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林某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到1949年革命胜利，这20多年里，他几乎一直都在犯错误，但奇怪的是，他的职务却不断提升：从南昌起义时的73团7连连长，到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这是怎么回事？
1927年南昌起义后，跟随部队从江西大余开往赣南的途中，身为73团7连连长的林某当了一次逃兵。当时，陈毅是73团党代表，对林某只是批评教育了一番，仍然让他担任连长。紧接着，1929年6月发生“朱毛之争”，林某表态支持毛主席，但他又公然肆意恶毒攻击朱德。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林某做了比较中肯的批评。
大会认为林某就争端问题有看法应该向党报告，尤其不该仓促间写一封信对朱德进行肆意攻击，不但没能解决党内纠纷，反而加重了党内纠纷。而且对朱德的很多攻击都是过分估量和推测而产生的，这是错误的。1929年12月底，古田会议胜利召开，“朱毛之争”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这时，红四军指战员都在认真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精神，为迎击闽粤赣三省敌人的“会剿”做准备。但林某却过高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形势，对时局和革命前景产生十分悲观的看法，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提出“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
毛主席收到这封信，非常清楚林某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不是个别人的观点，而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对这种危险的观点绝不能听之任之。1930年初，毛主席给林某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在这封信中，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林某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过于悲观的情绪和思想，毛主席满怀希望地预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毛主席把给林某的回信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给了各纵队、大队党支部进行讨论。在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这个问题上，以林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明显是悲观短视的，而毛主席则表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从对形势的判断和战略思考来看，林某的眼光远远不如毛主席，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战略眼光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
林某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近20年后的1948年，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林某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再提及他的姓名。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把这封信的标题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把信中指名批评林某的地方也进行了修改。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来看，毛主席给足了他面子。
对于这件事情，黄克诚将军却有正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其实应该算好事情。如果把自己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反而不是正确的态度。虽然林某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值得肯定的。
1933年9月底，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德国共产党员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他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毕业不久就来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时中央根据地正处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之下，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欣赏和信赖，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全权委托给了李德。
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完全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把前四次反“围剿”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废弃不用，改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要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从9月底打到11月中旬，红军不仅没有打败敌人，反而因为处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越来越陷入被动之中。
这招不奏效，临时中央领导人又听李德的，改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推行所谓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要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用自己的堡垒对敌人的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的时候，就要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短促突击”是一种战术手段，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运用。
红军当时装备很差，却要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硬拼消耗，这种打法不但是错误的，更是愚蠢的。林某起初对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非常不满，坚决反对同敌人硬拼，提出要改用运动战打击和消耗敌人，并就军事问题多次致电、写信给中革军委提出建议。但奇怪的是，到了1934年4月下旬时，他的态度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