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个知识分子的抵制和转弯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北京病逝。

俞平伯（1900-1990），现代诗人，与胡适并称“新红学”的奠基者之一。

自1954年10月16日开始，全国掀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政治大批判。短短两个月，针对他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批判文章五百多篇。

今天，微信分享陈徒手先生的一篇相关文章，梳理了1954年前后，对俞平伯批判的相关过程，以及俞平伯本人面对批判时的种种反应。文章选自《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一书。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文 ： 陈徒手

来源：黑夜颂词

（文章有个别字词处理）

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多么诚恳和老实。

1.

1952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几番展开，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在这样政治运动的铺垫下，1954年，以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新的一场思想斗争运动开始了，再一次引发全国知识界的强烈震荡。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在事发之初表现了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在运动之中转弯和解脱，一直为研究者和后人所关注。

笔者手头新近有几份当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党组织对俞平伯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在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所能呈现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真实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俞平伯在运动初期是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1949年后俞先生较为低调，对事对人不冷不热，只是缄默地关在家中依旧做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斗争运动开始后，文学所副所长、党内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何其芳几次在文字或口头上向高层领导介绍俞的近况，其中就说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红楼梦》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种版本中校订出最好的版本。

俞先生几年间少有一次被人们关注的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应邀上台发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研究意义，颇受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重要人物胡乔木的鼓励，胡一度甚至说俞的发言中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据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称：“俞（事后）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讲演，到处写文章。”

党总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俞的骄傲：他在《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中，自觉是权威，不同意文学所的组织意见，坚持主张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标点符号，后来为此曾写信给胡乔木以寻求支持。

1954年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全国性的批俞由此始，此为手迹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

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

195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到：“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

波澜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触和不安。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现在老教授写文章就是犯罪，我如发表文章就有成为俞平伯的危险。山东大学一学生将批判陈寅恪论韩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后在《历史研究》刊发，历史学者向达、翦伯赞、季羡林等读后都担心陈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杀的可能，翦伯赞直言“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向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见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第53期）

这些报告在高层中传阅，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给高层留下较深的印象，如何谨慎处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问题而不陷入僵局，高层由此也有所警觉和筹划。

2.

运动启动后，对俞平伯负面的汇报始终不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曲不平的情绪，如俞说：“权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报纸、杂志要我写的。为了应付他们，才随便写了些文章，接着问题也来了，现在悔之晚矣。”文学所总支分析话语中的潜台词是：“你们把我捧起来，现在又批评我，是有意的打击，我不应该做典型。”

俞再三强调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证工作，不必用马列主义。他憎恶外界有人说他是“伪装”、“背进步包袱”，他说：“我做整理工作，自觉很仔细，很认真，没有错误。我原来就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为何要批判？”

权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强烈的。他说：“三十多年来的研究一场空，学术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向人说风凉话：“这次批判，我的书反而一卖而空，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党总支对此予以评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抵抗。”据北京市高校党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北京市面上已买不到，胡适写的《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书籍在旧书摊上均涨价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国文协召开座谈会，俞平伯出席并作了检讨，与会者反映其发言态度还算诚恳。但文研所10月28日讨论时，俞平伯却躲避在家中未参加，只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员余冠英在会上转述其大意：“我赞成这个运动，并没有误解这是对我个人，而且我要写文章，把我三十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错误。直到现在我对红楼梦的正式研究尚未开始，而乱写文章是由于社会需要，现在悔之晚矣。”他对报纸上发表有关胡适与他往来的文章有顾虑，认为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有政治问题。（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

俞平伯此时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说成是反动的胡适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几次在会上替自己极力辩解，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对头：“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的影响大，不如说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更大些。”

俞平伯还私下披露，助手王偑璋所代写的文章，有些看法也并非王偑璋自己的意见，而是胡乔木的意见。

党总支分析说：俞身边的落后分子说了一些挑拨的话，对俞也有不利的影响。如曾参与出版《红楼梦辨》的文怀沙说“这是官报私仇”，而吴同宝则披露：“党内有名单，准备有计划的打击，第一名就是你。”还有人表示：“你拿的稿费太多了，所以要批判。”其实这些言谈都是私人性质，但很快均被单位总支所掌握，可见党组织对俞及其社会面的控制和了解是很全面和有效的。

在1954年底北京市委致中央的《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中，集中汇报了高校党内外、特别是文史哲教授的最新动态，也首次谈到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运动的异议和不解：

许多教授对目前展开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愤愤不平，或者顾虑重重。开始时有些人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很轻视，认为李、蓝是“教条”“扣帽子”“断章取义”。北大中文系讲师吴同贽说：“俞先生看了会一笑置之。”到批判展开后，许多人就紧张起来，感到压力很大，唯恐再来一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适影响较深的，纷纷表明态度，企图过关。经过解释中央关于学术批判和讨论的方针后，他们这种怕斗争的紧张情绪才基本消除……

有些人认为斗争得过火，北大教授游国恩说：“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锐了，照袁的说法，《文艺报》就不应该与老头子打交道了。”向达说：“现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气焰，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汤用彤中风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有些人表现消极，表示“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写了要挨批评。”有些人不服气地说：“都是一边倒，这不叫学术讨论。”……

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多方为俞辩解。北大文学所研究员范寗说：“俞平伯从来不谈马列主义，对他没有什么可批判的。”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的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林庚说：“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写这些了，李、蓝的文章也有一些小问题。”

俞在九三学社等处的检查虽然认识很差，有些人就赶快为俞开脱，说他检讨得虚心、诚恳，而对其内容则很少深究。

市委认为知识界人士的反应以消极敷衍居多，急于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方设法逃避过关，不少人还对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的态度。而此时运动积极分子涌现得并不多，高层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师则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呈现了相当程度的怯战现象。

从总体来看，学术界当然取积极配合之势，但也显露芜杂、应付之态。系里党员动员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写文章批判胡适，金说：“参加参加中文系座谈会算了。” 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层干部于光远打来电话，嘱他发起批判胡适，他才找了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教授开会，仓促地给每人分配题目分头写批判文章。金还在会上表示：“俞在政治上与胡不同，要注意，不然会影响团结。”北大历史系主任、党内资深专家翦伯赞认为过去学术界思想水平太低，对青年人确实重视不够，有过偏之处，确有开展批评的必要。翦还说，李、蓝的文章是周总理发现并首先提出来的。（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此说与事实不符，也说明当时上下信息不通、了解有限的政治生态。

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而道：“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偑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俞平伯 邓伟拍摄，70年代

3.

高层很快提出对俞平伯的处理精神，基层党组织总结为十六个字，即“说明政策，解除顾虑，稳定情绪，端正态度”。

首先出马的是周扬，他在作协学习会上发言说：“批判俞平伯先生，当然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文学所总支认为周扬的适时表态对在场的俞平伯是个很好的安慰，由此党总支又引申了周扬之意，肯定俞先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胡适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敌人。

何其芳根据上级的精神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也列举不少事实证明俞在学术研究上有可取之处，譬如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结局等等。党总支征求俞平伯的读后感，俞坦诚地表示，“这篇文章很全面，批评得很中肯，自己颇觉满意。”

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衍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要产生对立情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廖可兑都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们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曲。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为俞说话，认为黄肃秋批评北大图书馆和俞平伯垄断善本书不合事实，说：“俞平伯对脂砚斋本不一定是垄断，不愿出借这本书是怕弄脏了。” 向达还引列宁的一句话“善本书不外借并不等于垄断”作为佐证，他反批评黄肃秋作风不好，黄曾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把书弄坏。

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受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4.

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动将自己未发表过的1954年讲稿交给文学所，说是供做批判时的参考。这个举措被文学所领导认定为“有显著的进步，情绪是向上的”。

他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他在文联会上说：“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以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赞成。”他在会上感慨而道，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学马列主义不行。

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颇为惊人：“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俞平伯还找到文学所支部秘书王积贺，承认自己对学习很不重视，但文学所的领导也抓得不紧，希望今后领导上要督促检查，要组织起来学习文艺理论。有趣的是，俞此时还能展开对别人的批评，对老友王伯祥的《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过去俞平伯在单位是著名的自由散漫者，随意性大，一向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时就给香港《大公报》等写文章。而此时对所里的工作较前关心，有会必到。在文学所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发言既检讨了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又表达了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心情：

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来还继续用索隐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

研究《红楼梦》只是孤立地看问题，没有和产生此部书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怨而不怒”“微言大义”的说法欠妥当，以前只看到书中有怨而没有怒，其实书中是有怒的……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是否不碰壁？如果保证不碰壁，还是欢迎的。（见1954年《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尽管他在发言中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奇书是不可知的”，解释自己“在研究《红楼梦》当中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些提法让主持者听了不悦，但他发言的主旨还是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并鼓励他畅所欲言，允许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准备予以具体协助，但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在政治上“希望不大”。

俞平伯还想整理研究杜甫、李白的诗，所里就此打算以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方式来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并搭配了政治强的力扬及两个青年助手。总支在党内会议上几次说道：“要求俞先生把他的一套彻底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要具有马列主义的气味要有八年十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帮助他改造。作为一个经过批判后有显著转变的典型，他仍有用，仍可以做工作，愿意学政治理论是好事，至于能接受多少很难讲。”

党总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认思想改造的艰苦程度，俞说：“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党总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学术批判中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名誉，而得到的是马列主义。”

在文学所党总支《对俞平伯学术批判情况的调查》一文的最后，引用了何其芳的几句感慨：“学术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所的工作也好做了。过去开会，我发愁，没人讲话，现在大家都积极发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多么诚恳和老实。

文章选自《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