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三个历史原型：两个敬畏戴笠不怕毛人凤，还有个少将是卧底

郑耀先的历史原型不止一个，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和相关人员回忆录，就会发现他是由很多地下工作者的事迹糅合而成：有四分之一像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有四分之一像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沈醉，还有二分之一像特务处上海区书记、军统局湖南临澧特训班上校总教官、军统行动处处长程一鸣。

文强后来升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沈醉后来升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这二人后来的履历，就跟郑耀先对不上号了。

文强沈醉后半段经历与郑耀先背道而驰，但是郑耀先前期在上海的战绩，显然是取材于他们在上海与日伪特工搏杀的经历，我们将《文强口述自传》、《文强传》以及沈醉《我的特务生涯》、《军统内幕》等回忆录与电视剧《风筝》相互对照、印证，就能脑补出郑耀先在上海那段惊险谍战历程。

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沈醉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特务处在上海的交通员，从他们的回忆录中，我们能找到郑耀先的影子，《风筝》中的许多台词，也是出于这二人的回忆录。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潜伏在军统（保密局）的我方特工数不胜数，真正公开身份而且最像郑耀先的，是后来被挤出军统局而去当警察的程一鸣——《风筝》中郑耀先在敌方的最后一个工作，恰好也是警察。

我们在电视剧《风筝》中看到，郑耀先对戴笠还是比较敬畏的，不管这敬畏是不是装出来的，他在戴笠面前，表现得都很“规矩”。郑耀先可以为了“营救兄弟赵简之”而向戴笠屈膝，跟毛人凤说话的时候却可以躺在沙发上冷嘲热讽，明显是只怕戴笠而不怕毛人凤，这两种表现背后的真实历史故事就很有意思了。

在真实的历史中，沈醉和文强对戴笠都很感激：沈醉是戴笠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戴笠死后，沈醉被踢到云南，干脆把保密局云南站的代号改为常念农，自己化名吴崇雨；文强在特赦二十多年后，还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示对戴笠的怀念（文强在军统期间就晋升中将，戴笠出了大力）。

如果郑耀先的历史原型有四分之一是文强或沈醉，他敬畏戴笠就是顺理成章的，如果郑耀先有二分之一的历史原型是程一鸣，他也不能不对戴笠心存忌惮：戴笠这个杀人王，实在是比笑面虎毛人凤阴险狡诈、精明狠辣多了。

十个毛人凤绑在一起，也不如一个戴笠可怕，这是当年军统特务（包括我方潜伏人员）的共识。至于笑面虎毛人凤，大家好像都不太感冒，文强和沈醉在回忆录中，都毫不掩饰他们对毛人凤的蔑视：“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文强）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我（沈醉）向来只是表面尊敬，心里却很瞧不起他们（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认为他们没有戴笠办事的精干和气魄。毛人凤虽是戴笠的亲戚、同乡、代主任秘书，但他是靠笔杆子起家的，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一直是给戴笠当秘书，靠着文笔好，对戴笠忠实，才得到提拔和信任，所以我更没把他放在眼里。”

文强和沈醉都敬畏戴笠而藐视毛人凤，程一鸣也曾被戴笠抓起来过，要不是程一鸣掩饰得好，当时可能就暴露了。

历史上的真正卧底程一鸣，原本在军统也很有地位，但是后来却被戴笠边缘化——他当行动处少将正处长的时候，上校副处长徐远举就是戴笠埋在他身边的一颗钉子，而且这颗钉子，还真不好拔。

戴笠用人，一向是既打又拉，从不给予任何人完全的信任，就连沈醉，也没少被他敲打。

戴笠用来敲打沈醉的棍子，就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为了考验沈醉，戴笠让沈醉亲自调查余乐醒的贪墨行为，那一次可把沈醉吓得够呛：“我知道，戴笠不能允许他手下的任何人利用职权发展个人势力。他嫉恨余乐醒，总想找碴儿整治他。思来想去，反复权衡利弊，我觉得姐夫现在是我的部下，而戴笠是我的顶头上司，怠慢一点姐夫问题不大，但得罪了戴笠，那就非同小可了。”

沈醉宁肯怠慢（出卖）姐夫余乐醒，也不敢疏忽得罪戴笠，这就叫“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柏杨名言）”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回忆，戴笠经常研究“三十六计”，偷梁换柱、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过河拆桥、瞒天过海等计谋更是用得滚瓜烂熟，为了完成任务，多重要的部下都舍得牺牲，当年他派唐生明打入汪伪内部，沈醉认为此行可能有危险，戴笠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死几个人，怎么能做好工作？”

余乐醒被戴笠关了两年，郑介民也差点被戴笠玩儿死：当年英国人要求老蒋派一个联络官到即将被日寇占据的香港，戴笠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郑介民，郑介民知道此行必然有去无回，不管戴笠怎么催促，他就是不去，最后戴笠想了一个狠招：“香港很快便被四面包围，戴还打算把郑用飞机空投下去。”

复兴社特务处时期，戴和政作为正副处长就看不对眼，特务处变成军统，戴笠当了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主任秘书郑介民的日子更不好过——老戴又把毛人凤弄成“代理主任秘书”，等于架空了郑介民。

连郑介民都被戴笠整治得欲哭无泪，就更别说沈醉、程一鸣那样的少将处长了，沈醉怕戴笠，那是怕得一贴老膏药：“在工作上犯了一点半点的部下，本来罪不至死，但他为了树立威信，更是随便滥杀。有一次为了急于要知道被日寇占领的厦门地区的情况，他便找了电讯处处长魏大铭，要魏亲自上机呼叫，并把手枪逃出来摆在桌子上威逼着，如果叫不到，便要亲自动手开枪把魏打死。”

戴笠要杀少将处长，根本就不用向上面请示汇报，而毛人凤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毛人凤想除掉北平站站长乔家才，使尽了花招，最后也没有成功。

军统改为保密局后，很多区长和站长都不太听招呼，尤其是北平站站长乔家才，眼里更是只有郑介民而没有毛人凤。

马汉三和刘玉珠（中年男子，不知为什么有很多人把他写成了女特务）东窗事发，毛人凤就想学严嵩谋害杨继盛的手段，把乔家才也填进了请示枪毙马汉三刘玉珠的报告，他以为老蒋只要在报告上批一个“可”字，就可以把三个人一齐干掉了。

没想到不会炼丹的老蒋还挺细心，居然很仔细地审阅了三人的罪证材料，发现乔家才并未构成死罪，加上乔家才在军统多年，一贯表现不错，蒋对他印象较深，所以只批准枪毙马汉三和刘玉珠，而没批准乔家才。

没有除掉乔家才，毛人凤很不甘心地去找俞济时，没想到俞济时也认为乔家才没有构成死罪，并说蒋对此人有好感，劝毛人凤不要再去碰钉子。

毛人凤想杀一个少将站长还接二连三碰钉子，就只好赶紧命令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赶紧把马汉三、刘玉珠枪毙——他担心夜长梦多，万一老将反悔，不仅乔家才没杀了，只怕连马汉三、刘玉珠也杀不掉了。

戴笠是阎王，毛人凤是小鬼，虽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但毕竟还是阎王更可怕：郑耀先敢叫毛人凤“毛阎王”、“毛座儿”，他敢当面叫戴笠一声“老戴”试试？

戴笠治人以权，毛人凤治人以术，权术虽然可以看做一个词，但分开来讲，却是大有不同：很多时候，权也是能力的象征，而小术则难成大事。

不管是特务处时期还是军统时期，毛人凤的能力和人脉都无法跟戴笠相比，如果把戴笠比作一头藏獒，那么毛人凤就是一只泰迪，文强、沈醉、吴敬中、郑耀先像什么，那可就不好说了。

最可能是郑耀先历史原型的潜伏者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回忆：“由于毛人凤没有特务资历，军统局的高级特务都瞧不起他，不愿受他的领导，远走高飞，各谋出路……‘国防部’按例将要追赠毛人凤为陆军上将的天，竟被‘行政院’否决，因此，毛人凤的墓碑成为一桩大笑话。”

毛人凤毙命后，程一鸣还潜伏了七八年，所以程一鸣说毛人凤没有被追赠为上将应该是真的——他的墓碑上之所以刻了“上将”军衔，是因为宋向其丈夫蒋求情批准了，结果毛家操之过急先刻上了墓碑，最后闹出了笑话：墓碑上的字不能铲掉重刻，晋升令又没被批准，追赠为中将的戴笠在地下见了毛人凤，不知谁该给谁敬礼了。

戴笠和毛人凤在地下见面谁给谁敬礼，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戴笠给毛人凤敬礼，毛人凤也未必敢接着，而咱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军统（保密局）的中高级特务为什么都很害怕戴笠，对毛人凤却敢背后叫绰号（“毛座儿”的绰号是沈醉先叫起来的）、当面耍心眼儿？

黄鼠狼下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戴笠死后，不管是唐纵（代局长）、郑介民（最后一任局长）还是毛人凤，都撑不起那么大一摊子，日思夜想想出一个杀人榜——裁员。

在两岸特务的回忆录中，对毛人凤的评价都不高，这可能跟他“败了戴老板的家”有关，我们看电视剧《风筝》，也会有这样的感触：为了除掉“鬼子六”郑耀先，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居然会主动跟中统的二三流角色田湖合作，老戴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从水泥墓中跳出来，连扇他三千六百个大耳光。

郑耀先是把很多军统将校的事迹融于一身，而戴笠和毛人凤在《风筝》中则是以真名实姓出现，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这样的难题：在您看来，郑耀先真正的历史原型是哪一位？郑耀先的哪一位历史原型可以跟毛人凤一较高下？如果中将文强不离开军统去湖南，被郑介民毛人凤互相撕咬搞翻了的老蒋，会不会把他提拔为保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