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历史上的著名君王,涅瓦王亚历山大曾说过一句话,“神不在力量里,而在正义里”。
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哲学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别尔嘉耶夫意味深长地说,“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在于,俄罗斯政权并没有忠实于这句话”。
别尔嘉耶夫(1874-1948)认为,俄罗斯民族与犹太民族都具有极化性和矛盾性,都有“弥赛亚意识”(救世主义)。俄罗斯经由近代扩张,膨胀到一个几乎填满了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个体,其民族意识和原则就同时涵盖了东方性与西方性。
不仅如此,俄罗斯的心灵形态基础主要由两个对立原则组成:“自然的、多神教的狄奥尼索斯力量和苦修主义-修道式的东正教”。这也使得俄罗斯民族性格呈现对立的性质:
专制主义,国家扩张,对应的无政府主义,自由;
残酷、暴力倾向与善良、仁爱、温柔;
恪守礼仪与寻求正义;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
民族主义、自夸与普世主义、全人性;
末世论-弥赛亚主义的宗教性与表面的笃信宗教;
寻神,战斗的无神论;
谦卑与蛮横;
奴性与反抗。
这就是为什么扑灭了拿破仑战争以及之后欧洲大陆许多民族国家起义的沙皇军队,军官却自然而然地接纳了英式和法式的自由主义,致力于传播自由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思想,总是呈现出一种颇具分化性、分裂性的特征,既能让人轻易发现以无个性集体主义呈现的秩序美学,但随时又包含极致化的个性自由色彩。
曾有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将俄罗斯这种性质上的割裂、对立,定义为俄罗斯对于欧洲思想以及蒙古占领时期东方思想的分别接纳,但这显然是过度简化,甚至是扭曲了事实的结论。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理念》一书中就谈到,莫斯科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最让人窒息。而基辅时期、鞑靼人统治时期以及彼得堡时期相比都要好得多。尽管人们认为19世纪的俄国因为沙皇统治权威的彻底确立,这种统治甚至神秘化、绝对化,但同期俄罗斯思想和文化精英的思考却令人叫绝。
在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中去实现独立思考,从宗教的一些神秘化仪式以及不同民族的传统民俗中去寻找供个性自由成长的空间。这看似不够显示,在割裂中加剧人自身以及群体的内心分裂,但恰恰与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相吻合。以沙皇俄国旧疆域为基石建立起的苏联,之所以如此热切地进行革命扩散,这其实与先前沙皇俄国自承基督教正宗(东正教)相信自己才是普世王国、对于推广宗教秩序和正义有着不容退却的使命有关。
所以,无论是19世纪的沙俄(一直到1917年),还是苏联时期,以及1991年后重新以独立国家面世的俄罗斯,宗教和世俗共同支撑的最重要价值信念就是正义,并由此与民族的弥赛亚意识有关,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促成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真正解放,才能重建一个良好的世界。
也正是基于此,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历史上的其他强力改革者,都会发现在俄国推行改革乃至幅度更大的变革,颇具难度,但要比亚欧大陆上的其他很多国家的改革、变革容易得多。人们会倾向于相信这种变革带来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是迎向救世主降临的必要步骤。
《俄罗斯理念》书中甚至指出,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西方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很不利的结果,因为这使得知识分子精英开始脱离俄罗斯文化传统,与俄罗斯的人民拉开距离。在20世纪,革命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都展现了自己的华丽想象力,以及基于科学逻辑所展开的演绎,但其中很多人也不免重蹈19世纪先辈的覆辙。
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俄罗斯历史上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往往并不是其文化和思想以及科学上造诣多么深,而是其具有最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就像书作者提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又表现出顽固的民族主义立场,看不起犹太人、法国人和波兰人。
所评图书:
书名:《俄罗斯理念》
作者:(俄)别尔嘉耶夫
译者:张百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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