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级、让衔、让位的徐立清中将

文/夏明星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徐立清

　让级——从大别山区到天山脚下，徐立清转战南北，功绩卓著，在全军干部定级时，打报告不要“正兵团级”

1910年4月5日，徐立清出生于河南商城吴店区申家湾（今属安徽金寨县）一户贫农家庭。1927年5月，在大革命洪流的激荡中，徐立清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积极参与农民运动。1929年4月，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声中，年仅19岁的徐立清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勇敢地参加了保护土地改革成果的武装斗争。同年8月，他参加了鄂豫皖红军。

1930年，因作战勇敢，思想进步快，刚刚20岁的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在鄂豫皖苏区的战火中，徐立清在政治上、军事上很快成熟起来。他历任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第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后为徐向前）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四军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战斗。在长征中，徐立清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竭尽全力，尽可能挽救每一位红军伤病员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徐立清随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西征长期统治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马家军，试图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系，以便北上抗日。1937年初，西路军失败后，徐立清和千余名伤病员在祁连山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不幸被俘。被俘后，徐立清和秦基伟等被押往甘肃凉州。在这里，他们坐了40多天牢。在狱中，徐立清等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经常凑在一起商议如何开展狱中斗争。徐立清还牵头成立了狱中党支部。

据后来成为共和国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回忆，支部工作的重心就是两条：“第一，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不屈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去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后来，徐立清等又被押送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驻地兰州，关在市东一所兵营里。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国民党才答应释放他们。

徐立清出狱后，辗转至刘伯承、张浩领导的援西军工作，任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负责对原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收容、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后，徐立清请缨东渡黄河抗日，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和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0年后，徐立清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党校第二部组教科科长。1944年2月，他出任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政委，直至抗战结束。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一度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原为谭政）。

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军成立，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1日，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军委下令成立了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为主的第六纵队，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

在此期间，徐立清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主要战役。其中，著名的“血战屯子镇”使彭德怀对徐立清念念不忘。

1948年4月，胡宗南部、西北马家军联合反攻，矛头直指彭德怀的司令部。司令部机关一退再退，敌军如影随形，情况十分危急。当彭德怀和司令部机关到达宝鸡市屯子镇时，碰到了六纵政委徐立清。大敌当前，徐立清临危请命：“我带领新编第四旅顶住敌人的进攻，请彭总赶快离开这里！”徐立清要求六纵以屯子镇为堡垒，引诱敌人上钩，掩护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朝东北转移。在屯子镇，徐立清率部和敌军血肉拉锯近10个回合，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3天后留下一座空镇给敌人……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六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隶属一野，罗元发任军长，徐立清任政委。同年6月中旬，第六军编入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徐立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前后，徐立清担任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王震任司令员），率部进军新疆。进入新疆后，他兼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王震任书记）。1949年12月，徐立清和王震一道，介绍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1日，为培养新疆各族干部，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领导的分局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分局地干班，后依次更名为中共新疆分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党校、新疆自治区党委党校）成立，徐立清兼班主任。同时，徐立清还担任了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培训和改造起义部队军官。该校后来发展为新疆军区步兵学校。徐立清为培养新疆早期的党政军建设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当时，毛泽东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总干部部成立后，由罗荣桓兼任部长，徐立清任主管任免、组织工作的副部长。

从1951年起，在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参加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以及关于干部任免、培训、选拔、评级、保健、转业、复员、离休、退休等多项工作指示、规定、办法和措施，使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章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都被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让衔——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徐立清态度坚决：坚持不要上将军衔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1955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这在全军上下引起广泛的关注。绝大多数干部对此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十分不满，说：“我要把那牌子（肩章）挂到狗尾巴上去。”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当时曾风趣地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因此，能否搞好这次评衔工作，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他始终牢记毛泽东“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的名单中有自己时，他“以权谋私”，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

在此前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许世友听说后，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我支持你，你是榜样。”

徐立清还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夫人也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正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希望由大将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到后赞扬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他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谈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他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

当天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衣起床，再次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的。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这封信就到了罗荣桓手里。他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授予徐立清上将军衔。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指示应授徐立清上将军衔。一天，彭德怀还特地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谈了原因后，恳请彭德怀支持。彭德怀说：“立清，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连连点头，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事情后来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谈话中，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恩来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他的工作。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他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排在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元帅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徐立清，说：“立清啊，我是很理解你的，你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近10岁的老首长，徐立清激动地说：“感谢您对我的鼓励，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

和徐立清同期参加革命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洪学智等先后握住徐立清的手，对他这种主动让衔的精神表示敬佩。许光达大将也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地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叫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徐立清主动要求低授军衔一事，很快在全军传为佳话。这是他的“第二让”——让衔。后来，在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让位——为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的总干部部副部长，向中央军委提出“辞职”建议

在主持定级、评衔工作的同时，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了军队的各项建设工作。

1950年10月，徐立清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英俊潇洒。但是，在全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他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组织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罗荣桓部长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泽东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学习。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身体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就找同志们谈话。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

1956年1月，总干部部召开了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在职干部缺额很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在同年3月底以前基本上按编制配齐了干部。但是，在提法上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对少数干部提拔不当的偏差。作为主持任免工作的直接领导，徐立清知道后很是不安，几次要求出院，但都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意。在医院的病榻上，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经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几天后，罗荣桓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待病好了可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这是徐立清的“第三让”——让位。正是由于徐立清曾让级、让衔、让位，所以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三让将军”。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仍旧主持全军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工作。

在工作中，徐立清注意广泛地同各级干部保持密切联系。他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直接接触干部，而他那谦逊、温和、平等待人的作风，也使广大干部愿意接近他，乐于向他交心。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中下层干部，都愿意找他谈问题。工作时间也好，节假日也好，晚上休息时间也好，不论职务高低，熟与不熟，只要找上门来，他都热情接待，有迎有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有时他外出开会不在家，便专门把秘书留在家里作接待和记录。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徐立清还亲自查阅干部档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等。这种深入实际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使他很快掌握了全军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熟悉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和一些优秀的或有特长的师长、政委，尤其是对老红军和大单位的领导干部了解得更详细。所以，徐立清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或总政治部召开的会议，以及向罗荣桓主任汇报时，根本用不着翻笔记本，就能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为此，大家都说他脑子里有一本干部情况的“活字典”。这样，在研究干部任职时，他就能根据干部的长处和短处，提出深思熟虑的使用意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使领导班子搭配得当，也使大家口服心服。

在长期从事军队干部工作中，徐立清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公道正派，大公无私，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他十分厌恶并坚决反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诬陷整人等做法。早在组建总干部部时，徐立清就建议抽调包括各个方面军、各个野战军的同志到总干部部工作。他认为，这样做既有利于使用各方面的干部，也有利于全军的团结。当时，有某些领导只选拔和使用自己认识的老同事、老部下和情投意合的人，对不熟悉的或者自己“不中意”的干部不予重用。在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上，徐立清严肃地批评了这些错误。他提出：“干部的选拔，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经过干部部门遴选、党委集体审定的制度。”

徐立清还一贯重视扶持年轻干部，重视知识分子。他常说：“为适应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需要，必须大胆提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对那种比辈数、比军龄、比级别的论资排辈思想和所谓“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的牢骚话，徐立清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对被批评的同志，他从来实事求是，不抱偏见，没有过激的语言，不摆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在受到教育的同时，又看到希望。在徐立清的积极建议下，对一些年轻优秀的干部，有的被送到部队院校深造，有的被派往国外学习，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与此同时，徐立清还特别关心老干部的安置情况。他曾多次讲过：“要在我有生之年，把老干部安置好，在职的要关心离休的，台上的要关心台下的，有权的要关心无权的，没犯错误的要关心犯了错误的。”

徐立清一生清白、正派，工作勤恳，原则性强。邓小平评价：“他是一个好同志。”

“文革”中，徐立清和其他军队老同志一样，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69年11月，他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军队农场监督劳动。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才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徐立清历任济南军区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在重新回到总政治部工作后，尽管当时的主任张春桥把持着大权，但分管干部工作的徐立清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做干部工作要公道、正派、不信邪”的指示，表现出了很强的党性，大胆使用、保护了相当一批干部。回忆起当年的一切，开国少将谷景生感慨不已。

“文革”期间，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与“导弹之父”钱学森搭档过的谷景生被打成“叛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入狱长达8年。出狱后，谷景生到处反映要求澄清问题，但被拒之门外，处处受冷落。最后，他找到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徐立清为谷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在邓小平的关心下，谷景生很快恢复了名誉。谷出狱后第七天，邓小平就派他奔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第一线，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在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期间，徐立清关心官兵切身利益的事被许多人广为传颂。

1980年，我军部队边境作战结束后，作为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徐立清到前线部队邹本珊师蹲点指导工作。当时，他的血压高压达200，低压为100，心脏还装着起搏器。可是，他仍放心不下的是连队官兵和军队建设，冒着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发病危险，坚持要邹本珊陪同他到营连。路上，他语重心长地对邹本珊说：“邹师长啊，我们要多下去听听战士的意见和建议，万万不要插话，让基层官兵大胆地把真心话掏出来，我们才知道下面的难，也才知道在上面该怎么办。”当战士们反映生活质量不高时，他告诫邹本珊：“千万别忘了关心基层官兵的生活疾苦。生活搞好了，我们的工作才更有说服力，伙食能当半个指导员呢！”

遵照徐立清的意见，师党委专门召开了“加强部队生活管理，提高后勤保障能力”的研讨会，作出了改善干部战士生活的“二十四项决定”，使部队官兵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极大激发了官兵训练的热情。

蹲点期间，徐立清发现部队有相当一批在火线表现优秀的团职干部年龄老化、职级待遇低。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客观原因是“文革”期间部队大量超编，以及转业名额少、地方安排困难等问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事隔不久，绝大多数老正团职干部被军区批准任命为副师职干部，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现在，这些老同志在干休所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着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每每谈到此事，他们都感慨万千，纷纷表示：感谢党、感谢徐立清。

1983年1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逝世后，有1800余位高级干部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驻北京部队的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丧事非常关心，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的治丧报告上批示：“要把徐立清同志的治丧同杨勇同志的治丧通盘考虑安排。”把一个大军区领导的治丧安排，提高到中央领导人的规格，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说明了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对徐立清的重视和关心，同时也说明了徐立清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拉着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病中的徐向前元帅听到徐立清病逝的消息后，夜不能寐。他为失去一位几十年共同奋斗的老部下而十分痛心，不禁潸然泪下：“我因病不能参加徐立清同志的丧事活动，请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转达我对徐立清同志的深切哀悼，对徐立清同志的家属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1月13日，徐向前元帅亲自审查了对徐立清的悼词，并专门附了一封深情的慰问信。他在信中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清同志一贯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优秀品质；在长期做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原则性强，作风正派，从不闹地位，从不搞派性；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干部；他有功不骄傲，委屈能求全；他是党性强、作风好的好同志，我很敬重他。”

惊闻噩耗，痛失老战友的张爱萍将军挥毫赋诗：“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惜君征途重谨慎，后继有人慰英灵。”这是对徐立清一生最好的评价，也道出了全军广大干部的心声。

生前，徐立清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特别严格。他的爱人党秀玉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多年。徐立清不仅从不考虑她的职务升迁问题，并且还严格规定：家里任何人不准提个人待遇方面的问题。徐立清去世后，党秀玉不仅退掉了房子，还把公家配的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交了公。徐立清的一位秘书跟随他多年，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受到大家赞扬，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想提拔重用。然而在会议讨论时，徐立清却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可考虑别的人选。”徐立清做了几十年的干部工作，从未有过利用职权谋私的事。他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永远的尊敬。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