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毛泽东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毛泽东挚友说出真实原因

1936年，美国著名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和斯诺谈起青年在长沙的时光，就直言不讳对斯诺说：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个杂志了。当时，我非常敬佩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感觉从他们的文字中发现了一个我从未涉足的世界。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学习上的楷模！”

胡适和毛泽东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从斯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胡适影响了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思想认识。不过后来胡适和毛泽东则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分道扬镳。

晚年，当有人问胡适：“毛泽东也曾在北大学习过，是不是您的学生？”

胡适笑着说：“毛泽东先生只比我小2岁，说是学生不恰当。他的确旁听过我的课程，不过按照他当时的水平，应该是考不上北大的。”

事实是否真的如胡适所说，毛泽东难道真的考不上北大吗？如果细细发掘历史的细节，恐怕会让人更加佩服毛泽东的选择。

视胡适为偶像

每个人的思想层次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爱吃辣椒的湖南“蛮子”二十八画生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促使毛泽东思想境界第一个转折点，就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从年龄上说，胡适只年长毛泽东2岁，但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时，他们两人的个人身份，社会地位还相差甚远。

1917年，胡适26岁，青年才俊，相貌堂堂，走在哪里都是女大学生注目的焦点。胡适刚从美国回来，热血澎湃，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文学，从而“爆得大名”而终身显赫。

此时，毛泽东还是湖南的师范学生，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地方理想青年。

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掀起狂风巨浪的白话文运动的第一声炮响，立即得到了广大学生、青年知识界的一片赞誉和支持。

章士钊曾经写文章：“天下悦胡君之言而响之者众。”这个天下当然包括湘水流经的湖南，这个“响之者众”当然也包括湖南一师的毛泽东。

虽然此刻毛泽东身在湖南长沙，但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才气的理想青年，他密切关注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胡适的文章给了毛泽东不小的震撼，震撼之余也给了毛泽东莫大的勇气。实干家的毛泽东提起笔，积极向《新青年》杂志投稿。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

这个“二十八画生”不是别人，正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用过的笔名。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个时期的思想时说：“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前两种思想或者主义就是胡适极力提倡，要在中国推行的意识形态。显然，在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早期阶段，胡适的影响是可见一斑的。

启程北上的毛泽东

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为湖南的莘莘学子打开了新的天地，每个人的思想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毛泽东就说：“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

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其中就包括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

他们于1918年3月自发成立了一个学习讨论团体，名为“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三个月后，会员多数已经走出了象牙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职业才能更好施展抱负呢？这是一个摆在几百个会员面前的现实问题。许多人不愿坐在湖南这个小井观天，想“行万里路”。

如此一来，踏破青山，奔赴外地就成了大家一致的共识。

1918年8月，毛泽东就和萧子升、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了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

来到北京，毛泽东的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准备报考北京各大高校。

同行来京的罗章龙一击即中，考入了北大的预科学校，而毛泽东却没有按照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

这也是胡适后来之所以说毛泽东的水平考不上北大的原因之一，或许是认为罗章龙不如毛泽东。

其实这不过是胡适不了解内情的片面之词，根据毛泽东挚友罗章龙的说法，毛泽东没有进入北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见解。

那时，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个个都准备奔赴法国，勤工俭学。

作为领头人，毛泽东在北京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为这些会员开办了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预备班。

所以，在别人还是学生身份，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担当起社会活动家，为他们筹措路费。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给家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毛润之……出力甚多。”

为会员负责到底是毛泽东肩上的使命，同时不进北大也和他个人的脾气秉性有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一向推崇自学，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想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还曾就办学的宗旨和初步计划等问题特向胡适求教，“自修大学”这个名字还是胡适所起。

胡适后来追忆，也证实所言非虚，说：“毛泽东依据我在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到家取走了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下了。”

坚持“自学”，这是青年毛泽东不轻易服输的外在表现。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他说过，那些大人物，是不太看得起我这个穷乡僻壤的湖南人。

所以，具有反叛精神的毛泽东要从“自学成才”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要向那些大学教授证明谁才是拯救中国的“天选之子”。

另外，制度上的限制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当时北京大学归属于北洋政府下的教育部管理，教育部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这条有歧视性的规定就彻底阻断了毛泽东按照正常途径考进北大的道路。当然，毛泽东也可以托关系，找一找杨昌济，走走后门。

可如果这样做了，毛润之就不是毛润之了，而是一个和普罗大众并无二致的平凡人了。

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就索性放弃了当一名北大学子，而是漂泊在北京，当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

在当图书馆管理员期间，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

他每月的月薪只有八元，仅仅勉强糊口。不过他并不气馁，可以阅读各种书刊，结识名流学者，最关键的是还从李大钊先生了解到了马列主义。

作为一个局外人，从上帝视角观察后续的历史走向，很难不说这是冥冥之中的最好安排。

反目成仇的二人

可惜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渐渐和坚持自由主义分子的胡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隔阂。

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不仅失去了早年的友谊，走上了针尖对麦芒的地步。

胡适，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一贯反对马列主义，特别不赞成共产党宣扬的暴力革命。

纵观胡适的一生，信奉进化论和改良主义，主张对社会一点一滴的改良，通过西方的议会选举制度使国家走出专制的泥沼。

因此，胡适认同国民党为国家的正统，但又反对蒋介石独裁。自己又不愿参加政府，保持个人独立和批评的自由。

1945年3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就如何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稳定的大局，和中共代表董必武有过密谈，要两党参加选举，解决政见分歧。一年之后的7月，毛泽东则通过傅斯年向胡适问好。

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还写了一封电报：“前年与董必武兄深谈，恳切陈述鄙见……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还拿美国、英国举例，要共产党参加选举。

上过一回当儿的共产党，深切领略了“四一二”带来的灾害，又怎会放下枪支？可见，这时胡适仍旧是一个政治的门外汉，浑身上下散发的都是书生之气。对于这个电报，毛泽东没有进行回复。

几年后，国民党败逃台湾，胡适也只得打点行囊。然而，对于在知识界、学术界、文化界有重大影响的胡适，毛泽东还是“感念旧好”，想再拉他一把，希望他能留在大陆。

根据胡适的儿子胡绳的回忆，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了北平，不捉胡适，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季羡林也说过，一个胡适的学生（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党元）曾对胡适说，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请您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笑了笑，说：“人家恐怕不会相信我的。”

于是，1949年4月，胡适只身前往美国定居，两人再也没有相见。

结语

复杂的历史条件构成了胡适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的复杂思想，胡适仅仅只靠道听途说，就判定毛泽东没有水平，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并且胡适这个人身上有很严重的阶级歧视，自以为自己有些才华，就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至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做评判，全靠读者自己分辨。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胡适交往关系述略》 安徽大学学报 徐京 施昌旺 1994年第一期

《胡适与毛泽东》 苏育生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14年第4期

《毛泽东传：1893-1949》 中央文献出版社 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