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61年9月，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广东省宝安县放宽了边防地区的出境政策，当地大量民众越过边境前往香港投奔亲友。
这些人本来就与香港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他们中很多人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的是妻子去找丈夫、有的是儿女去找父母、有的是弟妹去找哥嫂……
等到1962年初，边境放宽的消息传到广东省内外后，口风马上就变了，一个“谣言”悄悄地在各地老百姓中传开：
“时值英国女皇诞辰，香港大开边境”，“内地居民只要愿意去，香港警察不会抓人，全部都安排工作”……
于是，一群又一群贫困的内地民众越过边境，开始不断地涌入香港市区，寻找新的生活希望。
不过，当时港英政府还在实行“即捕即遣”的政策，警察在香港边境附近不断抓捕越境者。
然而，尽管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越境者被抓获，准备遣送回大陆，但还是有近十万民众躲过香港警方追捕，进入了香港市内。
由于逃来的群众太多，如何处理已经进入了香港市内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也颇费周折。
港英政府原本是不愿意接收的，但从道义上看，尤其迫于香港市民及舆论的高度压力，他们又不敢轻易送走这数以十万计的大陆民众。
起先，港英政府认为这些群众逃港的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选择回到大陆、台湾，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一直拖延处理。
但是他们的判断错了，这些群众来到香港以后就不愿走了，除了一小部分下南洋投奔亲友外，大部分仍然选择留在香港。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英国政府加快与北京交涉，拦住边境地区的“逃亡潮”；另一方面，也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已经进来的数十万民众。
起初，港英政府想让联合国来解决问题，即希望确立逃港群众的“难民”地位。
因为，一旦由联合国确定逃来香港的大陆群众为“难民”，就应该由联合国按照对待“难民”的条款来给予接济了。
但是，联合国所指的“难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
二、难民承认其本国政府的政治组织，但其本国政府拒绝收容。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联合国“难民”条款所指的“本国”，对应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但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丢失面子，因为承认逃港的群众“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即是承认与“中华民国”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朗表态。
这样，逃港群众的“难民身份”问题就一直搁置着。
就在港英政府焦头烂额的时候，大陆民众“逃港潮”的问题，在台湾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台湾报刊大量报道了“大陆难民涌入香港”事件。
这一事件，还给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带来了“希望”，他一度认为“反攻大陆”的机会已到，甚至秘密制订了庞大而周密的计划。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清楚：大陆政权只是出了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稳定的。
出于种种考虑，肯尼迪在多个场合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狂妄之想。
对于发生在香港边境的大逃港问题，美国政府除了号召台湾国民党政府予以解决外，还希望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都能“尽可能地接受难民”。
对于美国的建议，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只好“积极响应”，先后表示愿意接纳“有限数量的难民”。
台湾国民党政府虽感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既然占有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就只能承担起安置“大陆难民”的义务。
此时，台湾民间也是舆论鼎沸，纷纷指责政府“接受难胞不力”。甚至有几十名台湾立法院委员，集体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收容逃港难民”。
1962年5月20日，在内外压力之下，台湾国民党政府终于决定行动“拯救逃港难民”，搁置了“把皮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议见。
两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最近逃港难胞，依自愿接济来台。并先拨大米一千吨捐赠香港”。
6月19日，加拿大对留港难民移居开始接受申请；澳大利亚则表示愿意在地广人稀的地域，为逃港的群众开办农场。
6月26日，姗姗来迟的国民党政府，开始陆续派出船只，准备到香港接运大陆逃港群众。
6月底，第一批“自愿赴台的大陆难民”，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7月9日，国民党政府又用轮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陆逃港澳的难胞”。
接运期间，“港九难民委员会”也派出人员，协助滞留香港的大陆民众登船，不仅给自愿赴台的难胞赠送服装，还给每人发了70港元救济金，他们是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前往台湾。
最终，大约有一万四千人以上来到台湾，还有小部分人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后来也有辗转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买加等地的。
这些“大陆难民”来到台湾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