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936年11月12日，太原火车站，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从容地走出站台，只见他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手提皮箱，看上去像是文化人，又像是富商，此人名叫彭雪枫。为了执行特别任务，他离开陕北，途经绥远拜访了傅作义，又绕道天津，搭车来到太原，下榻于基督教青年会一处杂乱无章的民宅。
彭雪枫将军
彭雪枫，河南省镇平县人，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师长、师政委和纵队司令员、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等职。阎锡山得知中共代表彭雪枫抵达，便采取了极端保密措施，严防蒋、日特务侦悉，并派自己的表侄，政训处主任梁化之作为与彭雪枫联系的唯一中介人，连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在基督教青年会下榻的第2天，由梁化之引荐，到督军府拜会阎锡山。彼此寒暄之后，彭雪枫遵照临行前毛泽东“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耐心”的指示，向对方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彭雪枫向阎锡山表示：一，完全同情晋绥方面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中华苏维埃与红军将竭尽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协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接着，彭雪枫向对方通报：敝党中央已发出通知，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这个说明，减轻了阎锡山的思想负担，有利于同中共关系的改善。
12月初，中共中央又加派王世英赴晋，向阎锡山提出如下条款：(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弹药、给养；(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代表驻在阎绥靖公署，以资联络。经过几次会晤，双方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的秘密联络机关，梁化之作为晋方全权代表，与彭雪枫就联合抗战问题继续进行秘密接触。还决定要建立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渠道，并由晋方签发护照，保证中共地面交通的安全。
不久，彭雪枫在太原正式成立了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他的办公地点有两处，一处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此处很简陋，彭雪枫化名涂秀根只身在这里办公；另一处是山西省政府高级招待所的一间包房。这里是持有太原绥靖公署特别身份证的中共中央交通员的宿舍。
彭雪枫来到太原不久，“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多次向蒋介石谏言抗日，阎锡山表示支持张的行动。然而，“西安事变”爆发后，当张学良面对一片哗然的舆论极需要阎锡山支持时，阎却一反常态，先是公开发电报指责张、杨行动不规。接着，又要做中介入，试图让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引渡到山西，由他出面居中调停解决。他的背信弃义行为引起张、杨极大的反感。为此，毛泽东通过彭雪枫致信阎锡山，希望阎在“宁(南京)军攻陕甚急时，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万一宁方坚持进攻而毫无丝毫转圜余地，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时，希望阎“给予甚多协助”。
彭雪枫在向阎锡山转送这封密信时，还递交了红军将领发出的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改变独裁统治，迅速成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通电，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表达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真诚愿望。由于中共中央的努力和彭雪枫的积极帮助，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阎锡山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终采取了明智态度，对红军准备迎击亲日派何应钦进攻的行动不予干涉，使红军解除了东顾之忧，在陕西三原、西安等地顺利集结，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21日，阎锡山在省府、绥署扩大纪念会上讲：“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疑点，趋向共同的同点，以致于无，扩大共同点，以致于无穷。”12月26日，他听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又讲：“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危亡，复兴民族。”12月30日，他又讲：“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西安事变”解决之后，毛泽东的视线仍注视着山西。他函告彭雪枫与阎交涉“建立电台交通”。强调“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帝务须即办，不可迟缓”。指出“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12月22日，毛泽东在致阎锡山售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日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敞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
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愿望，彭雪枫日以继夜地工作，使徒步通信站、通商及我方交通过晋境等诸问题，很快得以解决。中央审计局审计员郭金林、雷近等同志，也受党的派遣，在黄河东岸的山西吉县、大宁、蒲县等地，以陕西省扶施县赈灾委员会的名义开设粮行，购买大批小米运往陕北。中央三局派出宋绍林为专任徒步交通，往返于延安、太原之间。
只是设电台一事，由于阎锡山虑及日、蒋的威胁，迟迟不予解决。对此，彭雪枫毫不气馁，同梁化之进行频繁交涉。
仅1937年2月14日至26日的13天，彭雪枫同梁化之直接接触就达6次，写信1次。当25日晚梁化之告知阎同意架设电台的消息后，他连夜写信，并交周小舟火速送往延安向周恩来报告。
3月19日，中央收阅彭雪枫报告后，由三局局长王铮选定的电台台长罗若夏，译电员李健华、金钟麟、警卫员程朝先等一行9人，在宋绍林护送下，抵达太原。从此，联络站有了电台，红色电波直通延安。
3月24日，彭雪枫为使电台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又化名彭雨峰，借用上海某公司合理商号副经理的身份，租了太原新满城西街3l号一座四合小院。不知情的外人，均称此处为“彭公馆”，老板就是彭雨峰。这时，为了工作方便，联络站所有工作人员都巧加化装，有的称是彭老板的眷属，有的称是彭老板的帐房先生。蒋、日特务苦心侦察，一直没有想到这里竟会是共产党的办事机关。
1937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蒋介石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声明准备发表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上述宣言发表后，即发表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3个师番号，委任师长，3个师人数可达4．5万人。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了。
在新的形势下，山西统战工作如何开展，需要直接到延安汇报请示。
一天，彭雪枫到智良俊(时在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做地下工作)的住处，说：“我要回老家去一趟，如果有我的信件，请代为收存。”
智良俊知道，所谓“回老家”，就是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他作为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非常向往延安，于是说：“回到老家后，一定代问老人家好。”
彭雪枫回答道：“我一定照办。不过，老人家事多，工作太忙了。”接着，向智良俊讲述回老家的路线，从潼关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再改乘汽车……。
彭雪枫将军在视察部队
当彭雪枫从“老家”返回太原时，“七七”事变的炮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