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藕，这位钱币收藏大家竟有一个“钢筋水泥”梦

文丨李晓华

施嘉幹一生倾注大量心血收集、研究中外近现代钱币，其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2000年，根据施嘉幹遗愿，他的家人将4000多枚珍稀钱币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遂以此为基础设立“钱币馆”，并将他的名字镌刻在馆名之下。此外，施嘉幹还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的建筑经历和收藏经历一样非凡可贵。

第一桶金：承接荣氏家族铁路桥

施嘉幹又名施衍林，祖籍江苏吴县。1898年，他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祖父是老介福绸布店店员，父亲是店里的送货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庭陷入困境，施嘉幹遂投奔山东舅舅家。在青岛读完中学后，施嘉幹就读德国人办的特别高等学校德文速成班。1914年，他考进唐山路矿学校学习结构专业。唐山路矿学校创办于1896年，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也是我国最早设有建筑和土木结构专业的高等学校。毕业后，施嘉幹留校做了两年助教，1919年回到上海。他先在美商慎昌洋行实习，后到华丰纺织厂担任工程师。

1921年，施嘉幹考取公费留美深造，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结构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在铁路系统从事建筑测绘工作。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中外实业家纷纷投资建厂，交通设施、工业建筑成为首选项目，需要大批建筑技术人才，施嘉幹因此顺利进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荣氏家族工厂工作。

1931年前后，荣氏的申新纺织公司和面粉公司，向上海铁路局提出修一条厂区之间的铁路专线。申新纺织公司所属工厂位于今长宁区周家桥地区，地处苏州河南岸，占地近30亩，工人近万人；面粉公司位于今普陀区莫干山路，工厂车间沿苏州河一字排开，有工人上万人。

铁路局批准后，厂方前期测量交给施嘉幹去办理。经过测量，施嘉幹发现修铁路距离虽不长，但工程门类不少。最近距离只有三公里，但不仅要修一座过河的铁路桥，还要在厂区内设火车站房，并要在站房附近建仓库。

新中国成立前，苏州河上唯一一座铁路桥

荣家一开始找到外国建筑设计师谈设计，听说费用要占到总造价的7%，便有些犹豫。见状，施嘉幹说服荣家由他来设计，设计费只收人工和材料成本费，另外，需要打交道的事他全部负责解决。荣家听了很高兴，立马答应。施嘉幹运用他学到的建筑结构知识，以及他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经验，很快完成了设计任务，包括铁路线路、越河铁路桥、仓库、站房全套设施。这条铁路和铁路桥建成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上海市中心唯一的在厂区内修的铁路专线，这座桥也是市中心唯一的跨苏州河铁路桥，1997年，该桥在原址上改建为凯旋路桥。

凭借这“第一桶金”，施嘉幹于1925年创办设计事务所大昌建筑公司。大昌公司开业初期规模很小，主要业务是配合较大的设计事务所做结构设计，从中收获业务关系及人脉。在这一时期，施嘉幹结识了知名建筑师范文照、赵深、陆谦受等人。

营造近代上海第一幢工业高层建筑

1934年中国银行大楼设计效果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工业建筑伴随着经济贸易发展出现了新阶段，民族资本异军突起，设计业务也打破外国设计师一统天下的局面，大部分改由中国建筑师承担设计，这给大昌公司带来机遇。施嘉幹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到工业建筑上，经营范围里加上施工业务，大昌公司逐渐成为集设计、施工于一体化的建筑公司。

1934年，当年中国最大的华资银行中国银行，在外滩开工建造总部大楼。大昌公司参与部分结构设计；当时中国银行存贷款最大业主是纺织业，1935年，中国银行与纺织业的厂主合作，准备造一座上海最大的仓库，地址选在苏州河边（北苏州路1040号），计划容积达11层，高60多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供纺织厂存储产品。这座仓库设计、施工的任务也交由大昌公司承担。

这样一幢工业高层建筑，在当时全中国都没有先例。大楼每层楼都要堆放货物，还要装有电梯和货物起吊运输设备，其结构整体受力程度超过上海滩任何一座建筑。设计图纸通过后，施嘉幹组织施工，并找到吴世鹤担任此项任务。吴世鹤，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结构专业毕业，1931年加入大昌公司，参与设计过纺织厂、面粉厂、中国银行分行等建筑。先后在上海、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担任铁路桥梁、军事营房、车库等工程的现场监工。

苏州河边原中国银行仓库今昔照片

中国银行仓库工程施工难点是深基础和主体结构。施嘉幹和吴世鹤又请来上海最知名的基础工程公司康益洋行承担大楼地基施工。他们采取的是木桩上面做箱形基础的办法，先在大楼底部中心区打入木桩，木桩长约60米，采用两根衔接的新工艺。木桩打完后，再在四周打入钢板桩做成一圈围堰，在围堰中挖出一个4米深的基坑，深坑里绑上密度高强的钢筋，浇筑混凝土，做成箱形基础。上部结构采取的是梁柱一体的混凝土框架结构，用专门设计的木模板，在现场搅拌混凝土，半个月便建成了一层楼。

吴世鹤作为现场工程师，同时又是钢筋总监，对钢筋的“配筋”比例和水泥配料比例日日查，决不许偷工减料。施工一年多，中国银行仓库就完工了。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大楼仍然屹立在苏州河边，与一般的灰黑为主、简单粉刷的仓库建筑不同，富有艺术感的建筑立面，清水墙面，红砖立柱，还有半挑出的阳台，虽经几次改造，但风采依旧，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战时工程：修筑军港助力大后方

浙赣铁路上的机车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红红火火的建设高潮很快被日本军队的炮火打断，大昌公司也没能幸免。施嘉幹没有像多数营造厂那样关门歇业，凭借在上海滩从事工业建筑积累的经验，他把目光瞄准了内地。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制定了抗战的“战时工程”规划和后方经济建设规划。施嘉幹主动和铁路系统、航空系统以及资源委员会取得联系，作为这些部门主要工程承包公司开始了新事业。

1934年，浙赣铁路玉南段梁家渡抚河大桥开工，大桥是座铁路桥，主桥总长502.7米。抚河有一条支流，需要造一座长150米的铁路桥，共13孔，桥墩14座。大昌公司已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装备，还从上海带过去一批能潜水作业的工人，便承接了这座桥的桥墩工程。施工过程中，遇到几十年未遇的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洪水淹没了抚河两岸的道路，水泥、钢筋、砂石运不进去，工地只得停工，待洪水退去再开工。工期一再延后，公司亏损巨大，但最后还是完工了。铁路桥建好后，大昌公司又承包了航空委员会所属的南昌半地下的机库、飞机修造厂、飞机驾驶员宿舍等“战时工程”，施嘉幹派出叶锦洪、江馥存、毛多松等工程技术人员参建，每人负责一个工程，完成得都很好。

国民政府在江阴长江江面以沉船阻塞航道

不久，国民政府计划在江苏江阴扩建军港工程，可以进出鱼雷快艇，准备阻击日军军舰。工程由大昌公司和荷兰一家公司合作施工，开挖人工河道，修筑港区。荷兰公司负责水道作业，大昌公司负责岸上工程。一期工程做好后，军港曾停泊过鱼雷快艇，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这些鱼雷快艇出动配合中国空军重创日本军舰“出云号”；二期工程建到一半时，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荷兰公司先行退出，之后守卫军港的国民党军警也跑光了，只剩下施工的大昌公司工人，直到最后才撤走。此时施嘉幹还不知情，正在上海为试制护港水雷到处奔波。不久后，江阴被日军占领，军港被毁。

抗战胜利后，施嘉幹回到上海，开设华新建筑设计事务所。新中国成立后，施嘉幹先后在国家纺织工业部、建设部、中国建筑科学院任职，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工程师，并在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河南郑州棉纺厂担任技术总负责人。他提出并参与设计的大型厂房预制装配法和三角锯齿形屋面等成套技术在工程上成功运用，被国家级机构评为创新型、成熟的技术标准。除此之外，施嘉幹还撰写了大量建筑技术方面的著作，晚年还与著名建筑师王华彬等合编出版了大型词典《英汉土木词汇》。

虽然生活上享受高干待遇，但施嘉幹从不讲究，上下班不肯让专车接送，只乘公交往来。20世纪50年代，他把营造厂和事务所的资产全部无偿捐给国家，20世纪70年代，还捐出积蓄1万元在中国建筑学会设立奖励基金。

据施嘉幹同事回忆，1975年初，施嘉幹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作的关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报告后，心情非常激动，连夜准备讨论发言，因过于疲劳导致旧病复发，第二天不幸去世，享年79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