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只能是上海的故事

没有方言的《繁花》，必定寡淡无味，也就不是上海的那个《繁花》了。

撰文丨任大刚

中国当代影视剧在讲述的当代故事时，有个独特现象，在数百座有名有姓的中国城市里，能够指名道姓，不时作为故事背景地的城市，大概不会超过5座。大量影视剧的故事背景地，都是“滨海市”“滨江市”之类的虚拟捏造地名。

上海大概是这5座城市里，经常可以作为故事背景地，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事背景地的城市。

有名有姓的故事背景地，使创作表达的深度和广度迅速拓展。

近者如《繁花》，堂堂正正的方言，真真切切的地名，作者便把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栩栩如生呈现在读者面前；远者如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等，地名和方言水乳交融，你不用看史料，就可以身临其境四川保路运动的民间社会。

《繁花》只是，也只能是上海的故事，哪怕你把它放在最靠近上海的大城市苏州，也不行。《死水微澜》也只是成都的故事，你把它放在重庆，同样不行。这是独一无二的城市故事。

▲电视剧《繁花》剧照（图/豆瓣）

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周星驰的片子，粤语版和普通话版的很多笑点并不一样。语言，是思维和行动的内核。

杠精同志会说，好莱坞不也在购买别国故事进行拍摄么？我只能说，人文艺术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更多是趋势判断，全称判断不多的。我只是在说明其中一种现象而已。

01

交代完《繁花》方言写作（及影视）的特殊之处，我才能来谈谈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所看到和理解的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

1992年初秋，我第一次走出成都平原，第一次走出四川，第一次坐着火车进上海，虽然自信按照课本上学习的地理及地图知识，能够自己找到学校，但心情还是忐忑不安，甚至有电视剧《上海滩》带来的一丝丝恐惧，因为早到一天，没有人在火车站接待，得自己摸到学校。

一下火车，热浪扑面，顷刻之间大汗淋漓。刚走出火车站，一个中年男人迎上来，用蹩脚的普通话问道：来上海上大学的吧？我不置一词。

他又继续问，是哪个大学？给我15块钱我送你过去。我虽警惕，但也不相信他会把我这个男的怎么样，再说，我的钱都缝在内裤上，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还能扒了我的裤子不成？

学校的报到资料上说，到学校要转两三次公交车，麻烦自不待言，再说行李也很重，也没有打出租车的经验。于是我勉强答应。

我以为他会有个三轮车之类的运输工具，其实没有。他要我交了钱，然后领着我七弯八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公交车站。两人一起上了车，他要了我5毛钱，帮我买了票。

图/网络

两节头公交车开起来摇摇晃晃，大中午天气炎热，车里也没有空调，拥挤不堪，人声鼎沸，此起彼伏，但我一句都听不懂。

语言如一道玻璃幕墙，隔绝彼此。此前从未听过上海话，也没有听过吴语，置身这种环境，孤独感扑面而来。

向车窗外望去，街道两旁除了成片成片的低矮房舍，也零零星星间杂一些几层高的楼房。这个街景，跟我们的省会成都没什么两样。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上海滩？反特故事片中那个灯红酒绿的上海呢？我甚至有些后悔来上海。

也不知道公交车停靠了多少站，那个带路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下车了。我于是提着笨重的行李，跟着他下了车。

他带着我找到另一路公交车，等一会又上了车，坐了一两站，又下了，找到另一路车，向我交代说，只剩下两站了，让我自己乘车过去，然后就走了。

图/网络

我有一种被人占了便宜的感觉。

果然，我自己坐车，错过了一站，只好倒回来走了一站地，满头大汗，累得气喘吁吁。

这是接触的第一个上海人。他应该没什么正式工作，就是成天蹲守在火车站混口饭吃的底层老百姓。不过一算账，他每天只要有几单生意，每个月的收入应该跟大学教授不相上下，想想也是蛮惬意的。

这就是那时候上海人给我的第一印象——脑子灵活，肯吃苦，会挣钱，有些小小的狡黠但有底线。

02

我提着笨重的人行李，不用刷脸刷身份证，也无人查问，就堂而皇之进到学校。校园里很安静，我打算到办公楼里去问问，应该住在哪个宿舍楼。

林荫道上，恰好遇到一位雍容的中年女士，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蔼地问我，同学，你是新同学吗？我用蹩脚的川普回答说，是的。她又问，是哪个系的啊？我回答说，是哲学系的。

这位老师更亲切地说到，我叫欧阳萍，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带你去找你们辅导员。

一路上，欧阳老师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并交代一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

这是我接触的第二个上海人，她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学校的基层干部，尽心尽责，热心助人，给人一种相处起来很舒服的感觉。这大大舒缓了我对这座特大城市的恐惧。

03

沿着校园小径，走了数百米，到了一座宿舍楼下，欧阳老师远远地看到一个高大英俊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挥了挥手说，小郁小郁，你的学生来啦。

被叫做“小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大眼镜，端详我一秒钟，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叫出我的名字，并做了自我介绍叫郁振华，是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已经看过我们全班同学的档案，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特征——后来的历史表明，我们的特征在上下几届的同学里，果然是比较鲜明的。

郁老师是我接触的第三个上海人，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正气、睿智、一丝不苟、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人做学问，对我们这些学生持续着二三十年的关怀，对我们这些远方的游子产生一种类似于“家”的向心力。迄今为止，他取得的那些个“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之类世俗名头，皆不是形成我对他崇敬的原因。

这大概就是人格魅力。

04

我的朋友陈季冰老师也是上海人。有一次，我们看到有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站在那里，我对季冰老师说，那几个人里，只有那个上海人不是油腻大叔。季冰老师深以为然，并把我的这个看法转述给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深以为然。

上海人的特点，是比较鲜明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上海人口从800多万增加到2400多万，上海方言已经从主流变成了边缘，普通话一统全城，个性就有了泯灭的可能。就此而论，《繁花》似乎有些语言化石的意义了。

我不希望，一种文化随着其语言的消失，被逐渐稀释，最终消失。

所幸，上海还有它立体和复杂多元的文化个性。《繁花》这本书并不薄，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切片。我最初接触的3个上海人，以及后来接触过的“老”上海人，在书中也罕有对应角色。但是他们的作派，又都显示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精神上相通的的文化特质。

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方言的《繁花》，必定寡淡无味，也就不是上海的那个《繁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