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毛主席最信任的秘书，和邓小平齐名的“邓毛谢古”之一，牺牲成谜毛主席指令严惩凶手

文/马晓敏 郭婷婷

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最信任的秘书，在中央苏区的艰苦岁月里，他跟随毛泽东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56年，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要求公安部迅速查清他牺牲的经过并严惩凶手。他就是“英俊奋发”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古柏。

毛古初见：“寻乌党的工作、武装建设都搞得不错！”

1906年12月，古柏出生在江西寻乌县篁乡塘背村的一个破产小地主家庭，父亲古光明是乡村私塾教师，外公梅洪馨是寻乌县大田乡的三大地主之一。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古光明把他送到外公家寄养。古柏自幼聪慧，才思敏捷，深受外公喜爱，并被寄以厚望。1920年，14岁的古柏在外公的资助下进入广东梅县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很大影响。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斗争，还和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乌籍进步学生，创办了《寻乌》期刊，宣传先进思想，抨击反动势力。1925年，古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参加广东革命活动的同时，他十分关注家乡寻乌的革命斗争。他联络在广东求学的寻乌青年，在梅县成立了寻乌留粤校友会，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古柏挑选那些经过考验的青年，倡导成立了革命团体“寻乌县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并把这一组织发展到寻乌的许多地方，定期出刊《石溪新潮》《犁头周刊》，广泛宣传革命道理。1926年暑假，古柏回到寻乌老家，他利用假期走村串户，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在村里创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在教农民读书识字的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贫农学员灌输进步思想，促进了寻乌农民革命思想的解放。在古柏的领导下，寻乌第一个农会——篁乡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了，古柏当选为会长。为了加强宣传，促进农民觉醒，古柏还创立了革命刊物《赤裸》，摘录刊登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寻乌民谣《十劝妹》和《六劝农民》等歌谣。

外公梅洪馨得知古柏冒着风险从事革命活动，十分不安，劝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保证送他到日本留学。古柏却说：“留学固然好，但洋学问也不能救国救民。”梅洪馨又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却坚定地说：“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有康庄大道可走？”梅洪馨惊问：“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更是从容而干脆地回答：“信者不惧！”

◆古柏与妻儿在苏区合影。

1927年6月，古柏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回到寻乌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多在外地求学的寻乌籍的共产党员都先后回到了家乡，古柏便与他们一起于1927年冬成立了寻乌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寻乌县支部委员会。从此，寻乌的革命斗争由以前分散自发地进行走向了统一地有组织地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寻乌工农革命运动的进程。为了方便开展革命斗争，党支部在寻乌县城南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在寻乌的篁乡、车头、龙图、南桥、留车等地建立中山分校，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古柏还巧妙利用当时寻乌农村盛行的“三点会”为掩护组织农民，秘密发展农民协会，从思想和组织方面为发动寻乌起义做好了充分准备。

1928年3月25日，根据中共赣南特委的决定，古柏等同志领导和发动了有五六万农民参与的“三·二五”起义，第一次把革命红旗插上了寻乌城头。起义失败后，古柏不顾敌人多次悬赏通缉，再次从广东秘密回到寻乌，联络起义失散的革命同志，重振革命队伍，重新恢复农会活动。不久，他们便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伍，以寻乌和广东交界的阳天嶂大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斗争。

1929年1月底，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4军主力从井冈山游击到寻乌的菖蒲圩。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古柏，兴奋又激动，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寻乌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听后满意地说：“不错嘛，寻乌党的工作、武装建设都搞得不错。”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古柏的工作，并鼓励他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有计划地组建红色政权。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指点下，古柏将寻乌游击队和红4军留下的部分同志进行合编，创建了寻乌县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装——红军第21纵队（古柏任纵队政委）。11月，在阳天嶂成立了寻乌县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古柏任主任委员；中共寻乌支部扩大为中共寻乌县委，古柏任县委书记。1930年初，古柏领导创建了寻乌革命根据地，在全县6个区30余乡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整个寻乌县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

寻乌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4军配合古柏领导的红50团击溃了气焰嚣张的澄江谢嘉猷反动武装后，又一举攻克了寻乌，将红4军总部驻扎在寻乌县城，并分兵深入相邻的安远县、平远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弄清中国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状况，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一分兵活动的空隙，在寻乌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其政治状况、经济情况、阶级成分、社会风俗等在这三个省份很有代表性，“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时任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进行了全面协助和配合。

◆寻乌调查纪念馆。

古柏不仅陪着毛泽东走街串巷，仔细考察寻乌县城，还为他找到了充足供给材料的人——郭友梅和范大明这两位“寻乌通”，为毛泽东提供了寻乌城的大部分情况。在两位先生的指点下，毛泽东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古柏还和毛泽东深入商店、作坊、圩场和田间地头做调查，与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促膝谈心，广泛接触各行各业人员，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为了使调查情况更准确、内容更广泛，毛泽东决定召开一个调查会。古柏根据毛泽东的计划和调查要求，精心挑选参会对象，先后邀请了11人参加了调查会。这11人中，既有做过铸铁工、干过小商贩、在军阀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阅历丰富的县苏维埃委员；有曾任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了解反动政府敲诈勒索内幕的城郊乡苏维埃主席；有年过花甲、明了世事变迁的前清秀才，以及其他不同年龄又较熟悉情况的区乡干部、乡村教师和店员等。经过这十几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县城21个行业，100多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政治态度了然于胸，而且对全县7个区20户大地主、113户中地主的剥削状况、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恶劣行径，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掌握了大量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了弄清楚更多问题，毛泽东决定再召开一次有各行各业、各方面人士参加的总结调查会，古柏这次又邀请了近50多人参加。这些人中，除了前几次参加过的人之外，又邀请了一些乡村教师、回乡学生、缝衣工人、民间医生等，给了毛泽东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寻乌有句俗语：“请客吃饭，请了还要拖。”请客吃饭尚且如此困难，更不要说开调查会了。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规模大、覆盖广、问题细，对调查对象要求较高。由于调查对象的个性、心态、对革命的认识不一，如何选取合适、全面的调查对象，选好了他们又是否愿意参加配合，是否能在调查会上讲真话，这些问题都需要古柏进行全面考量。古柏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根据自己对寻乌各方面的了解，一家一户地去耐心动员和请求，最终促进了两次调查会的圆满结束。寻乌方言不好懂，在调查会上，古柏不仅负责记录，同时还担任“翻译”。会后，他还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通过这次最大规模的调查，毛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为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实际，认识中国国情，从而制定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古柏在这次调查中所提供的协助，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高兴地对朱德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更是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表达了对古柏的感谢和肯定。在与毛泽东一起调查研究的日夜里，古柏也被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激励着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延安哀悼：“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寻乌调查以后，古柏被任命为红4军前委秘书长（前委扩大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后，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处理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后，古柏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职务也随之撤销，但古柏毫无怨言，在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部部长兼苏区中央局内务部长期间，协助徐特立抓好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江西省苏区首先试行全面义务教育，率先实行“小学教师享受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政策，推动江西苏区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933年5月，由于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反对“左”倾错误，古柏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遭到错误批判，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分配到会昌县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面对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古柏并未气馁，而是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在组织上，古柏服从了这个决定，他忍辱负重，与农民谈心、交朋友，动员了许多人参加红军。但在思想上，古柏始终没有放弃正确的路线，他公开声明：“你们有你们的路线，我们有我们的意见。撤职，缴枪，甚至开除党籍，也得保留我们的意见。你们只能缴掉我们身上的武装，但不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这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持原则服从组织的优秀品质，也诠释着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1934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奔赴会昌、长汀等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为保证红军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征粮期间，古柏笔耕不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迅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瑞金粮食动员总结》等多篇指导粮食征集工作的文章。在古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征集粮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仅40天的时间就征集19.8万担粮食，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古柏奉命留守中央苏区，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为了保卫苏区、牵制敌人，他寄养了自己2岁的孩子，告别了年轻的妻子，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都、安远、寻乌等地，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2月5日、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报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等人，对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作出新的指示，并同意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分散突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3月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古柏等同志被安排前往广东东江地区传达党关于游击战争的策略部署。他身穿棉袄，腰挂曲尺，在一位廖姓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来到了广东龙川县上坪乡的鸳鸯坑，并在当地游击队活动据点赤米峰的纸棚里召开了五（华）兴（宁）龙（川）游击大队队员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部署下一步的游击斗争。3月6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包围了游击队驻地鸳鸯坑。听到枪声的古柏立即组织大家突围，命令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他来掩护。大家安全撤离后，他正准备想办法撤离时，敌人却摸到了他身后，向他连开数枪。古柏不幸中弹，应声倒地。年仅29岁的古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践行了“甘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铮铮誓言。

◆寻乌县古柏烈士纪念碑。

1937年秋，寻乌古氏家族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但当时他们对古柏在党和红军中的任职情况和事迹把握不准，便委托古柏的二兄古梅写信到延安，向毛泽东询问，并呈请毛泽东为古柏作传。毛泽东得知古柏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挚友古柏的深厚情谊和深切怀念。

1984年7月，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并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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