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政府签署了敦促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宣布加入该公告。《波茨坦公告》第十款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隨后，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逮捕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108名前日本军政要人被宣布为甲级战犯，惩处日本战犯便也就提上了日程。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根据同盟国授权，颁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目的“在于对远东主要战争罪犯进行公平而迅速的审判”。按宪章规定，法庭法官，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由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国——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九国政府所提名之人选中任命，中国政府决定派时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梅汝璈大法官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同时又选派了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等数位法学家任梅汝璈的助手。
对于中央政府与国人赋予的重任，梅汝璈欣然接受，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吐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1946年3月19日，四十二岁的梅汝璈肩负国家与民族的重托，带着一身正气，自上海登机飞赴日本，诚如当时报载：“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3月29日，到东京刚好10天的梅汝璈遇上了到东京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著名教育家顾毓琇博士。顾毓琇将一柄长约三尺的宝剑赠给梅汝璈。
梅汝璈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
顾毓琇激动地大声道：“你代表全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在当天的日记里，梅汝璈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
再说，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任命法官的同时，也要任命检察官，负责进行并支持对远东战争罪犯的起诉。中国政府决定派精通英语、具有英美法和国家法知识背景的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作为中国检察官参加东京大审判。
1946年2月初，抗战期间曾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的向哲浚奉命来到东京，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专家最早到达东京的一位。
2月7日，向哲浚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由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也让中国检察官承担了压力最沉重、最艰难、最繁重的取证工作。所以在正式审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间，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频繁地回国搜集证据。
二
这次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是在英美法系的框架内进行，而梅汝璈大法官手下的翻译人员中不是所有人都对英美法律那么熟悉的，于是梅汝璈便委托回国搜集证据的向哲浚，帮他在国内物色既懂英文又对英美法律有所研究的人来东京充实中国法官的力量。
向哲浚受梅汝璈委托，通过各方面关系在国内寻找熟悉英法法系的优秀的法学人才。很快，在苏州东吴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的青年才俊高文彬进入了向哲浚的视线。于是，重才、爱才的法学家向哲浚便找到了刚刚大学毕业、年方二十四岁的高文彬。向哲浚开门见山地对高文彬说：“我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的名义，正式聘你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
当得知自己的工作就是搜集日本侵华的证据，为千千万万被日军杀戳的死难同胞报仇雪恨时，高文彬站起来，拍着胸脯严肃地说：“我接受这个任务！”
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等五人隨向哲浚飞往东京。
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高文彬先是担任了国际检察处的翻译官，因为工作出色，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秘书。高文彬为了在东京搜集更多日本战犯的证据，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的档案室查阅日本官方档案，以及日本新闻媒体曾报道过的有关日军在中国的文字。
这天，高文彬在1937年11月3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第一版上，看到了一张照片，是特约通讯员的图片报道。照片的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照片上两个日军少尉军官，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向井、野田二人手拄军刀，得意洋洋，他们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来进行“比赛”。
这幅照片和文字引起了深懂日文的高文彬的特别注意。他继续垵日期继续翻阅《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光本、安田，对当时的过程进行了连续报道。向井敏明、野田毅二凶，在从无锡出发后，很快就一人斩了56人，另一人斩了25人，很快两少尉就达到80人。最终，向井敏明砍死106名无辜南京平民，野田毅砍死105名南京平民，向井敏明“获胜”。
高文彬看罢报纸的内容，肺都快被气炸了。为了不放过这两个凶残杀戮同胞的魔鬼，高文彬急忙将报纸手抄了一份，通过上级火速递交给远东国际法庭。
一个星期后，高文彬等来了一个令他备感沮丧的消息：远东国际法庭调查科认为，该法庭处理的都是犯有战争罪的日本政府高官和军界将领，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日军少尉职位太低，他们没有过多时间处理这个案子。
听罢远东国际法庭调查科的答复，高文彬没有放弃。他用照相机，将那张报纸载有《百人斩超记录》的版面拍下来，刷了两张，一份附上手抄的《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文字送到了中国法官梅汝璈手中，另一份则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备用。
梅汝璈阅读完这份材料后，非常愤慨，立即将它寄回国内，请人直接呈交行政院长宋子文。宋子文阅后，当即做出批示：“一定要对这两个日军恶魔的罪行追查到底。”随即，以中国国民政府名义的协查报告，就送交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
这一次以国家中央政府名义发出的报告，其分量显然就大不一样了，追查“百人斩”残杀中国人民的案件不能不引起远东国际法庭调查科科长理查德．沃森的重视。于是，一场缉捕“百人斩”凶手的行动就在日本几个地方展开了。
三
时间过去将近十年，事情间隔这么久，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两个傢伙，有可能死在战场上了，如果还活着，是不是已被遣送回国？对他们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想拘捕他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理查德 ．沃森，毕竟是调查方面的老手，他通过《东京日日新闻》这份报纸，首先确定了向井敏明、野田毅曾经服役的部队——中岛师团（第十六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向井敏明曾任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野田毅则是富山大队副官。理查德 ．沃森又命秘书从国际检察处档案室调来富山大队的资料，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两人入伍时填写的入伍志愿书。两份发黄的入伍志愿书上清晰地写着两个住址——向井敏明家住日本山口县的神代村，野田毅的老家是鹿儿岛县的河下村。
理查德 ．沃森率领国际宪兵首先来到了向井敏明的老家山口县神代村，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询问，可是老家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该村村长告诉理查德 ．沃森：“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向井敏明，他也许早就死在外面了。”
理查德 ．沃森只好领兵转向野田毅的老家鹿儿岛县的河下村。
河下村比神代村更穷，战后还发生了瘟疫，早已十室九空。野田毅家的草屋已经坍塌，更别说寻找野田毅这个人了。缉捕“百人斩”凶手的行动一下子陷入僵局。
理查德 ．沃森垂头丧气地领着国际宪兵返回东京，但从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竟传来了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彬为了能尽快地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每天都在大量的资料中寻找这两个人的线索，终于在日本厚生省的一份资料中发现了印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名字的遣返名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攻占南京的日军第十六师团被调往菲律宾与美军作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所在的日军富山大队随日军第十六师团驻守菲律宾莱特岛。
1944年，美军登陆莱特岛，日军第十六师团被歼灭13158人，其中620人成了俘虏，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就在这份620人的遣返名单中。很显然，他们还活着。
于是，理查德 ．沃森便继续派遣国际宪兵四处追查这两个杀人恶魔的线索，可是仍然没有发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影子。
这天中午，巧得很，也真算歪打正着。一队国际宪兵路过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听到店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便驻足谛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田中军吉的中年男人吃完这家店的鱼丸，不仅不给钱，还打了店老板一记重重的耳光。店老板揪住田中军吉，两人开始厮打。只听田中军吉狂叫道：“老子当年在支那（笔者注：日本人嘴里的中国）参战，一天就杀掉了100多个支那人，吃碗鱼丸还敢要钱，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可巧，国际宪兵领队的那名军官懂日语，他听到田中军吉说他自己曾“一天杀了100多个支那人”，当即停住了脚步。
此时，田中军吉发现门外有国际宪兵听到了他狂叫的那番狠话，觉得不妙，就拚命挣脱店老板的纠缠，飞快地冲出鱼丸店妄图溜掉。国际宪兵的领队大叫一声：“抓住他！”
田中军吉被冲上去的国际宪兵按倒在地，用绳子捆绑起来，他发疯似地狂叫道：“老子又没犯法，你们这群该死的美国猪抓老子干什么？”
国际宪兵也不跟他角辩，强行地把他押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