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21年后，私人账户被查出46万存款，调查后真相令人感动

1976年，一代伟人周总理在北京长眠。在悲痛之中，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对他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清点。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翻遍了所有账户，只找到了5709元的余额。这个数字对于奋斗了一生的周总理夫妇来说，显得颇为可怜，也无疑揭示了他们的清贫生活。

然而，时光荏苒，21年后的一次例行复查中，工作人员意外地在中国银行发现了一笔以周总理名义存下的1.2万英镑巨款。这笔款项已经沉睡了长达30年之久，如果不是这次复查，或许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按照当时的汇率和年利率计算，这笔巨款完全可以换成人民币46万多。46万，放在1997年，算得上是天文数字。那么，一生清贫的周总理夫妇哪里会来这么多钱？

从1955年刚开始实行工资制度的时候，周总理的工资是每个月600多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周总理的收入渐渐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到了1960年9月26日，在毛主席的带头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纷纷“降薪”，周总理的工资也降为了404.8元。这个数目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算是很高了，但是对于周总理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却显得有些不够用了。

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的工资也只有350元，两人加起来每个月不超过80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周总理要供孩子念书，平日里衣食住行都要花钱，所以是不可能存这么多钱的。

那么，周总理有没有额外的收入呢？答案是：没有。虽然周总理经常发表文章或讲话，报纸刊登出来后，会给他寄来稿费，但是他从来都是将这些稿费退回去或者上交给国家，自己不留一分。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他每天清晨便开始处理繁重的公务，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到各项具体政策的落实，都需要他仔细审阅、批示和决策。而在这些公务之外，他还经常需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应酬。这些场合中，他总是坚持自己掏钱买单，不会让国家来承担这笔费用。

周总理的这种做法不仅体现在吃饭上，甚至在买药时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医院买了一盒药，事后才想起忘了开发票。他立即派人将发票送回医院，并附上一张便条，解释说自己不能公费私用，希望医院能够退还他的钱款。

除了自己掏钱买单外，周总理还经常自己掏腰包购买一些公共用品。有一次，他发现办公室里缺少一些文具用品，就自己掏钱购买了这些文具，并分发给同事们使用。他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剥削人民的，不能和他们相比。”

周总理在公事上花钱非常慷慨，但他自己却非常节俭。他穿在里面的衬衣总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他说：“只要是不影响外观就行。”工作人员看见他的裤子都磨毛边了，建议他换一条新的，但他却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剥削人民的，不能和他们相比。”

不仅如此，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周总理还定下了一个规定：银行中的工资攒够了5000元，只要不急用钱，就交作党费。所以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他和夫人全部的财产也只有五千多元。

不过，在1997年中国银行的一次例行查账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笔30年前的“巨款”。这笔款项是在1967年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的，数额高达1.2万英镑。这笔款项的发现立即引起了中国银行领导的重视，他们深知这笔存款与周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立即上报处理。

上级部门对此事非常重视，要求银行尽快查明这笔巨款的来源。他们开始对周总理的各类文件、账目进行仔细的核查，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与这笔存款有关的记录。这让人们开始怀疑这笔款项是否真的是周总理的私人存款。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存款背后竟然是一个令人泪奔的故事。

这个故事还要从二战时期说起。1940年，战火已经在欧洲点燃，当时德国已经开始进攻英国，并对伦敦开启了长时间的轰炸。在当地工作的英国女孩多利便因公司关闭而失业，那时的她只有22岁，为了生存，多利来到了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分行工作。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阶段。战争的硝烟弥漫，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仿佛一片千疮百孔的废墟。在这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决定在世界各地设立募捐箱，希望华人华侨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国内的和平以及难民提供帮助。

当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也参与了这项行动。据多利回忆，他们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两个募捐箱。一个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另一个则是红十字会设立的。这两个箱子象征着人们的希望和期待，也寄托着对和平的渴望。

然而，就在人们为这个善举感到欣慰的时候，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原本用于救国家于水火的善款，竟然有人敢盗取！

每天都有爱国人士向募捐箱伸出援手，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政府和人民也因此筹集到了大量善款。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腐败的国民党居然将目光盯在了募捐箱之上。

多利偶然发现，管理募捐箱的国民政府官员居然中饱私囊。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募捐箱大肆敛财。这些官员表面上打着慈善的口号，以救苦难同胞为名，实际上却暗中盗取募捐箱里的善款，将这些救命的钱财私自侵吞。

为了保住这些善款，多利只好偷偷地把募捐箱藏在一个柜台的下面。后来，找不到募捐箱的国民党官员得知了这件事是多利在捣鬼，他们恼羞成怒，向行长施压，要求开除了多利。

就在行长想要解雇多利时，同样在这家银行工作的中国人刘本昆站了出来。他愤怒的揭开了事情的真相，并称赞多利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应该受到赞赏。就是在刘本昆支持下，多利才没有被开除。

经过那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多利开始对这个名叫刘本昆的男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英勇和果断，让她不禁心生敬意。他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来的熟悉，彼此间的了解也日益加深。

对于多利来说，刘本昆就像是一位英雄般的存在。他不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还对她温柔体贴，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从那一刻起，多利的心中便有了刘本昆的位置，她开始对他产生了情愫。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他们频繁地交流、互动，彼此的心灵也越来越贴近。很快，他们发展成了恋人关系，并决定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婚礼上，多利用中文宣誓了对刘本昆的誓言，那一刻，她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在婚姻生活中，多利开始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阅读了大量的中文书籍，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刘道蕊”，寓意着她的生活道路如花般绽放。

当多利了解到中国现在的处境以及中国老百姓的困难时，她的内心被深深触动。她无法忍受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她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中国走出困境。于是，她和刘本昆一起向国内捐助了一些资金，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发动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这个行动，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的曙光照亮了大地，然而，在这喜庆的时刻，英国分行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账户中存留了大量的外汇，这些钱的归属问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英国分行内部，气氛紧张而微妙。员工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那些仍然忠于国民党的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试图维护旧有的秩序。另一派则是支持新中国的建立，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

周总理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他下令冻结了英国分行中的所有资产，以防止资金被非法转移或滥用。这个命令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银行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

支持国民党的一派不甘心失败，他们打算私自将钱带到台湾，以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有人已经在暗中监视着他们的行动。

刘本昆和他的起义组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深入调查，搜集证据，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在银行内部，他们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成功地阻止了支持国民党的人将资金带走的企图。

这场斗争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刘本昆和他的起义组从未放弃过。他们的坚持和勇气，保住了这笔珍贵的外汇，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后来，多利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注销了英国国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了我国的合法公民。这个决定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她渴望能够尽快离开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能够顺利地办理相关手续，多利联系了一家中介公司，将原本可以高价卖出的房子以1.2万英镑的价格低价出售。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但多利并不在乎，她只希望能够尽快办理好手续，为回国做好准备。

回到祖国的夫妻二人很快投入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中来。他们都在中国本地的银行获得了一个新的职位，每个月也都会有一些不菲的工资待遇。然而，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安逸的生活，而是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当他们看到国家还有大部分的民众都处于贫苦的境况时，夫妻二人总会拿出一部分的积蓄，去接济周围的贫苦百姓。他们深知，只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夫妻二人看到街头祈祷的百姓们衣衫褴褛的样子，内心忍不住的伤心。他们决定拿出更多的积蓄来帮助这些贫苦的百姓们。

回到家中，多利提议将这笔钱款捐献给国家，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了刘本昆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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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伦敦时见到了国民政府那些官员的虚伪，夫妻二人不敢将这笔钱款交给对应的官员。于是经过多方面的打听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周总理的联系方式。

在对个人信息进行隐藏之后，夫妻二人将伦敦卖房子所获得的资金转给了周总理。这笔资金数额巨大，对于当时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