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边陲城市中学的“心理救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2023年11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傍晚，张末在学校食堂情绪崩溃了。

此时，距离她停止服用抗抑郁症药物已过去三个月。一年前，她因抑郁症休学，2023年9月归校。她以为自己已经恢复了，但是在当晚嘈杂的食堂中，困扰她许久的幻觉再次袭来。这是她第一次在新同学面前情绪崩溃，大部分时候，她只是面色平静甚至带着微笑地和同学聊着，看不出有什么反常。

同学们迅速地把浑身颤抖的张末带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龙晓冰是崇左市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崇左高中）的心理老师，她在这里工作了七年时间，主要服务于高三学生。在崇左高中的心理咨询室，龙晓冰接待了大量像张末这样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寻求帮助的学生。疫情三年中，前来咨询的学生数量快速增长。2023年9月，崇左高中对1000余位高一入校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情况咨询、统计，结果发现约100名学生普测量表得分在15分以上（即可能患中重度抑郁），超过20人曾主动去医院测过心理抑郁情况。

2007年，崇左高中开始配备心理健康教师，2013年增至两位，此后陆续增加至六位，并将心理咨询室增设至两间。这种配置远超基本要求，在2023年5月，多部委才明确提出了“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时间节点是2025年。

崇左高中是当地重点学校，一本上线率达到12%—15%，在当地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概率，意味着孩子有更大概率考上一所大学并有机会在省会南宁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在崇左，这是一条非常完美的人生路线。

崇左市与越南接壤，在广西14个设区市中，2022年GDP排名第11位。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涉外婚姻家庭，同时如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村镇一样，也是劳务输出大市。据崇左人大网，2022年12月，崇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兵曾指出，崇左有农村留守儿童3.5万人（2022年末常住人口数208.26万人）。

黄花春是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这所中学的副校长。2022年，她密集调研走访了广西多个边境县市的十七所学校。她发现一些乡村学校出现孩子因心理健康问题而采取极端行为的事件，这些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高考压力并不是影响乡村学校孩子心理健康的第一大因素，更多来自家庭层面。乡村学校其实也想改变，但很多时候有心无力，只能看着中小学患抑郁症的学生数量逐年递增。”

中国抑郁症患者中近一半是在校学生，而数千万正在长大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聚集着的学校无疑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况：更少的关注、更脆弱的家庭、更匮乏的经验、更欠缺的经济能力以及更稀缺的人生选择……

迎着这些挑战，这座边境城市高中，开启了一场心理自救。

一场心理自救

接到张末后，值班的心理健康教师需帮助她分辨眼前哪些景象是幻觉，即主客观世界是否统一，紧接着再逐步沟通了解学生病史。绝大多数时间，这样的心理咨询会持续至少50分钟，心理健康老师也会根据学生的压力来源以及严重程度，给学生制定不同的应对办法。

对于每一位来访者，崇左高中的心理健康教师都会根据咨询时间点、压力来源以及个人最想解决的问题等形成一份记录档案，档案所有信息一般情况下遵循只对心理健康教师公开的原则。但如果学生存在自杀倾向，就会联系班主任、政教处介入，通过家访等方式说服家长一起面对。

在崇左高中任职十年的心理健康教师吴燕观察到很多第一次前来咨询的学生，只是静坐在心理咨询室内一言不发，但建立初步信任后，第二次、第三次的心理咨询便会马上到来。前来咨询的学生中，大部分都是重复咨询者，且每两周或一个月来一次。吴燕主要负责高一的学生。

2018年之前，龙晓冰平均每周接待的学生不超过两名，但近几年咨询数量显著上升。尤其在疫情期间，因为封校管理等原因，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出。那段时间，龙晓冰几乎每一天都能接到两三位学生的求助。“很多学生来做心理咨询时，焦虑、抑郁情况已经很严重，高一新生也是如此”。为此崇左高中安排两位心理健康老师住校，24小时接受学生心理健康咨询。

2023年9月，崇左高中对1000余名高一入校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情况咨询、统计，结果发现约100名学生普测量表得分在15分以上（即可能患中重度抑郁），超过20人曾主动去医院测过心理抑郁情况。

这项筛查制度源于2019年。黄花春说，很多学生在心理健康问题方面掩饰性比较强，为防患于未然，在教育部门的安排下，学校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测。

普测包括一项为期一个月的网格化式访谈。班主任会将班级50余位学生分配给相应的科任老师（约10位），紧接着由科任教师围绕十几个问题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等。问题包括“哪些好朋友可在心里难受时聊天、日常与父母的沟通次数、如何调节不开心的情绪”等，同时还会电话家访询问孩子近期情绪有无异常、是否主动沟通。

对于一些状态异常的学生，科任老师会在访谈表上标注星号。此外，政教处工作人员再结合普测的心理问卷数据，将分数偏高且状态异常的学生名单转接至心理健康老师处。

当名单送抵至吴燕处，吴燕和同事会对名单里的学生进行抑郁量表、焦虑量表的测量，同时通过聊天、观察等方式感知学生心理状态，进而决定是否邀请家长到校来商议。如果学生已有自残倾向、经历，就需要劝导家长带孩子到相关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通过医院诊断报告来决定学生继续留校还是暂时在家疗养。

在持续15年的时间中，崇左高中的“心理自救”陆续展开，并持续完善。

2006年，因高一年级需要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崇左高中迎来了第一位心理健康教师。2013年后，学校发现各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增多，就开始考虑继续招聘心理健康教师。崇左高中招聘的心理健康教师以心理学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为主，目前学校总计有六位心理健康老师。

在学校任教期间，这些老师逐渐积累心理健康方面知识，提升相关能力。两年前，崇左高中所有心理健康教师均自费学习了催眠技术，按计划接下来还需自费学习沙盘游戏疗法等。龙晓冰说，目前心理健康老师最大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心理咨询技术不够完善，同时没办法提供像医疗机构那么专业的诊断或治疗。

从高一阶段，崇左高中即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2021年—2022年底，因为疫情影响和课业压力，崇左高中高一、二阶段的心理健康课调整为每个班级每两周开课一次，高三阶段则停止开课；每年定期举行的一些文艺主题活动停止举办；每天上午半个小时的课间文娱活动内容也被压缩。

随之而来就是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肉眼可见得加重。黄花春说：“疫情期间，学生采取极端行为的事件数以及威胁要自杀的学生数明显增多，为了应对问题、安抚学生，从老师、学生到学校行政部门人员，可谓心力交瘁。”

黄花春说，进入2023年，学校痛定思痛决心改变，学校领导层面也意识到，当安全和高考成绩摆在一起，学生安全永远是更重要的选项。

2023年以来，崇左高中将所有年级的心理健康课均调整为每周一节，同时不占用任何课外活动时间，各项文体活动数也恢复至疫情前。此外，学校增设心理宣泄室，学生可以随时在此通过呐喊等方式宣泄压力。此外，学校还开放了心理信箱以及心理帮助QQ群，所有同学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进行匿名的问题倾诉。

“今年多位心理健康教师反馈学生心理状态明显好转，学生出现极端行为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也通过此明白，心理健康问题较轻的学生通过参加课外活动就能释放压力。”黄花春表示。

家庭积累学校爆发

崇左高中周边的几家理发店、文具店、奶茶店、水果摊往往在周日才有生意。高三学习紧，学生在周日下午才有机会外出拿寄存在校外便利店的手机与家人进行视频通话，这样的时间在学生群体内被称为“黄金四小时”。

2023年11月，龙晓冰在一个50人的班级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周和家里电话沟通超过20分钟的学生不超过10人。很多学生还反馈父母沉迷于手机，忽视了自己的情感表达。“在咨询过程中，学生心理问题最大的根源是人际交往障碍。崇左高中相当比例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是留守儿童，部分在小学就已经开始住校，和家里长辈沟通比较少，进而产生和家庭成员沟通矛盾。”龙晓冰表示。

吴燕说，一些学生来自多孩家庭，因排行中间而缺乏父母的关心。其次，一些孩子来自中越联姻家庭，父母在教育理念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些因素让孩子在面对困难时，比较容易缺乏力量感。

龙晓冰发现绝大部分前来咨询的学生对自我评价不高，身上有父母打压式、否定式教育的影子，导致学生会反馈活着没价值，进而产生厌世想法。

虽然学生的心理问题根源在家庭，但却更多爆发在学校。龙晓冰说，很多学生从小就有心理健康问题，但因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更多只是述说自己心里难受。随着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初高中阶段心理问题开始暴露。

2019年之前，龙晓冰让家长来校详细沟通学生的心理问题时，大量家长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病，甚至会通过巫术等迷信的办法来治疗学生的心理问题。

一个好的现象是，龙晓冰感受到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目前大量家长仍不能接受子女因抑郁症而从高中休学。“很多家长面对邻居、亲戚关于孩子休学的询问时，会有病耻感。尤其是一些教师或公务员家庭，更加不愿意接受孩子有心理问题。学校被迫成为兜底抑郁症学生心理健康治疗的机构。”

家长的病耻感也反过来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吴燕接触过的一些案例是，一些家长因孩子心理问题被多次请去学校沟通后，会感到烦躁或减少对孩子的关心，孩子会因此不再寻求心理健康教师的帮助。

2022年年底，崇左高中就曾发生过一起因家庭缺乏关注导致学生出现极端行为。事件发生前，心理健康教师和班主任等数次找到该名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建议送孩子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但学生母亲不配合、不重视，甚至反馈“孩子只是闲着没事干，只要努力学习就不会有心理健康问题”。

黄花春说，这名学生每天表面上都很乐观，但细聊后就能发现她的抑郁程度已经很深。她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不接受孩子休学回家，最终女生选择走向悲剧。“我们的实践证明，经过家长干预后，学生的自残甚至自杀想法会显著减轻。让我们感到无力的是，一些小孩已经明确表达出希望得到父母的帮助，但因为父母的忽略，最终出现极端行为。”

吴燕还接触过一些被校园霸凌以及在童年遭受过性猥亵、性侵犯的学生。她说，高一阶段的心理健康课程会讲述校园霸凌以及性骚扰等内容。此前很多学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因此结束讲课后的一段时间，因遭受过校园欺凌来做心理咨询的学生数量显著增多。纯粹因学业压力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反而比较少。

这座中学这座城

崇左高中坐落的“U”型岛三面被左江环绕，当地居民眼中是一座环境优美但管理严格的学校。崇左高中每年从崇左各县市招生超1000人，每届一本上线率为12%—16%，相对于很多城市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并不显眼的升学率，但已经足以改变一小部分人的命运。

李秋说，尽管二本毕业生已被调侃“烂大街”，但在崇左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只有少数人能走完这条极其狭窄的升学路。李秋初中全班五十余人中，只有五人“杀入”崇左或南宁的普通高中，剩下的同学就只有就读当地高中、中专或者辍学，而当地高中的一本上线率不足6%。不过，即使在崇左高中，李秋所在班级也只有二十余同学的成绩达到二本线。

李秋曾经艰难地走过这条路。回忆起当初在崇左高中因抑郁症休学前的半年，李秋将其形容为噩梦般的日子。那时，在宿舍内整晚焦躁不安或控制不住地哭泣成为常态。在高三下学期，这样的现象越发严重。但这并没有换来父母的理解，她和父母在电话里数次争吵后，才换回休学的机会。

从记事起，李秋就与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以及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父母则常年在外务工。“省着用钱、好好学习、多照顾弟弟”成为与父母电话沟通时最常听到的教诲。从初中开始，李秋就需要独立完成买菜、做饭等家务活。

在李秋的大一阶段，已有三位初中同学结婚生子。李秋曾设想过，如果那时因心理健康问题不再读书，自己的生活轨迹也大抵如此。

龙晓冰在接触高三学生的过程中，也发现抑郁症问题上有比较显著的性别特征——因心理问题而寻求帮助的更多是女生，求助内容更多是人际关系与个人情绪。

但这并不能说明女生更脆弱，某种程度只是与学生的基数有关。黄花春调研时发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教育滞后地区，重点高中女学生占比已超过三分之二。原因是中小学阶段男生心智成熟相对较慢，如果此时男生缺乏文化层次较高的父母的教育引导，男生很难通过自律学习来升入重点高中。

从南宁坐绿皮火车前往崇左，沿途是连绵起伏的甘蔗地。被誉为“中国糖都”的崇左市是中国最大的甘蔗种植、蔗糖生产基地，产糖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种甘蔗成为崇左祖祖辈辈许多人的宿命，每亩甘蔗地收入常年徘徊在3000元/年。2022年12月，崇左才正式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

在崇左市，迫于生计而外出务工成为大量农村居民的选择。“十三五”初期，崇左贫困发生率为18.16%。在崇左市所辖7个县（市、区）里，宁明县、大新县于2018年完成脱贫摘帽，天等县于2020年完成脱贫摘帽。以天等县为例，2022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口超17万，占全县总人口的37.8%。

早在2016年，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就曾经被政府和社会关注。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多次关注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崇左市天等县即纳入了伴随上述意见启动的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项目县名单中。

中国新一代留守儿童正在逐渐长大，他们所需要的远超一所高中的心理救援。

2022年黄花春密集调研走访17所学校，她发现一些学校为阻止学生极端事件的发生，采取了颇显极端的举措，包括在宿舍、教室以及走廊等活动区域安装防盗网，一些学校还会在高楼层中间放置安全网。

她说：“这些举措反映了学校急于自保的心态。但长期处在这种如监狱一般的压抑环境中，最终只会让学生抑郁程度加深。如果每所学校都能把学生心理健康摆在高考之上，给予学生充足的活动时间和空间，未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一定能得到缓解。”

也因为此，面对整体日渐加重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黄花春认为各所学校都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双重发力。

在调研乡镇学校时，黄花春发现许多学校未配备心理健康教师，也没有专设心理健康课或配备心理健康咨询室，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更多停留在表面。“这样的现状与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有关，也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一些乡镇学校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硬性要求学校在没有资金配备的情况下聘请心理健康教师不太现实。”

一些乡镇教师反馈在日常教学任务之外，还需要完成诸如下乡扶贫入户调查以及在假期守池塘巡河堤以防止孩童溺水事件发生等任务。这些教学之外的工作让乡镇地区的老师身心疲惫，在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疲惫状态也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黄花春说，虽然教师学过心理学课程，但缺乏实践经验和专业证书，没办法做专业的心理疏导。很多老师因急于应付上级部门的“文山会海”而把教师职业当成累赘。一个心理不健康的教师没办法培养出一批阳光的学生，上级部门需要重视教师的减负问题，不能把他们当成高级保姆。“如果学校面临硬件面临不足，软件也需要做足功夫。”黄花春说，“双减”政策实行后，大量家长害怕孩子在竞争中掉队，会私自给孩子报补习班。但从初中阶段开始，早六点半至晚十点半的学习作息已成为常态。如果缺乏文体活动，学生想抗住心理健康抑郁问题比较难。

吴燕也呼吁教育主管部门在升学阶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档案传递制度。“很多学生在情绪失控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叠加心理健康状态有一定的掩饰性，如果科任教师能在学生入学前提前了解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并提前进行干预，也许学生的自杀风险就能显著下降。”

（文中张末、李秋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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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