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伍子胥的复仇与太史公的悲凉

“怨毒对于人类而言实在是太可怕了。君王尚且不应该与臣下结怨，何况地位相同之人呢？如果伍子胥选择追随他的父亲伍奢，然后被楚王杀死，他与蝼蚁相比也没什么区别。然而他选择了舍小义去雪耻，让名声流传后世。可叹呐，当遭遇追杀受困江边时，当仓皇出逃沿途乞讨时，伍子胥始终心志坚定未曾忘记要向楚王复仇。可见以隐忍成就功名是只有‘烈丈夫’才能做到的事情。”

这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末尾写下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不能不让人想起太史公的自身遭遇。天汉二年（前99年），因为替力战至最后时刻才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太史公触怒了残暴多疑的汉武帝刘彻，被施以惨无人道的宫刑。

在太史公的逻辑里，李陵以不足五千步卒与匈奴单于所率主力部队连战十余日，杀伤敌军过万，又引来匈奴左右贤王率部合围，“转斗千里，矢尽道穷”而救兵迟迟不至，最后以空弩白刃与敌军骑兵血战。如此这般被俘而降，实在不应再受朝臣们的落井下石，更不应再株连其家人。

然而，在刘彻的政治逻辑里，李陵是否蒙受冤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彰显皇权之过。当太史公站出来为李陵辩护时，刘彻的猜忌之心随即发作——肯定偏将李陵的战功并原谅其苦战无援而降，等于是在否定主帅李广利的军事指挥能力，也等于是在责备坚持重用李广利的那个人。汉帝国所有人都知道，贰师将军李广利之所以能成为军队统帅，不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出众，而是因为他的妹妹李夫人是刘彻的宠姬，他的兄弟李延年也得到了刘彻的宠幸。

若干年后，太史公已经做了宦官才能做的中书令，成为经常侍奉在刘彻身边的红人。友人任安陷入到政治危机中，写信向太史公求救。太史公在回信中追溯往事，将昔日的悲惨遭遇归因为谏言时“未能尽明”，以致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

其实，根本不存在太史公表达不到位的问题，那所谓的“明主”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明白而仍要对太史公施以残酷的宫刑，是因为他手握不受制约的皇权恣意妄为已经多年，已将拿天下人做代价来满足个人私欲视为家常便饭。目睹了“天下户口减半”，目睹了“中产之家皆破”的太史公当然深知这一切。他之所以仍然对刘彻一口一个“明主”，甚至于在受了宫刑侥幸存活下来后，选择以更加小心翼翼的态度去伺候刘彻，是因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尚未完成，而那是超越时代的书写，是无论怎样含垢忍辱都值得完成的壮举。

故此，在书信里，深知“诟莫大于宫刑”的太史公反复向友人剖陈心迹，解释自己为何还要在这污浊的人世间苟且偷生：“我的先人职掌文史星历，不过是被君王们当做倡优来蓄养，若我就此伏法受死，不过是九牛身上掉了一毛，与蝼蚁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个有苟活本能的懦弱之人，但也知道生死荣辱的界限，奴婢尚且懂得自杀，何况是我，之所以仍在这粪土一般的世界里隐忍苟活，是内心的志愿尚未完成，我不甘心啊。”这些话语字字泣血，分明昭示着《伍子胥列传》正是太史公的自传，那伍子胥的雪耻故事也仿佛太史公的雪耻故事。

以上，是刘勃新著《错位的复仇：伍子胥传奇》呈现给读者的一副历史图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在两千多年前，在太史公的时代，在《太史公书》诞生的那个漫长过程里，历史同样是当代史。除非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漠不关心，否则便没有人可以完全摆脱所处时代的影响，然后站到一个完全超然的位置上去观察历史。求真当然是每个撰史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求真不等于要求撰史者必须放弃针对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才是史学诞生的根源。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太史公埋首于纷繁芜杂的先秦史料之中，读到伍奢并无罪行却几乎全家死在了楚平王的政治阴谋之中，读到伍子胥拒绝服从父亲伍奢的召唤去郢都就死，而选择投奔楚国的宿敌吴国，读到伍子胥助吴王阖闾击破楚国，对楚平王实施鞭坟之刑……现实与往事互相激荡发出共鸣，这共鸣必会敦促太史公将伍子胥的故事记录下来。作为一位撰史者，尤其作为一位被皇权残酷蹂躏过的撰史者，太史公长期困惑于不知如何去约束那头肆无忌惮、动辄让天下人为其疯狂而愚蠢的举措埋单的巨兽。

《史记》是太史公唯一的武器。内中详述了秦始皇父子恣意妄为荼毒天下而被天下人群起推翻的往事，也赞美过政斗手段虽然残酷却因“政不出房户”而让天下百姓有机会少受折腾的吕后，还刻意集中叙述了汉文帝的种种美德以求将之塑造为优秀帝王的榜样，甚至借用了传说中扁鹊治病的故事来委婉告诫君王治国不可讳疾忌医……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毕竟，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周秦之变已然彻底完成的世界，早已找不到任何稳固的制度用于约束无远弗届的皇权，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也无法再让刘彻产生敬畏。伍子胥的故事，大约便是因此才进入到太史公的视野之中，成为了《史记》列传的第六篇——无法期望制度层面的约束，善意的劝谏常引来不测之祸，连天意的解释权也已被皇权垄断，那么最后的办法便只有恐吓。蒙冤者的后代卷土重来，不但灭了暴君之国，还要鞭笞暴君之尸，这样酷烈的故事适足以作为一种警告写入史书之中，让后世的暴君们读过之后有所畏惧。

然而，刘勃在《错位的复仇》里细细辨析先秦史料，告诉了读者一个较之《史记·伍子胥列传》更为完整的事实：“吴国人入郢之战前，联系中原的外交工作，是由他（伍子胥）完成的。但战争开始，伍子胥就消失了。《左传》里从来没有提到他有什么军事指挥才能，吴国有独特的作战方式和风格，他也插不上手。”“伐楚是伍子胥的复仇之战，但他自己却没有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实在很遗憾。《左传》甚至对与攻陷郢都后伍子胥有什么表现，一个字都没写。”

伍子胥掘墓鞭尸楚平王的故事，其实来自可信度较之《左传》要更低一些的《吕氏春秋》，且《吕氏春秋》里写的是“鞭荆平之坟三百”，《史记》中写的则是“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从鞭坟到鞭尸，太史公升级了针对暴君的惩罚。今人能够见到的先秦史料，太史公当年自然也能见到。在故事的诸多版本中，太史公选择了最酷烈者而非最可信者，显然是因为只有最酷烈的那个版本才足以用来警告当世及后世的暴君——这大约已是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在“天下户口减半”时代所能做的最后之事。

《错位的复仇》中对伍子胥故事的重构无疑是可信的，或者保守一点说是更接近实情。这是刘勃著作的特点，总能够给读者提供新知，使其有所得，获得知识与观念的更新，且提供新知的方式很温和，不管这新知有多大的颠覆性——哪怕是在讨论孙武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级别的问题——总能以平静而有亲和力的方式表述出来，且富有说服力，会让读者于情于理觉得事情就该是这个样子。《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与《匏瓜》如此，《错位的复仇：伍子胥传奇》与《逆行的霸主：夫差传奇》也是如此。书中有段经验之谈，称“以一个人为绝对中心，却游离于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之外”的故事只能是个故事，断不能视为史实，便实在是很精确的论断。

基于这样的见识，《错位的复仇》在太史公的视角之外，看到了另一个无能为力的伍子胥——他深恨着楚平王，对楚国的仇恨却未必同样深。没有伍子胥的帮助，吴军做不到攻破郢都，可吴军攻破郢都之后针对楚国百姓的大规模烧杀抢掠，早已非伍子胥所能控制。普通楚人的皑皑白骨，真是伍子胥想要的吗？为了完成对暴君的复仇，伍子胥选择了依赖另一个暴君。这才是历史深处最沉重的悲哀。

太史公当年大概也体察到了这种悲哀。所以他记录下了申包胥对伍子胥的谴责，说他的复仇手段实在太过分。也记录下了伍子胥的苍凉回应：“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还记录下了伍子胥在吴国被逼自杀、尸体被装在皮袋子扔进长江的终局。向怪兽复仇者，选择了拥抱另一头怪兽，终究难逃被吞噬的命运。信奉黄老之道，主张君王清静无为约束自我少折腾百姓的修史者，也必须先小心翼翼取悦那个雄心勃勃要去实践所谓“雄才大略”的暴君，才能将那《史记》完成并流传下去。

穿梭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太史公内心的悲哀，想必是远甚于伍子胥的。他看见了历史也体验了现实，却终究找不到出路以抵达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