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我和杜月笙是从一九二五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六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一九二九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庚帖，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这份资料，大部分是我和他接触中亲自看到或听他讲的；有些是长期和他一道的顾嘉棠、马世奇等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我从种种关于他的传说中，选出较为可靠的部分。
一、初期活动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青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作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sūn，香草，即菖蒲)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样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仁社的头子，叫张镜湖，这人做过通海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军政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集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地位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们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争斗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两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四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杜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最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象黄金荣只进不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总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象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象一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有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1”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样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