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方兴未艾，中国科技安全面临的“五大难题”急需破解｜IPP书摘

摘要

2023年11月19日，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落下帷幕，这一盛会不仅展示了中国展现最新科技成果的积极姿态，也为全球科技交流与合作注入新动力。然而，几乎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备受关注的“专利废除法案”也最终被议会通过，无疑也将对全球技术交流与创新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是“开放交流”还是“遏制封锁”，实际上都揭示了当今时代科技与地缘政治深度绑定这一不争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维护国家科技安全。回顾中国的科技创新之路，实际上并不平坦，从较早出现的对外技术依赖与人才流失之困，再到关键技术“卡脖子”等近期凸显的科技安全风险因素。其背后均反映出中国各个创新环节中的痛点。

如何打通科技创新环节“堵点”，推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与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各主体与环节需要哪些“软环境”？‍‍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院长王宏广在《中国科技安全——战略与对策》一书中，对中国科技安全所面临的难题进行了分析。以下为书中部分内容节选。

中国科技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多数官员、科学家、企业家都认为是高端芯片被“卡脖子”。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芯片进口额连续两年超过4000亿美元。美国联合其盟友疯狂打压中国高端芯片发展，既没有把华为公司打垮，也没有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减速，只是短时间内遏制了中国高端数字产品的发展。随着中国芯片创新能力的提升，高端芯片被卡的问题一定能解决。

因此，芯片安全是当前社会各界讨论最热的科技安全问题，是当前的、短期的问题，并不是长远的、最致命的问题。

长远的、更大的科技安全问题是中国可能错失新科技革命机遇。

历史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都引领过一次科技革命，中国要达到并保持第一经济大国地位，就必须引领或共同引领下一次科技革命，我们没有任何资本、任何理由再次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中国科技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

毫无疑问，美国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崛起是当前的主要原因，但仔细分析发现，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不是今天的事，核技术、航天技术等尖端科技以前就不卖给我国。

我们不能只怪美国不卖给中国高科技，因为卖与不卖是美国的权利。我们要找自己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高科技发展不上去，且总是依靠别人？早在1976年，有关部门就讨论过发展光刻机的工作。2008年以后，国家重大专项专门投入巨资支持发展集成电路，地方政府与企业纷纷投资开发芯片，但为什么我们的“芯病”还是解决不了？

具体而言，中国科技安全面临五大难题。

难题一：芯片被卡，制约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是以大数据、智能算法、算力平台三大要素为基础的。没有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是无米之炊；没有芯片，再好的算法也没有用武之地，算力平台也没有存在的基础。

芯片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芯片的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主心骨”，小小的芯片已经成为影响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0.2万亿元，美国实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一系列禁令，不仅使中国半导体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还给中国数字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

比如，消费电子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但由于受到高端芯片被“卡脖子”的影响，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总出货量为2.86亿部，同比下降13%，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

事实上，在中国，芯片的重要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石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为进口芯片支付的费用相当于全年进口石油和铁矿石的费用总和。

图11-1为2017—2022年中国芯片进口情况。

另外，从芯片产业链现状看，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态势严峻。在2020年的“万物智联，芯火燎原”人工智能芯片创新主题论坛上，钱锋院士曾提到，在芯片领域，中国除了产业链上下游封装测试，其他环节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设计环节，起步较晚，目前处于追赶地位；材料环节，几乎被日本企业垄断；设备环节，供应商主要分布在荷兰、日本、美国；制造环节，中国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5年。

这意味着，若没有整体突破，即使在芯片设计上有很大进步，中国在芯片生产方面依然不能实现自主可控。这也是我们面对的困境：即使拥有全球领先的芯片设计能力，国内芯片制造公司也没有能力制造出来。因此，如果中国半导体产业继续被“卡脖子”，那么未来不仅仅是华为被断供，联想、小米、OPPO、vivo等终端厂商都有可能被断供。

但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生产高端芯片，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完整的高端芯片产业链。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美国打压中国，会使美国芯片企业失去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场，必然反噬美国经济发展。

中国芯片制造业依然存在很大机会。

一是中国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有企业，正在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芯片产业链，尽管效果还不理想。中国半导体产业虽然在某些技术上较为落后，但是在全产业链上都有布局，上、中、下游都有不少企业。

这为下一步的突破打下了基础，只要我们将机制设计好，推动这些企业联合起来，齐心协力、齐头并进，中国半导体产业将来就会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

二是其他国家很难绕开中国市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比如，高通营收的60%、英特尔营收的25%、泛林营收的30%，应用材料营收的33%都来自中国，很难想象这些企业能真正放弃中国市场。

三是中国创新实力逐步增强。虽然中国在芯片制造、材料、设备等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整个产业链上完全掌握所有技术。

中国这些年在芯片上的投入，已经产生了很大效果；再加上中国在芯片产业领域具有自下而上、根基牢固、可持续性足的特点，如果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势，那么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难题二：原创不足，甚至找不准原因

通过检索439万余条文献信息以及对22个行业的创新能力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是近年来论文数量、质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工程论文质量指数居世界第2位，资源性行业论文质量相对较高；专利申请量增长速度跃居世界第1位，专利数量不多、增长不快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但专利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相当突出。

也就是说，在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论文、专利数量不足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质量不高成为主要矛盾，科技发展已经进入提高创新质量、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现阶段创新质量不高是管理界、科技界、产业界，乃至国外科技同行的共识，但对于创新质量不高的原因，各界却很难达成共识，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

第一，重视基础研究的观点认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研发经费的5%，导致原始创新不足，这是创新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创新质量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不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随着科学积累的增加，创新质量不高的问题就会逐步解决，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重视应用研究的观点认为，企业没有成为创新主体，许多研究“研非所用”，造成大量浪费，导致技术创新很难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创新质量肯定不高。加速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是解决创新质量不高、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有效且正确的道路。

第三，重视人才的观点认为，创新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国际一流人才。没有尖子人才，大量研究都是“低水平重复”或“高水平重复”的，难以产生原始创新成果。中国要大量引进海外尖子人才，不要只在留学人员中找人才，要成为世界科学创新中心，争夺国际人才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第四，重视创新设备与方法的观点认为，用别人的设备、方法很难做出世界独创的科技成就。“用别人的枪，走别人走过的路，只能打别人剩下的鸟”，没有科学仪器、设备、方法的巨大创新，中国就很难开拓科技创新的新局面。因此，中国要在科学仪器、设备、方法、基地建设方面下功夫，为提高创新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五，重视科技管理的观点认为，管理分散、人员有限、经费不足是导致创新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要改革管理体制、制订统一规划、集中管理经费、统一部署课题，减少重复与浪费。

难题三：人才赤字，2/3顶尖人才在国外

人才是第一资源，得人才者得天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视人才的国家，不是之一，而是第一。科举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重用力度最大、奖励力度最大、考官级别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制度。目前，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优秀人才、顶尖人才不断涌现，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之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巨大的人才红利、创新红利。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的数量、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顶尖科学家的差距更大，这直接制约着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在为贸易顺差感到喜悦的同时，却不得不为人才逆差而担忧。各省高考状元、优秀科学家大量外流，顶尖留学人员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一方面，美国限制顶尖人才回国，甚至阻止华人科学家与中国进行合作研究，顶尖人才回国难、合作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引进的人才留不住、用不好。一些地方、部门在开完新闻发布会后就不管引进的人才了，承诺的科研条件不能及时满足。个别地方或部门不仅“好龙”，还出现了“坑龙、废龙”的问题，让一些顶尖人才不从事自己擅长的科学事业，而是去经商或从政，十分可惜。

经统计，过去10年美国授予临时签证持有人博士学位共177454个，其中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韩国，来自这3个国家的学生获得的学位数量占总数的一半以上；2020年，共6337名中国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远超排名第二的印度（获得博士学位的总数为2256）和第三的韩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总数为1054）。

最新一期《美国博士学位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有79.4%的中国博士毕业生打算继续留在美国。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截至2022年6月底，美国高端外国人才有17199人，其中来自中国的高端外国人才占66%，远远领先于第2名的印度（6%）和第3名的韩国（4%）。

我国2/3顶尖人才仍然滞留国外，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顶尖人才回国。按照2021年全国在校学生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15356.59元计算，中国因向外输送人才而损失的教育经费初步估算达2543.36亿元。如何将这么庞大的留学生资源利用起来，避免巨大损失，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少数提出人才强国战略的国家之一，然而，人才引进、使用政策落实不到位。一边喊着“缺人才”，一边对身边的人才视而不见、对引进的人才弃之不用的现象屡见不鲜。抢人才方法多，用人才方法少；有些部门招几个人才来充当政绩，至于之后怎么办，其实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就再也找不到落实政策的人了。这不仅是对人才的浪费，还是对国家和地方资源的浪费。

难题四：机制不顺，科技经济融合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为加速科技与经济融合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融合。

但是，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融合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创新指数处于世界第11位的创新体系却难以满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发展对科技的巨大需求，科技供给捉襟见肘，经济发展无米下锅。

关于科技与经济脱节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专家认为科技评价导向偏离，导致科技界过多重视论文与专利；一些专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企业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科技研发经费已超过2万亿元，缺乏重大技术成果主要是因为科技管理不善，甚至提出将科技管理职能直接交给经济部门；

一些专家认为，科技发展需要长期积累，科技投入刚刚上去，形成重大技术成果需要一定时间；多数专家则认为，科技管理高度分散，导致机构重叠、课题重复、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取消科技管理部门将会使科技宏观管理更加薄弱，科技发展效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那么，科技与经济融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研究发现，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既有科技创新能力弱，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需求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原因，更有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同等深层次原因。

从科技发展角度分析，中国尚处于科学积累阶段，科研工作多以单项技术研究、撰写论文、申报专利为主，缺乏运用多项技术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的能力，从而难以满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科技的巨大需求。

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要素、资本驱动阶段，对廉价劳力、资源开发、资本投入甚至拉关系等形成路径依赖，多数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与能力。仔细分析，科技与经济脱节的断裂带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第一，发展目标脱节，存在供非所需的问题。

第二，日常工作脱节，产业链与创新链断裂。

第三，科技贡献与经济利益脱节，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还没有富起来。

第四，院所创新文化与企业创新文化脱节，人才不愿向企业流动。

第五，科技管理高度分散，科技资源浪费严重。

难题五：国际合作，遏制和脱钩加剧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得到空前发展，关键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正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重塑产业生态，重构经济格局。相应地，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合作也在技术与政策的助推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勃兴阶段，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国家的科技发展注入了活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合作并不是在一个独立自为的空间内发生的，而是受制于诸多科技以外的因素。

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并以“保护国家安全”或“保护知识产权”等借口为名，极力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以遏制新型工业国家的崛起，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深入推进。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对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提出新要求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23年11月15日，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开幕 图源：新华社

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民主科技联盟”深化多边协同，以“全政府”方式对我国科技创新进行系统性围堵和打压。自2018年以来，美国联手欧盟、日本等盟友在情报、执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风险防范等方面逐步实现遏华制华一致化，以期达成“小院相通、高墙相联”的目标。

为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美国正在推动构建“科技10国”“科技12国”等机制，借此打造“民主科技联盟”，其主要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韩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同时，美国以模块化方式，与芬兰、瑞典、爱沙尼亚和以色列等国家合作，从而在电信、量子计算、机器人等不同领域维护西方技术优势。

美国将科技竞争视为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中美科技合作受到严重冲击。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以来，美国科研人员与中方开展合作的意愿明显下降，多个指标显示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总体呈下降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科技合作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西方战略焦虑同步上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危机的国际需求与西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做法形成新的矛盾。

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人才往来、高层次专家交流合作受到严重阻碍，正常的科技交流及合作已无法按常态进行。尽管5G、AI、VR、大数据、云服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国际交流合作能以在线交流、远程合作等方式继续维持，但整体交流合作效果较正常时期大打折扣。

本文摘编自《中国科技安全——战略与对策》

作者：王宏广 张俊祥

【作者简介】

王宏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2020—2024年)，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院长。曾任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科技发展正在促使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安全六大格局发生百年未有的巨变，而科技安全又影响世界科技格局的变化。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科技战，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安全怎么变、怎么看、怎么办？

本书从历史、国际、国情三个角度，运用技术预测、人才预测、经济预测等方法，评估了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可能途径、风险与危害，研判了世界科技安全面临的形势与问题，提出了中国科技安全面临的十大难题，探讨了保障科技安全、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重点、战略与对策，探索了打赢科技战的战略与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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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Aleu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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