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在一个名叫乌宿的湘西寨子里，住着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年妇女。她与朴实的乡下丈夫在破船上度日，生活异常艰难。
她的日常穿着是不合身的白色旗袍，手中总夹着两本精装的外文书。她常常独自漫步河滩，或是坐在酉水边长时间沉思。
贫困的生活使她的容颜苍老，白发丛生，精神状态也变得异常，她的行为怪异，表情呆滞。破旧的旗袍和书籍在她身上显得有些滑稽，但无人能理解她的孤独和坚韧。
村民们普遍认为她是个女疯子，被孤独的男人带回当了妻子。殊不知，她曾在上海学过法语和英语，在青岛读过大学，与萧红有着紧密的联系。
家人亲切地唤她“九妹”，她的二哥就是备受赞誉的作家沈从文。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写下九妹的故事，因为她的生活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身份：沈从文的妹妹和乡下人的疯妻。
然而，九妹的故事却丰富多彩。虽然她已经离世60多年，但人们对她的命运依然感到惋惜。 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九妹是一个备受宠爱的角色，其中充满了血缘亲情的叙事。
1920年至1940年间，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笔触，创作了包括《蟋蟀》、《往事》、《玫瑰与九妹》、《占领》、《生之记录》、《画师家兄》、《堂兄》、《黎明》等众多作品。
他的作品中，不仅描绘了自己与家人的生活点滴，更把亲人一一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作品中，除了母亲外，最常出现的角色便是他的九妹沈岳萌。
这幅一家人的合影，记录了沈从文与他的六弟沈荃、母亲黄素英、九妹沈岳萌以及大哥沈云麓的亲情，也见证了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生动和真实。
在《玫瑰与九妹》中，她是家中的宝贝；在《炉边》中，九妹聪明伶俐，二哥和六哥的夜宵请求总是由她传达给母亲；在《三个女性》中，九妹和丁玲、张兆和一同前往青岛海滨，热切地讨论着诗歌与哲学……沈从文的母亲一共生育了九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个：大哥沈云麓、大姐沈岳鑫、二哥沈从文、六弟沈荃、九妹沈岳萌。
沈从文曾说：“九妹因年纪最小，备受全家人疼爱，尤其是妈妈的宠爱。”沈从文的祖父以马草贩卖为业，随田兴恕的军队参与湘军攻打太平军，取得功绩，后任贵州提督，但不久去世，留下了一份荣誉和产业。
因此，沈家算得上是一个小康之家，每年稻米产量达到300担，生活富足。家人的疼爱和照顾，使九妹培养出纯真烂漫的性格。
沈从文的家族和他自身都是通过从军走出了湘西的贫穷和教育不发达。他在14岁就开始了自己的从军生涯，跟随部队在全国各地流浪了五年。
直到1922年，他才决定辞去军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去了北京学习新文化。
沈从文困居潮湿的小屋，忍饥挨饿，矢志于写作。九妹年仅10岁，生活在贫苦中，但母亲仍竭力呵护。1925年，在郁达夫和徐志摩等文坛前辈的推荐下，《晨报副刊》开始刊发沈从文的作品，60多篇文章陆续发表，稿酬也由每月4元涨到了12元。
1926年，沈从文发表了70多篇各类作品，正式迈入了职业作家的行列。次年夏天，他的母亲和15岁的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他。
九妹一直陪伴在沈从文左右，直到1945年被送走。这一改变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沈从文回忆说，小时候，六弟背书总是记不住，而九妹只是随意听听，却能记住。
九妹的梦想如此之高！
沈从文与九妹相差十岁，尽管离家多年，他对九妹的印象仍停留在她年少时期。因此，当十五岁的九妹来到北京投奔时，他充满期望，希望她能像才女林徽因或凌叔华那样，出国留学，成为一位女学者。
沈从文与翻译家王际真有着深厚的友情，当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沈从文经常和他通信，信中反复提及对九妹学业的规划：“如果有机会，有一种巧遇，我真的希望她去法国或美国，学习一些与读书无关的技能，比如跳舞或其他东西。
在中国，我每年会给她寄1000块钱，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为她创造一个新的命运。”
沈从文未曾踏足大学之门，他在文学道路上历经艰辛，把他的未竟之志寄托在了他的九妹身上。正如巴金所说，沈从文是自学成才的，因此他极其渴望能在妹妹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希望她能了解他所好奇但并不完全了解的知识和事情。
为了给予九妹更优质的教育，沈从文选择了前往上海。
1929年初，身为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担任大学讲师。不久后，沈从文写信给胡适，请求允许自己的妹妹成为公学的旁听生。
尽管沈从文在公学的月薪约为150元至170元，待遇相当不错，并且他的大哥沈云麓在8月份来到了上海，把生病的母亲带回了家乡，使得家里的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感到经济上的困窘。
沈从文热衷于行善，他的慷慨不仅体现在为九妹支付数学补习费上，还聘请了昂贵的外籍教师教授她法语和英语。兄妹俩住在老弄堂里一个漏水的小房间里。
为了增加收入，沈从文在寒冷的天气里裹着被子，尽管鼻血直流，仍坚持不懈地写作。然而，九妹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只沉迷于阅读一些通俗的爱情小说，学外语也十分困难。
九妹在沈从文的扶持下，完成了一篇署名为《我的二哥》的文章。沈从文在给王际真的信中透露出对九妹的深深忧虑。
九妹在上海的一个法国人那里学习英语和法语，尽管她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换了地方和老师后，就像是重新开始一样，让人感到她特别为了那些老师而进修。
沈从文一方面为自己的快乐忧虑，另一方面也担心九妹的未来，他对此感到烦恼，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
沈从文似乎是一位望女成凤的家长，他坚信只要提供适当的机会和知识，九妹就能成为像林徽因那样才华横溢的女学者。
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九妹在湘西乡下成长时所受到的熏陶无法抹去，而林徽因则在父亲的陪伴下周游欧洲，接触了丰富的文化。
在这群人中，九妹既感到压力，又感到欣喜。她为了满足二哥的期待和自己平庸的状况感到焦虑，但同时，也因为她结交了二哥的朋友们，而认识了许多杰出的文化名人，她的视野因此得到了扩展。
尽管存在差距，但九妹心中怀揣着崇高的追求和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哥哥沈从文成功与张兆和结婚，九妹已经21岁，学业和事业并无多大突破的情况下，她依然选择跟随哥哥和嫂嫂。
新嫂对这位文静秀丽的小妹妹非常友善，与沈从文一起为九妹挑选合适的对象。然而，当他们找到了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夏云作为人选，九妹在与他相处多次后，对他的求婚表示了不满，并婉言拒绝了。
九妹以沈岳萌的名义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我的二哥》其实是沈从文代笔的。沈从文在写给王际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和困扰：“她在法国人那里学习英语和法语，虽然她在公学学过两个学期，但换个地方和老师就像重新开始一样，似乎只是为了那些老师而读书。
想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我更加担心她的未来，内心十分矛盾，真不知如何是好。”
沈从文深信，只要为九妹创造足够的机会，灌输知识，她就能在学术领域中无往不胜。然而，他似乎忽视了九妹在家乡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对于世界和自我认知的局限。
相较之下，林徽因已经跟随父亲游览欧洲，拓宽了视野。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九妹与左至右的巴金、九妹、沈从文、张兆和和允和一起，虽然对世间生活的平凡感到沮丧，却也结交了一群才华横溢的文化名人。
九妹和刘祖春在湘西的相遇是无法忘怀的。1934年，刘祖春在北京找到沈从文，希望得到在京读书的资助。据刘祖春后来的回忆，他和九妹初次相遇的情景是：“我这个刚从家乡来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看到沈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走了出来，微笑着站在那里。”
每到周末，刘祖春都会去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心意，常常寻找机会让他们独处。尽管他们从未明确说过爱，但是内心的羞涩和默契已经暗示了一切。
1937年夏天，刘祖春大学毕业，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成长为一个关注国家和人民进步的青年。
在卢沟桥事变后，他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抗日的决心。刘祖春怀抱崇高理想和抱负，而九妹却对此有所不解。她沉迷于爱情小说中的虚假幻想，九妹深信：“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紧紧跟随。”她的坚定如二哥一样，任由他为她承受辛苦，她永远是被精心呵护和保护的小花朵。
刘祖春明白这是一条牺牲生命才可能走的路。面对九妹深情的眼神，他却选择了退缩。1937年7月27日，刘祖春匆匆来到沈家，他没有回应九妹关心的眼神，只是开口向张兆和借了20元钱路费，便匆忙离开了，从此音信全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