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国人有句口头禅，叫“我比窦娥还冤”！这不是在和窦娥比惨，而是在拿窦娥调侃。恕笔者直言，但凡说过此话者，真正知晓窦娥冤情的并不多，甚至有些人压根儿不知窦娥为谁，多是你也云我也说。而世人一旦了解到窦娥的故事，这句口头禅即便不能立马寿终正寝，也顶多剩下苟延残喘的份了。
窦娥，是元杂剧《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女主人公，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其原型，则为民间广为传诵的“东海孝妇”，关汉卿于剧中借窦娥之口对此也有交代。窦娥临刑前有段唱词，中云：“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什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按：即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里就明白地提到了东海孝妇。
“东海孝妇”的故事，《汉书》和《列女传》中都有记载，而文字略有出入。《汉书》所载大意是说：汉代的时候，东海之滨有个孝妇，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也没生下一儿半女。其为人安分，事姑勤苦，十余年无怨言。婆婆深为其感动，几次三番动员她改嫁，孝妇皆不肯，誓言欲奉养婆婆终老。婆婆不忍牵累她，就寻机上吊自杀了。
小姑子告到官府，一口咬定老娘是被嫂子给害死的，太守偏听偏信，孝妇屈打成招，被处斩了。事后天现异象，当地大旱三年，百姓难以聊生，苦不堪言，昭示这是一桩冤案。三年后，新太守上任，查明了真相，为孝妇昭雪，并杀牛宰羊，亲自到其坟前祭奠，老天立刻降下了大雨，当年庄稼就丰收了。
《列女传》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又转引了一段传言，说这个孝妇名叫周青。她临刑的时候，央求监斩官用车拉来一支十丈长的竹竿，上悬五条旗幡。并当众立誓，说：“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结果，行刑结束，周青之血青黄，沿着竹竿逆流而上，到达竿顶后，又顺着悬挂的幡而下，可见是枉死。与《汉书》相比，《列女传》显然神话幻化了孝妇临刑的情节。
“东海孝妇”的故事本身并无灵异之处，历史上这种冤假错案也所在多有，史家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的文化，而把亢旱三年这种极端的天气、血逆旗幡这种反常的现象与一桩冤案牵扯到了一起，从而赋予故事以传奇的色彩。
《窦娥冤》的情节设置，尽管同样迎合了天人感应的文化，也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但关汉卿并没有照搬“东海孝妇”的艺术手法，而是进行了大胆的改造，故事情节更丰满，人物形象更突出。
《窦娥冤》的故事是这样的：楚州有个穷书生，名叫窦天章，借了蔡婆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连本带息须还四十两。因无力还债，窦天章就狠狠心把七岁的女儿端云（即窦娥）抵押给了蔡家作童养媳（蔡婆是个寡妇，膝下一子年方八岁），自己则进京赶考去了。端云进了蔡家以后，随蔡婆搬到山阳县居住。十年以后完婚，但不久丈夫一病呜呼，窦娥也成了寡妇。
当窦娥在第一折出场的时候，已经守寡三年。一个弱女子，三岁没了娘，七岁离了爹，作童养媳多年，好不容易圆了房，有了可以依靠的丈夫，又遭受如此猝不及防的重大打击，这命运也只能用“不幸”二字来形容了。
所以窦娥一登场就长吁短叹，唱道：“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偢？”不要说读者读到这里会动恻隐之心，就是老天爷，窦娥说：“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用一句诗来概括，那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了。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古时候，家里缺了顶梁柱，家庭地位是一落千丈，寡妇做事往往难度大风险高。蔡婆婆是靠放高利贷维持一家生计的，职业的风险系数更高。有一天，她找债务人赛卢医讨债。
赛卢医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呢？剧中他有段独白，说“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我摊牌既没医术，也没医德，一害死人不偿命的庸医。关汉卿为其取名赛卢医（赛过名医扁鹊），实暗含讽刺。
元代，王仲文的杂剧《救孝子》中也有一个赛卢医，是个拐骗妇女的流氓；孟汉卿的杂剧《魔合罗》中有一个赛卢医，则是陷害哥哥、霸占嫂子的坏蛋。元代剧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安排了这样一些无才无德的流氓作医生，就是为了强调当时的社会道德已全面滑坡，而且沦丧得很彻底，连医者仁心连良知的底线都靠不住了。
话说赛卢医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连本带息要还二十两，他不想还钱，想杀人赖账。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引蔡婆婆上钩，打算在僻静之地用绳子把蔡婆婆活活勒死。赛卢医在剧中是“净”角，是个配角，无疑是个小人物，对情节的发展却很关键，是他的谋财害命之举引出了张驴儿父子，为窦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又因为有把柄攥在张驴儿手里，所以第二折中他又被迫卖毒药给张驴儿，助纣为虐，成为窦娥“命案”的帮凶，自己则怕受牵连而逃之夭夭。海涅说：“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对赛卢医、张驴儿，我们都应如此看待。
蔡婆婆危难之际，张驴儿父子救了她。不曾想这对父子也是对无赖，他们乘机入住蔡家，赖着不走，还打算瓜分婆媳两个，各成好事。蔡婆婆对此半推半就，窦娥则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严词拒绝，针锋相对，毫不妥协，并谴责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窦娥的性格是善良孝顺与抗争的统一。其抗争，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恪守妇道，也是在维护其人格尊严。
为达到霸占窦娥的目的，张驴儿心生歹计，从赛卢医那里买来毒药，打算毒死蔡婆婆，以威逼窦娥就范。结果弄巧成拙，自己老爹误喝了羊肚儿汤，葬了性命。张驴儿不肯善罢，便以此相要挟，问窦娥“官休”还是“私休”，窦娥没做亏心事，情愿见官。于是二人对簿公堂，岂料梼杌太守是个“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按：其上场诗）的贪官昏官，声称“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场官司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窦娥起初对官府还抱有幻想，认为能为民主持公道。结果梼杌太守收受贿赂，偏听偏信，喝令“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把窦娥打的死去活来。为使婆婆免遭皮肉之苦（善良可见一斑），窦娥屈打成招，被问斩。
在赴刑场的途中，窦娥跟刽子手提要求希望走后街，以免婆婆看见伤心（善良再见一斑）。但婆媳终究还是见面了，见窦娥拖枷带锁，蔡婆婆泣不成声。窦娥叮嘱她逢年过节给儿子上坟时别忘了捎带给自己烧点纸钱，一个善良而卑微的妇女形象让人泪目。
第三折是全剧的高潮，窦娥在法场上，满腔的怒火喷薄而出，化作如下的控诉：“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滚绣球》）义愤难平，窦娥还发下了三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亢旱三年，这力度完全是东海孝妇的升级版。而这三桩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在舞台上都一一应验了，再一次衬明窦娥冤情之深重。
转眼三年过去了。窦天章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来到楚州，督审冤假错案。窦娥鬼魂显灵，向父亲陈述冤情的来龙去脉。案件得以重审，窦娥与张驴儿再一次对簿公堂，赛卢医出场伏罪，证了窦娥的清白，最终窦娥沉冤得雪，张驴儿被斩，梼杌太守被革职，赛卢医充军，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故事在窦娥寄予父亲“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的愿景中结束。这个愿景，既是关汉卿的美政理想，更是当时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共同心声。
总的来说，窦娥的悲剧命运，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幼时失恃，家庭经济困难，高利贷的毒害，父亲的远走他乡，流氓无赖的横行，官吏贪墨等等，这些因素压榨着窦娥年轻的生命，直至把她送上了断头台。所以窦娥的悲剧，既是家庭的悲剧，也是制度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员贪污狼藉，黑恶势力与官府上下其手，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都很尖锐，从而导致冤狱重重，悲剧时有发生。窦娥冤的偶然性，折射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杂剧通过窦娥这样一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和不屈抗争，意在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传统观念的审视和批判，否则没了窦娥，照样会有张娥、李娥的出现。（二）嘻哈的面目，严肃的灵魂—“宝藏男孩”关汉卿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名”已不见经传，生于金末，换个说法也就是生于南宋后期，而活跃于元朝初期，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时间概念，就是他生活于十三世纪。
关汉卿，大都人。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然比今天我们的首都小，大致位于今天北京城区的北部和近郊一代。此外，也有“祁州人”“解州人”的说法。祁州，是今天河北保定下面的安国市，和我老家安徽亳州一样，都属于全国中药材集散地，也都号称药都。
解州，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关羽的故乡，区内有现存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关汉卿也创作有关公戏。话说回来，即便关汉卿不是大都人，至少也是个“京漂”，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理儿，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到京师去闯闯，毕竟那里机会多。不过，大都也好，祁州、解州也罢，这些地方都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和流行地。
关汉卿，“元曲四大家”之一。当时人评价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个剧作家。明人臧晋叔说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
倡优就是演员。换一句比较时兴的话来说，关汉卿是兼剧作家、导演、编剧、演员于一身者。关汉卿的确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音乐舞蹈，吟诗作赋，样样精通，还精通多种游戏，比如蹴鞠，也就是踢球，大家是否会联想到《水浒传》中的高俅，“足球先生”，又比如打马、藏阄等，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典型的全能艺人，是个玩家。多才多艺不算，关汉卿人也长得帅，又博学又幽默，实在难得。
元人熊自得就称赞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关汉卿若生在“流量就是经济”的当下，绝对属于王炸，偶像派兼实力派，将是各大综艺竞相追捧的对象。因为他不但自带流量，关键还有虹吸效应。
说的很热闹，其实在元代，当剧作家，做书会才人，远没有今天娱乐圈文艺界同行这般高收入、这般风光体面。正如当下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若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
当时人分三六九等，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儒，就是士子，读书人，知识分子，排行第九，以前教师地位低下的时候，有一句很恶心的攻击叫“臭老九”，就滥觞于这里。元代的知识分子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卑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娼妓为邻，与乞丐为难兄难弟。左邻右舍，不是“问题户”，就是“困难户”，这对于一向怀揣经世济民伟大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其实是很尴尬的。连和尚、道士，都比儒风光，有地位。
举一个例子，元代全真教最盛的时候，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委以重任，请他主持天下道教以及所有出家人的教务。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讲，一直是严雅俗之分的，雅文学是高雅、典雅的象征，地位崇高。而俗文学，其中就包括杂剧创作，一度被世俗鄙薄为末技、为小道，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套用一句扬雄的话，是“童子雕虫篆刻”，是“壮夫不为”的。而演员这个行当，也远不如当今燃爆，属于贱业。
优伶艺人，历来被排斥在科举大门之外就是一个证明。不但演员艺人地位卑下，就连对艺人表现出特别好感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难免招来麻烦，大家所熟知的，比如唐初太子李承乾因亲昵倡优昼夜不息，好声色而误国，让李世民很反感，最终被废为庶民，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红楼梦》里贾宝玉因为与戏子柳湘莲交好被父亲贾政打了个半死，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关汉卿以前的时代，文人对艺人大体是持鄙薄态度的，到了元代，生活所迫，文人与艺人之间有了更多的良性互动，沟通更加频繁。关汉卿作为一个大剧作家，与演员珠帘秀关系密切，他的很多旦本戏都是为珠帘秀量身打造的。关汉卿对妓女是葆有同情和尊重的，他笔下的妓女赵盼儿、谢天香等也都是正面人物。他剧中的不少妓女，就有学者研究称是以珠帘秀等人为原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