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文武双璧，最终却成了南明永历朝与清朝的胜负手

收养义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尤其是乱世之中的武人更加热衷于此道，乱世中武力是唯一的社会通行法则，谁掌握着更强的武力，谁就拥有话语权。然而，武人通常跋扈、难以控制，唯有以父子名义以感情来羁绊，才能将更多、更强的武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三国时期刘备和关羽等人都有收养义子的记录，而最著名的养子恐怕非周世宗柴荣莫属，他的养父郭威建立后周，郭威死后遗诏令养子柴荣继位。

而到了明末，农民起义四起，身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选择了用养子的名义来团结身边的武将，其中最为显著的当属张献忠，他身边有四大养子，同时也是他最为倚重的四位年轻将领，张献忠在四川建国之后“封义子张可望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张文秀封勇义伯，挂平南先锋印；张能奇挂平南将军印；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在张献忠战死后，他们恢复本姓——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和李定国，其中又尤以孙可望和李定国最为出名，他们是张献忠的文武双壁。

张献忠

治世能臣孙可望

在张献忠生前，关于孙可望的记载并不多见，但是在张献忠去世之后，孙可望在大西军余部和南明永历朝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647年初，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县内遭遇清军而被击杀，大西军陷入了被清军和明军夹击的境地，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下从四川向贵州转移，并最终利用平定云南土司沙定洲叛乱的机会进入云南，并以云南为基地休养生息。在云南期间，孙可望展现出了他高超的治世才能。

1647年形势图

首先，为争取云南土司和人民的支持，孙可望等人废除张献忠的大西国号，表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在联合南明永历朝之前暂时以干支纪年。张献忠的四大养子分别称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支持重大军事事务，“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为治若此，诚滇南不幸之幸也”。

在经济上，采用征收赋税的政策取代过去的打粮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将云南土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由大西军的军官管理，按照土地出产进行分配，“入官四分，民得六分”，这个方法无疑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大西军和政权的稳定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缓和了百姓，尤其是地主阶级与大西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孙可望还利用云南境内的铜矿铸造铜钱，取代了原本云南市面上流通的贝币，大大促进了经济的流动性。

除了经济上的作为，孙可望也没有放弃对军队的管理，虽然云南经过短暂几年的和平时期，但是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利用这段时间对大西军进行军纪整顿和加强训练，“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锻炼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孙可望剧照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云南成了明末乱世之中的世外桃源，经济得以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与内地的其他省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孙可望的治世才能。

两厥名王李定国

孙可望以治世而闻名，其文才更甚于武功，而张献忠的另一位养子李定国则以武功而名震天下。在云南休养生息数年之后，孙可望和李定国等大西军领导决定连明抗清，他们联合南明永历朝共同抗清。

1651年四月，大西军分两路出滇抗清，经贵州攻击已经被清军占领的湖南，清军不是养精蓄锐的明军（原大西军）的对手，当地守将向定南王孔有德求援，而清廷也特意下达了“不可浪战，移师自保”的密旨，意图保存实力，大西军初战告捷。而此后，李定国便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天下为之震动。

1651年形势图

1651年六月，李定国率领明军从湖南进入广西，包围了清定南王孔有德镇守的桂林，起初孔有德并没有将这个草莽出身的将领放在眼里，所以清军很多部队都分散在广西各地，一时间无法聚集到桂林。七月初四，明军攻破武胜门，孔有德自知形势无法挽回，便在王府之中自杀，李定国第一次取得了对清军的重大战果——清朝藩王被逼自杀。

如果说孔有德是一位汉人降王，还不能在清朝统治者心中掀起波澜，那么接下来李定国的又一次行动让清朝统治者为之胆颤。

在攻下桂林之后，孙可望又令李定国率军北上进入湖南境内，之前湖南的明军与清军形成拉锯局面，很多城池在明清之间反复易手，当李定国再次进入湖南境内后，连续收复了大批州县，眼看李定国势如破竹，清廷命令敬谨亲王尼堪率八旗精兵南下稳定湖南局势。十一月二十二日，尼堪率大军抵达衡阳城外三十里处，遭遇了李定国的军队，李定国命这一支小部队佯装战败，诱敌深入。见惯了望风而逃的明军的尼堪，以为这支明军与其他部队没有区别，结果却遭遇了李定国埋伏的重兵，清军仓促应战，尼堪也在混战之中毙命。这是清朝的满族亲王第一次在战斗中被明军斩杀，这一仗彻底打出了李定国的威风，时人在记载这次战斗情景的时候，难掩兴奋之情——“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

李定国

半年时间，李定国在桂林攻城战中逼死孔有德，又在衡阳城外野战之中击败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而此后，李定国提出的与郑成功合力攻取广东的计划更是展现了他在战略层面上的高度，由此可见李定国是一员合格的中兴名将。

兄弟阋墙

如果孙可望和李定国这两位兄弟精诚合作，在永历朝定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以孙可望的治世能力，必能安定后方，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和兵源，而李定国则可以利用其的战略和战斗才华在前线攻城略地，恢复失土，即使不能恢复全部明朝疆域，和清朝实现划江而治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命运总是那么喜欢捉弄世人，之后两人上演了一出兄弟阋墙，导致葬送了大好局面。

孙可望虽然是治世能臣，但是其肚量很小。在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时期，孙可望相对于张献忠的其他三位养子，地位并没有十分突出，四人地位相当，孙可望仅仅因为伦序而成为名义上的“盟主”。但是，孙可望总是想控制整支军队，所以他总是针对其他三位兄弟，尤其是才能最接近自己的李定国。有一次，因为李定国早于自己到军帐中，升起“帅”旗，孙可望便借机打了李定国一顿板子，兄弟的隔阂自此结下。

而在李定国抗清取得大捷之后，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妒忌则更加明显，在李定国在衡阳击杀尼堪、准备继续收复失地之时，自称“国主”的孙可望居然远程遥控李定国指挥下的明军将领（原本是孙可望的心腹），让其撤军，导致李定国无法继续收复失地，而衡阳也得而复失。然而，除了这些小动作之外，之后孙可望的行为更加明目张胆，也导致了永历朝抗清形势的不可逆转。

永历帝剧照

因为孙可望掌握着大西军的大部队，而且掌握着西南各省的经济收入，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归顺南明永历朝，实际上他将永历帝安置到自己控制之下的小城安龙，自己则身居贵阳，以“国主”的身份代替永历朝廷发号施令。永历帝深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而且孙可望的不臣之心日渐膨胀，甚至意欲取永历帝而代之。

孙可望打算挟持永历帝到贵阳，然后让其禅位于自己，永历帝得知后便命李定国率军前来营救。1656年正月，李定国率领大军来到永历帝所在的安龙，“自选帐下五百人卫宫眷先行”，成功地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地区将永历帝解救出来，迎到自己控制下的昆明。

对于李定国帮助永历帝逃脱了自己的控制，孙可望大怒，1657年八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率十四万大军向昆明进发，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讨伐”李定国。但是，孙可望麾下将领并不愿意跟随孙可望做这番大逆不道之事，很多人阴奉阳违，甚至很多人主动投降了李定国，很快孙可望的大军便土崩瓦解，剩余的顽固势力也被李定国顺利击败，孙可望只剩下数百残卒败退。

失掉人心的孙可望打算回到自己的根据地贵阳，守军却拒绝放其入城，孙可望一气之下选择了投降清朝，孙可望写信给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道：“自行开诚，愿附大清皇帝陛下，请兵报仇，以复滇云，擒渠获丑，荡平叛逆，归版章于一统。”而清朝对这个明朝“国主”主动来降也是喜出望外，顺治皇帝下令特旨封其为义王，专门派出使者到长沙为其册封，随后孙可望入京觐见顺治帝，清朝王公大臣出城迎接，顺治帝三次赐宴，孙可望受到了清廷的无上尊崇。

洪承畴

清廷此举无疑是为了收买孙可望的人心，让其为清廷效力，另一方面也是安抚人心，瓦解跟随永历帝和李定国继续抗清的人心。孙可望受到清廷的尊崇，自然十分愿意为其效力，据洪承畴奏疏所报，“伪王孙可望另有开列云贵形势机宜”，将云南等地的明军布防形势都透露给了清军，“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在孙可望的指引之下，清军一路势如破竹，永历朝大门洞开，很快云南等地便落入清军之手，抗清形势急转直下，任凭李定国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如何坚持，都已经回天乏术。

孙可望和李定国，这两位张献忠麾下的文武双壁，在张献忠死后联合南明永历朝抗清，如果他们能够精诚合作，一文一武，必定能够为永历朝立下一番功业，可惜由于孙可望的嫉妒心和野心，主动挑起内斗，消耗了抗清的实力，最终明朝中兴无望。永历帝远走缅甸，却被吴三桂抓获处死，李定国鞠躬尽瘁，在中泰边境坚持抗清，得知永历帝消息之后病死在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