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949年8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看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不可避免，有心争取和平。次月，张治中受毛泽东委托致电二人，劝其迅速起义。9月25日，陶峙岳率新疆驻军近十万人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通电起义。自此，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
陶峙岳将军
兴隆山上
一九四七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代表人物先后由迪化(现乌鲁木齐)全部撤返三区，新疆重新出现僵局。张治中认为自己再没有驻在迪化市的必要，同时感到自己远处塞外，对国内和平大局无法顾及，所以在同年九月飞返兰州。但是矛盾又来了。西北行辕是要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命令的，而张治中一生主张国共合作，从未和中共作战过，回到兰州，使自己处于极端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把行辕的具体工作交由陶峙岳(后来是郭奇峤)负责，自己躲到兰州城外六十多公里的兴隆山上去。
兴隆山是名风景区。山深林密，草木葱笼，山泉清澈，溪流潺潺。北山腰建有一楼一底别有风致的蒋介石的别墅，张治中就住在这里。对山是成古思汗陵，西面是高耸的马鞍山，东面是古色古香的跨河木桥，景物美好，环境清幽，颇有世外桃源之意。
张治中在兴隆山先后住了一年多，其间虽多次到南京、一次到西安，还旅游苏、杭、台湾等地，但主要落脚点仍在兴隆山上。他在山上对时局反复研究，认为蒋介石必败，国民党必败，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电约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由迪化飞兰州，在兴隆山上开了两天秘密的会。最后张说： “既然一定失败，何苦拖累人民!我现在主要是想，西北人民对我如此热爱，对我寄予期望，我一定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只有准备和平交代(当时不用‘和平起义’这个词，而说是‘和平交代’或‘和平转变’)，使人民减少无谓牺牲，地方元气少受损伤。”
大家同意张的分析和决定，回到新疆去分头做准备工作。张另外写了一封万言书给蒋介石，痛陈利害得失，作最后的努力。信由郭寄峤带到南京给蒋，蒋不置答。同时，张还约见了陶峙岳，把此信让陶看了，并把和刘孟纯等研究的结果告诉了陶。
不久，张治中又想到宋希濂、麦斯武德不去，新疆和平交代不可能。其次，秘书余湛邦为他草拟文件时，张对余说： “在伊方看来，宋是我的亲近助手，殊不知宋对我的和平政策却是一个严重的抵触者和反对者。他的一些错误行为，使得我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非常棘手。”谈到麦斯武德时又说： “麦斯武德过去给我印象相当好，没想到一旦当了省主席，毛病就全暴露出来。首先表现得既顽固又低能，用人唯亲，受少数人包围。不但反苏，而且逐渐反汉、反中央(接指国民党)。甚至提出‘高度自治’，企图脱离祖国。”因此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治中就下决心撤掉宋希濂，让陶峙岳到迪化以行辕副主任兼新疆警备总司令；呈请免去麦斯武德的省主席职务，以包尔汉代替。这是个重大的决策，宋、麦两人不去，新疆要和平交代是不可能的。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张治中还在兰州不断发表讲演报告。为和平交代制造舆论。他在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长篇的讲话，指出“我们的病根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他在甘肃省第一届参议会第六次大会开幕典礼上，更以《认清病源勇敢革命》为题发表讲演，进一步指出当前的根本性问题和土地问题，如不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不把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扫除，还谈什么革命!同时还多次召开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各阶层人士的座谈会，引导他们讨论时局问题，使人家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一旦和平转变时大家心中有所准备。这些不寻常的言行，颇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注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治中向来很少任用私人，到西北后却一反常态，让他的女婿周嘉彬率领一二0军由陕西调到兰州来，并充任兰州警备司令。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着。
北平策划
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治中对时局声明》为分界线，张的态度已非常明确。他曾一再征询属下的意见，余湛邦等人力主他返回西北，以前的部署不能让他前功尽弃。
同年九月，毛泽东主席请张治中到中南海告诉他：解放大军已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新疆省军政负责人，劝他们起义。还说：我们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张治中异常兴奋地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新疆和我通讯早已中断，怎能联系?毛主席说:不要紧，我们已派了邓力群同志到达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去电可以由邓转到迪化。
张治中马上发电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告诉他们:当前大局已定，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并准备参加新政协，希望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为全省人民官兵的利害着想，排除一切困难。当机立断，采取周密措施，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必要时以我的名义电告军师旅长和军政干部，使他们了然接受。我将于不久返回新疆一行。
上电发出后，张冶中又想到许多具体措施，单独给陶峙岳去电。当时判断，伊、塔、阿三区方面已无问题，只要对苏联领事保持接触，以便和三区取得联系就行。主要问题仍在马家军。如果马步芳驻兰州、青海弃守前率领部队入新，和他在新疆的骑五军合在一起，则起义就很困难。因此嘱陶密切注意马步芳的动态，并派人对骑五军军长马呈祥多做工作。同时密令周嘉彬、黄祖勋、王治岐三军部队控制在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玉门一带，以阻止马步芳入新。
其次，考虑到驻新疆部队中有两军六师都是胡宗南的所部，其师、旅、团干部大多心向胡宗南，坚持反共，不愿起义，或意图返回关内，和胡的残部靠拢，因此必须利用矛盾，分别分化争取。再次，保守派必然反对起义，因此要晓之以利害，临之以威武，劝他们离开新疆或安守家园，不许乱说乱动。又次，对美、英领事馆人员，行动务守机密，慎防从中破坏，但应按国际惯例，保证其安全，不使乱动。陶对此一一照办，妥善谨慎处理。
张治中又想到一二0军和周嘉彬。解放大军进攻兰州时，周率领全军沿河西走廊向新疆西撤。张写下亲笔信派专人送往河西前线，要周在适当时机宣布起义。毛主席电告彭德怀司令员，对周军采取跟踪尾追，逼其起义，不采取攻击歼灭行动。但周边逃边谈，直到酒泉才全军参加起义，周本人却坐飞机飞往香港，到一九五0才回到北京来。
新疆处境特殊
新疆情况特殊。论位置，则孤悬塞外，交通梗阻；论处境，则北界苏联，南邻外蒙，西连中亚细亚，西南是印度次大陆，四面背山；论人文，则有十三个兄弟民族，在历史上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互相砍杀，民族积恨极深，历代反动统治罪孽甚重。
张治中自一九四五年起，针对新疆的特殊情况，推行一条特殊的政策，采取许多不寻常的措施。他除了和三区达成和平条款，安定新疆算是满足了蒋介石的所谓“抒中央西顾之忧”的愿望外，其余措施都与蒋的主张相反。蒋介石反苏反共，张治中在新疆实行亲苏和共，和苏联人关系相处融洽，还把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人员一百三十一人释放护送回延安；蒋介石搞独裁，张治中则在新疆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推行民主选举，从省主席以下各级官吏大部分由兄弟民族人士充当；蒋介石搞民族压迫，张治中在新疆则推行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政策。
尤其重要的是，张治中在和平条款签订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释放全省政治犯，发还被没收的人民财产，减免全省捐税一年，恢复各族文化促进会的组织和活动，推行亲苏政策、撤销侮辱俄罗斯族的归化族文化促进会，恢复中苏贸易，延长中苏航约等等，缓和了民族矛盾，安定了全省局面，对后来和平起义打下基础，这是叙述新疆和平起义时所不能忽视的方面。
其次，三区革命力量的存在也是新疆能够和平起义的重大因素，彭德怀在酒泉对以屈武、白煜、哈生木为首的代表团说：三区革命力量的存在，对新疆的和平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区在一九四七年秋撤退后，据守玛纳斯河以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政治力量。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青海、兰州两路向新疆进攻，和三区军队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国民党部队是绝对无法抵抗的。新疆四面皆山，东西北三面又都是异国，真是插翅难逃，除了起义之外，别无他途。
当然，形势是外因，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还应该对新疆内部的活动作具体的叙述。
艰苦斗争的历程
从整个起义过程看，陶峙岳是核心人物。他既是张治中的保定同期同学，又在胡宗南手下工作多年。当时新疆国民党驻军三个军、八个师、十八个旅，除马步芳的一个骑兵军和盛世才两个旅外，都是原属胡宗南的部队，陶峙岳对他们起着率领维系的作用。
在革命的伊、塔、阿三区，站在中共和革命人民一边，不存在起义的问题。在国统区，主张起义赞成和平的一派，军界方面，以陶峙岳、赵锡光、陶晋初等为主，政界方面，以刘孟纯，、包尔汉、屈武、刘泽荣等为主；反对起义主张反共的，军再方面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李祖唐、唐井然、钟祖荫等为主，政治方面以麦斯武德、伊敏、艾沙、贾尼木汗、乌斯满、尧乐博士、王曾善等为主。
陶峙岳和刘孟纯、包尔汉、屈武等盱衡全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邓万群同志到达伊宁以前，屈武、刘泽荣、包尔汉等不断和苏联驻迪化领事保持接触，藉以了解三区情况。一九四九年七月间，亦即起义前两个月，外间盛传三区即将进攻迪化，一时人心惶惶，包尔汉和刘孟纯会商决定，派遣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人事室主任努斯热提为代表，到绥来玛纳斯河前线和三区代表谈判，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双方互不进攻。
要进行起义，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北平和谈破裂，南京政府顽固地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后，刘孟纯和屈武分由南京上海飞回迪化，就立刻在新大接(张治中的官邸，也是西北行营驻迪办公厅所在地)召开大型座谈会，讨论当前形势，为和平起义作思想准备。同年五月，刘孟纯授意汉族文化促进总会理事长刘永祥(省府委员兼社会处长)，以汉文会名义召集各县分会理事长到迪化开会，由屈武作和谈报告，刘孟纯作形势报告，暗示新疆也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动员大家回去多作舆论工作。
《新疆日报》是省政府机关报，是全省的唯一大报，刘孟纯授意该报社长谭维熙、副社长兼总编辑程全楚，除了遵守张治中规定的宣传原则，不登反共反苏言论，不报道内战新闻外，还存报上开辟了苏联介绍专栏，请苏联领事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供稿，大量刊登有关苏联建设的图片文字。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就在报上全文登载为双方代表团所同意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拒绝的《国内和平协定》全文，等于为新疆和平起义展示了前景。
警备总部政工处长粱客浔等以总部名义对各军师下达了一个《心理作战方案》，由参谋长陶晋初批发。其中有“基本方针是立足于备战，着眼于避战，等待形势发展”，
“有关《剿匪手本》等的精神教育一律停止”，“严密封锁关内战局消息，不见粮，不宣传，稳定各族上层人物，开释与三区有牵连的政治嫌疑犯”等项，为和平转变作准备。
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睡大觉的。他们明知张治中在西北有威信，有影响，又向来有个联苏、联共和主和的主张，所以在张治中赴北平和谈后，就把反共最坚决的马步芳调到兰州来充当西北军政长官，青海军队倾巢而出，占领兰州。不久，又派谷正纲和贺衷寒率领所谓西北慰问团到兰州宣扬反共，企图稳住西北，遏制起义。到七、八月份，马步芳又派遣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到迪化，传达他的“拚命才能保命，破产才能保产”的决定。同时，国民党政府又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到迪化进行破坏和平起义的活动。
当《新疆日报》登载介绍苏联文字后，叶成、罗怒人就大叫大嚷：《新疆日报》赤化了，新疆赤化了，要注意事态发展！当陶崎岳的政工处长梁客浔找罗恕人的一七九旅政工室主任马锡瑜谈话时，罗知道了，马上给陶崎岳打电话提出抗议，说梁要分化瓦解他的队伍。当梁以总部政工处名义召集各部队政工干部开会时，罗马上给梁打电话进行威吓：现在开会是什么意思?现在不能开会!当陶峙岳的参谋长陶晋初和参谋处长刘锡宠对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参谋系统作酝酿和平工作时，叶成、马呈样、罗恕人等就对所属人员加强控制，处处进行破坏活动；当刘永祥、陈方伯等通过文教系统、社团系统对学生和社会各界进行和平酝酿工作时，叶成的副军长兼迪化警备司令陈德法及迪化市警察局长刘汉东，竟然要陈方伯开列闹事的教员学生名单进行逮捕。
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举行校庆，刘孟纯讲话，分析当前形势，指出过去政府的倒行逆施，已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希望大家坚持黄埔的革命精神，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是真正的出路。话刚讲完，罗恕人手下团长熊毅立即跳上讲台，破口大骂，说刘身为行辕秘书长，竟然为共产党作说客。还叫嚷：“战死沙场才是黄埔革命精神”等语。当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的消息传到迪化时，顽固分子在警备总部的墙报上写文道：“如果新疆有人效法程潜，必将受到身首异处的惩罚!”七十八军政工处科长余伯唐还准备用手枪刺杀主和的粱客浔，因故未果，事后写下遗书自杀。
在起义过程中，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包在维、哈各族中向来有声望，和三区的主要负责人亦多联系。在准备起义前，他就和一些进步的秘密组织和人士密切联系，进行酝酿。泛土耳其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到处进行分裂祖国的行动，宣传“我们的祖乡是土耳其斯坦”，“新疆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人的故乡，只有维吾尔人才有主人权利，其他民族都是客居的民族”，并号召人们在新疆建立“东士耳其斯坦共和国”。包尔汉在新疆学院全体会议上加以严正驳斥。
后来包在陶峙岳、刘孟纯召开的驻军军官会议上，对新疆的历史、民族的发展，当前的形势作了分析，结论是： “新疆两千多年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新疆是各族共同的新疆。”在新疆关键时刻，美英帝国主义者都企图插手。尤其美国驻新领事包茂勋(拍士顿)和副领事马克南，他们和乌斯满、加尼木汗勾结，并提供武器、经费，煽动叛乱，包尔汉把了解到的动态及时告诉陶峙岳、刘孟纯。马克南还曾引诱包参加叛乱，遭包严词拒绝。
邓力群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由伊宁到达迪化市后，就住在包家中，包对和平起义的工作进行更积极，和陶、刘的合作更密切，并通过邓把当前新疆情况电告毛主席，得到毛主席的嘉许。起义通电后，毛主席还指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希望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同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陶峙岳对新疆起义时刻起着核心的作用。他除了或明或暗地指导各方的和平起义活动外，还采自采取了一些重大的行动。他从为通过陈方伯等和三区代表订立口头协议，稳定了三区之后，第二个重要步骤是掌握南疆。南疆占全省面积之半，远离迪化，历史上动乱多，情况复杂，不可不先作周密的部署。因此他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月两次亲自判焉耆，约会驻在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对有关和平起义的各项问题详加研究，密切配合。决定南疆由赵全权负责。
第三个重要步骤是对付南京政府和各方的压力。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之后，在兵力部署上捉襟见肘，处处被动，因此想利用派在新疆的十万大军，命令陶峙岳只留一个旅在新疆，其余悉数调入关内，增加反共力量。并且要陶亲自去南京汇报。陶和刘孟纯、陶晋初等密议后，认为明抗不行，只能软磨。因此一方面复电，新疆局势动荡，情况复杂，此时不能离开新疆；另方面就十万大军连同家属内调时所需的大量车辆、汽油、粮食、经费等开列清单，请求拨付。尤其从六月份起驻新部队未发军饷，请先用飞机运来先发，否则无法开拔。由新疆调内地，迢迢数千里，十万之众，确实不容易。国民党政府除了只答应拨付一百万元（被马步芳在兰州扣去二十万元）外，对所需开拨物资、经费无法答复，仅以一纸空文饬令沿途后勤供应单位酌办。问题就拖下来了，回避了。
西安解放后，胡宗南率领残部逃窜四川，不断来电要把他在新疆旧部调出来，向自己靠拢，结果也被陶借口拒绝了，胡宗南急得跺脚大骂。在兰州会战前，马步芳直接电令骑五军火速调道河西走廊，阻击中共军队入新，还派了马振武入新协助，继又电令火速经河西转回青海，保护老巢。军长马呈祥直接见陶峙岳提出要求，请备汽车输送誊属、物资、器械，并沿途提供后勤补给。陶估计兰州将迅速解放，姑且表面答应，下令新疆供应局照办。骑五军全军出动，前锋已到奇台，兰州解放消息传来，青海马家军的老巢亦已解放，马步芳匆忙趁机逃走，马呈祥只好下令掉转马头，再回新疆驻地。同时，宋希濂已调内地任兵团司令官，也要求把他经办的军分校军官训练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陶未予理会。
第四个重大步骤是使顽固派首领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交出兵权，离开新疆。
叶、马、罗等人的主张和态度是向来很清楚的。远在一九四九年初，陶峙岳曾召集各军师旅长开军事会议，会上谈到为谁而战问题。叶成就大声疾呼：“我们应该为委员长而战！”二三五旅旅长李祖唐、骑四旅旅长长唐井然就叫器：“效忠党国，为党国而战！”叶成是蒋介石的同乡，受蒋培植提拔，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心目中只知道有蒋介石，他采取反对起义的态度是不奇怪的。罗恕人是军统在新疆的最高负责人，连公开出面的特务头头饶铁珊也归他领导。
罗忠于蒋介石，为人诡计多端，是反对起义集团的策划者。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由马步芳一手培植重用。他所率领的骑五军，多数战士是撤拉族，其次是回族，再加上少数汉族，一律是伊斯兰教徒。马步芳就是依靠宗教、宗法和地域观念三者维系、团结这是军队的。全军官兵只知道马步芳，步受外人指挥。信仰和欺骗宣传，禁錮着全体官兵，很容易为马呈祥利用。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叶成、罗恕人反对和平起义，但对陶崎岳还是相当尊重。一则陶在胡宗南手下工作多年，曾是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年老、德高、望重，处事稳重，对人态度好；二则陶对起义从来不动声色，态度深沉，使叶、罗难于捉摸。在这种情形下，陶深知要说服叶、罗参加起义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历史关系，从情感上影响他们，然后造成形势，逼使他们不得不交出兵权离去。同时也考虑到，叶、马、罗等历年吃空缺、走私帮、贪污受贿，都已腰缠万贯，加上娇妻美妾，一到生死关头就必然顾虑重重，贪生怕死。至于他们底下的广大官兵，多年远戍边疆，饱尝艰辛，一贫如故，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谁还愿息作无谓牺牲，一旦上头号召起义，除了极少数死硬分子外，都是要服从领导随大流而动的。
主张起义和反对起义的两派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初就已短兵相接，到刘孟纯、屈武由南京、上海返新而趋于激烈，到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和致陶、包电报到达迪化，双方斗争更趋白热化，当时的部队布置是，罗恕人的部队在迪化，陶、刘、包等办公和住家都在其警戒范围内。马呈祥的部队在迪市市郊和由迪市至玛纳斯河之间的各县。如果他们举兵作战，主张和平起义派将被一网打尽。因此当时不仅主张和平起义的把希望寄托在陶峙岳身上，叶、马、罗等也极力影响和争取陶峙岳，不断要求内调入关。这种态势真是千钧一发。
兰州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解放，迪市震动，谣言四起，有的说罗恕人旅某团密谋袭击陶峙岳官邸，有的说叶、马、罗准备劫持陶峙岳命令驻新部队开回关内，有的说穆罕默德·伊敏已经回到和阗，企图重建他的和阗王国……不一而足。事实上，两派都在不断密议，叶、马、罗在老满城马的军部通宵开会，陶峙岳的官邸也是晚间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为了提防万一，在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的周围和陶、刘、包的住宅都在晚闻增加了岗哨。
陶崎岳有鉴于事态日趋严重，已至最后关头，不能不直接出面表示自己的意志与决心，因此连日约请叶、马、罗三人到住处恳切交谈。主要是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动以感情。指出：关内战局失败已成定局，新省孤悬塞外，无处求援，驻军分散，很难集中使用，一旦有变，有如瓮中之鳖。省内民族复杂，历史上仇恨极深，不幸出事，势必全局混乱，互相残杀，不可收拾。如果一意孤行，蛮干到底，结果一定使全体军政人员、部队和家属十万之众同归于尽。我和你们共事多年，患难与共，不能眼看着大家如此结局。我个人不足道，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但对国家、对人民、对地方负了重大责任，岂能甩手不管?说到亲切处，叶、马、罗三人哑口无言，罗恕人还潸然泪下。
到九月中旬，传说胡宗南密电叶、罗，要他们把部队控往南疆，和当地驻军汇合，国民党将用空运接济。九月二十日晚，叶、马、罗再次密商，决定发动兵变，借口“清君侧”，先把主张和平起义的刘孟纯、屈武、包尔汉、陶晋初等(开列名单四十余人）先干掉，然后挟持陶峙岳逃往南疆。到深夜，叶成突来扣陶峙岳的门，把马呈祥、罗恕人和他的决定告诉陶，并说：“他们同意我来先给你打个招呼，半小时内我要回去，部队即刻出动。
陶立即用电话约马、罗一起来，恳切地问：“你们这样干，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圆场?枪声一响，冲突起来，地方能不糜烂吗?即使你们的计划实现了，你们又能占到什么便宜?”罗恕人说：“我们很痛苦，可你却无动于衷。讲道理，又讲不过你!”
陶见他们三人还有点情谊，就趁势再次为他们分析： “你们这样感情用事，完全忘却是非利害，对自己、对部队、对地方、对人民都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如果承认我是总司令，如果还念往日患难与共的情谊，就应该听我的话，不用长吁短叹，相对而泣。我的决心下定了，只能以身殉职，和全省人民、全军官兵和眷属同生共死。绝不离开岗位!”双方淡话一直延至深夜，东方行将发白时，叶、马、罗才回去。一场灾祸，幸而避免。
第二天，陶峙岳只身再到老满城马呈祥处，适叶成，罗恕人都在，又作了深入具体的交谈，特别侧重他们三人离新时的安全，家眷，财产的安排处理，离新路线、交通工具等方面。最后，陶说： “愿走者走，愿留者留，行动有别，友谊长存。”叶、马、罗到此才面露笑容，同意交出兵权，办清手续，经南疆去印度。陶离开老满城后，为了坚定他们的去志，又派迪市警察局长刘汉东去做罗恕人的工作，让陈德法(叶的副军长)去做叶成的工作。这时候，青海再次传来消息，马步芳乘飞机逃走时，扣下骑五军的军饷，并把马呈祥的父亲扔下，马对此甚为不满，于是更加决意离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