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语版《繁花》出圈，方言影视如何避免成为“小众的狂欢”

近日，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热播。虽然存在沪语版和普通话版两个版本，但因众多网友认为“沪语版还原了本真的上海味道，更具海派风情”，而更加出圈。

《繁花》以外，电影《爱情神话》《罗曼蒂克消亡史》、话剧《长恨歌》、沪剧《雷雨》等，也是较为出圈的沪语艺术作品，不仅带火了沪语文化，也生动展现了不同年代的上海地域文化特色。

除了沪语，近年来出圈的其他方言影视也越来越多，例如2022年电影《人生大事》里，演员朱一龙操一口正宗武汉方言，尽显市井烟火气与小人物的平凡际遇；2021年电视剧《山海情》中的宁夏方言令观众直呼“上头”；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中，西南地区官话将电影的幽默风格与乡土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方言影视为何会兴起？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如何平衡？方言影视如何避免成为“小众的狂欢”？

方言影视，从小众到流行

根据方言在作品中的存在方式，方言影视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纯方言作品。例如，在贾樟柯的《小武》《站台》《江湖儿女》等电影中，山西话是通用语，也是意义符号。一个又一个来自山西小县城的人物，构成了贾樟柯的电影宇宙。

第二类是以普通话为主，巧妙夹杂其他方言的影视作品。方言与普通话、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对比，真实展现了人物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以夸张和戏剧化的方式隐喻现实。

第三类是多种方言的混杂。例如，电影《疯狂的石头》包含重庆话、四川话、天津话、河南话等在内的十余种方言和方言变种，堪称方言大杂烩电影。方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不同背景，也折射出彼此思想、文化上的差异。

方言影视最初仅在地方电视台和先锋导演的文艺影视作品中出现，发展至今，票房电影和流行文艺作品也对方言青睐有加，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方言可以增强人物的表现力。语言是人物形象的外化和出口，与人物的性格、气质和风度紧密相连。方言一出，角色立体感倍增。

其次，展现地域生活的原生态面貌。方言中有无法翻译的语音和语调，词汇和表达，正如《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所言，“方言是一种味道，最能代表地域的一种滋味。”

再次，投资出品方的本地化助推方言影视。各地都在增加影视创作的投资，促成了大量有地域特色、用方言表达、反映本地风貌的影视作品。

最后，自上而下保护方言资源愈发受重视。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全国的语言方言开展调查、记录、保存和保护工作。

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需要找到平衡点

方言在影视作品中运用得当，会有加分效果，然而不当的方言运用与方言影视的泛滥，也会带来问题。

21世纪初，影视创作曾出现一股“方言热”，催生出部分方言使用失范或方言滥用的作品。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限制方言剧的通知；2009年，国家广电总局重申“限制方言令”：除地方戏曲片外，电视剧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普通话。

近年来的方言影视发展，并非受到百分百好评。有网友抱怨“没想到看国产电影，居然也要看字幕了”。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认为，方言影视的流行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方言为观众设置理解门槛，制造区隔。相比更接近普通话的北方方言，非沪语区听众由于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沪语的理解上，从而影响观影体验。

其次，方言影视受众窄导致商业效益低。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统计，电影《爱情神话》虽然在上映时期热度很高，但其主要票房来源是吴语所覆盖的江浙沪地区和一线城市，被一些网友批评为“圈层的狂欢”。

再次，方言元素与影视作品内容不适配。2019年的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中的方言使用，曾遭到网友批评。方言元素的堆砌带来的并非代入感和共鸣，而是不适。此外，方言考验演员功底，蹩脚的方言发音会让观众出戏。

最后，方言被过度标签化。研究表明，影视剧中反面形象的“无业游民”多为西南官话使用者，“农民”多为中原官话或东北官话使用者。当某一方言品种与人物的社会特征形成紧密关联，容易加深受众对方言及其所属地域的刻板印象。

对此，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认为，方言与地域文化相得益彰，用得好可精准传达城市韵味。影视剧出圈带火地方文旅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而方言是城市文旅部门着力打造的文化景观，可以提升游客对地方文化的认知程度。但影视作品不该以刻板印象的方式来使用方言，应该破除对方言的文化偏见。

为防止难懂的方言为听众设置门槛，可采用普通话、方言双语版的形式，满足不同受众需求，让文化作品走进大众，避免小众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