新梳理、分析相关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从中找到新的研究点，构建新的知识地图。

张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

天度、器度与历度：中国古代天文实践的结构

描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方式有很多，而我最期待那些能够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渗透到每一个具体操作和实践的观察与思考。若以实践为视角，那么观星象、正天度、示昏明、验天运，可以被看作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独有的天文思维方式与运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人严肃观天的目标或许可以暂时被简化为以“度”为标准推求日月五星的运转之数。通过一系列可用天文工具进行区别的“程序”，观测之天转化为可以度量的模型之天。而对周天之体与可见之星的考察，不但生成了岁时、星度、宇宙论等天文知识，同时也是探求精准七曜运行这一古代历法重要命题的基本环节。由“天象”至“天数”，天文仪器作为物质桥梁，联通了古代的天空与历法、自然节律与社会生活，以及，文本与人。从这个不算全新但较少受到关注的视角，再次展开中国古天文学的时间轴，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新的理解与启示。

任安波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方法论专委会副秘书长、理事

中国古代科学传播与技术扩散的阶段及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应有贡献，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学技术传统与体系。中国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看待自然的方式和变革自然的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与独具一格的体系。早在人类文明的朝霞时期，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就自然地波浪式地向外扩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科技发展，并开启了传播自然知识和扩散技术的科普路径，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外传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我们有必要厘清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扩散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传播和扩散所具有何种特点，以及对世界文明所产生了哪些实质性影响。

宋元明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科技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科技史学会中国现代科技史专委会副秘书长

国际学术网络与地区科学发展：以中国近代土壤调查为中心

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成绩有限，其中土壤调查是被科学界公认得到较快较好发展的事业之一，它起步虽晚，但成果丰硕，不仅是当时中外科技交流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是近代中国耗时最长、国际影响最大的科学活动之一。这一成绩的取得有赖中国土壤学家的努力，更得益于近代国际学术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20年代世界范围的土壤调查活动以及“国际主义”的良好氛围为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地质调查所沿袭地质学的学术运作模式，聘请西方“客卿”协助中国学者开展土壤调查，有效地促进了土壤调查的国际化。将中国近代土壤调查事业置于国际学术网络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史的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20世纪科技知识的跨国流动。

张蒙

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惠康基金研究员

探索公共卫生史的内涵和价值

过去，相当一部分公共卫生史研究主要关注卫生技术的发展与演变。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仅关注技术发展可能难以充分反映公共卫生学科内对技术万能论的高度警惕，同时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关注不足。因此，新的研究正从多元的视角重新探索公共卫生史的内涵和价值。

一方面，学者们希望重新审视那些影响广泛的公共卫生学理论背后的预设和应用边界；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地探讨国家、社会、阶层、种族、伦理等因素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更有学者进一步将非人类的角色纳入考虑范围，从动物史、器物史、细菌史等角度出发，试图构建更具解释性的公共卫生史图景。

可以预见，公共卫生史在保持自身科学内涵的同时，将会大大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为人类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难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沈宇斌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迈向“全球科学史”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史领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全球转向”，从全球的视角来重新探讨现代科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从编史学的角度来看，这股转向虽然与全球史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但更主要的是科学史学科自身发展的产物，特别是建立在1990年代以来科学史“物质转向”和“空间转向”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呼应，全球史领域也开始酝酿“科学转向”，关注科学、技术、医学和包括疾病、动物、植物、气候和灾害等环境相关的因素在全球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为科学史与全球史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科学史与全球史这两个学科之间需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科学史”的研究和教学。

张瑞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跨国科技史：从跨国史视角加强科技史与传统史学的互通互联

科技史特别是近现代科技史的外史研究，关注点在于近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交互作用和关系，但是这些无形的关系需要放在实实在在的地区、国别、年代等场域中来分析，自然就会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战争、种族、性别等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议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虽然科学技术史与中国史和世界史有学科方向和研究关注点的不同，但在很多议题上这三者的研究对象相互交叉、研究方法互有借鉴。跨国科技史研究的目标和视角本身并不限制宏观还是微观，也不排斥国际科技交往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某种程度上跨国科技史研究可以“以小见大”把微观史的研究目标与更大的历史背景和议题相结合，实现“碎片”和宏大的历史叙事的交互。全球化跨国化的科技史书写更多是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科技史的有益补充，是一种对于外向性和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期盼和追求。

编者语

新年之际，邀请青年学人分享研究与思考，是三思派过去两年形成的一个新系列。今年继续。这个系列的每一篇文章，由一位召集人，邀请10位青年学者，围绕同一议题展开讨论。与过去两年相比，今年每一篇的议题更为聚焦。参与的每位青年学人在300字内，分享与议题相关的——自己过去一年的研究心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进展或者问题、在新一年的探索计划。期待青年学人精心打磨的300字，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引发更多的讨论。

HELLO 202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本文由“三思派” 特邀中山大学哲学系朱一文教授 牵头组织和编辑。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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