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不用询名字，身是无怀上古民 浅析古人名字由来，看社会阶级

名字作为一个人的标识符，是重要的身份证明。姓名是每个人的第一张名片，古人说:“赐子干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以此可见名字对于人的重要性，甚至比千金和手艺都重要。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呼，更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象征。

取名是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个人的自我认同，表达着每个人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还凝聚着父母深情厚意和期望，甚至与时代特征、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心理学等方面有关。

在古代，人们对于取自命名也十分重视，然而这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权利，取名与社会地位和身份阶级息息相关，平民百姓甚至根本没有名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究一下古代的取名二三事。

在现代，我们的名字通常由姓加上名组成，虽叫名字但通常有名而无字，而古代“名”与“字”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人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用途。

《礼记．檀弓上》曾说：“幼名、冠字，周道也。”至于为什么要取名，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则认为，名字最初是为了夜晚相遇能辨别来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说文解字》曾记载，“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古人受礼乐制度文化的影响，认为“名”应由父母取之，能直呼名字的也只有父母长辈，其他的同辈或朋友这样直接称呼便是不礼貌。

于是在古人成年之后则往往要起个“字”，方便别人叫自己，通常由私塾先生取之。而号则是一些文人雅士为了彰显志趣而自己根据个性追求或居住之地所取的。

一般情况下字号都要与其名意义相辅相成，有一定的关联，因此衍生出了四条大致的规范。

①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例如屈原原名屈平，广平即为原，二者意思相同；陆游字务观，“观”和“游”也是同义；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也相同。

②意义相辅的：即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互为辅助之意。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后才能“居易”；梁鸿，字伯鸾，鸿雁和鸾凤都为飞禽。

郑樵，字渔仲,樵意为打柴，渔意为钓鱼，二者也常常一同出现。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意为过错，只有补过才能达到无错，所以也为相辅之意。

③意义相反的：即字和名意思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例如：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頫”通“俯”，与“昂”为相反的意思。

④意义相顺的：即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字通常为名的进一步解释与扩充。例如：曹操，字孟德。

《荀子·劝学》篇有言：“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合成德操，意思为道德操守。

除此以外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排行辈分。在先秦时期，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以此来表明长幼尊卑，例如孔子字仲尼。

而到了汉代以后，开始使用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来表示同辈长幼关系，如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这两种方法仍被后世所沿用，直到今天。

除了以上的基本原则，不同朝代也都呈现出了各自独特的起名风尚。

先秦时期通常奉行在孩子出生后3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取名。

《仪礼·丧服》中所谓，“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

在当时有一位鲁国大夫申繻堪称取名大师，他曾提出取名选字的五个原则：

具体选字时，申繻的操作方法是：不用国家，官职名号做名字，不用山川等意向取名，不用疾病缺陷取名，不用畜牲取名，不用器物钱币取名。

世人皆遵循此规律，例如孔子原名孔丘，就是他父亲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的。因为孔子生下后被发现头顶有一处凹陷，所谓“圩顶”，故取名“丘”。

而申繻的取名原则中还贯穿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名讳的问题，即为取名要有所避讳。

在封建统治社会，名字也多被赋予了很多关于身份地位的因素，十分重要，不能随便叫，尤其是当朝统治者的名字更是有很多避讳。普通人取名时往往要避开皇帝的名讳，若已有重复的字，也要全部改成其他的。避讳制度起源于西周，在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开始真正发展起来。

例如汉明帝名刘庄。则《汉书》里出现庄周时就必须改为严周，因为庄这个姓不能与皇帝同用。而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手下大将李世绩改名为李绩。

不仅人名要改，各部门的称谓也要更改，比如将民部改为户部，甚至连神仙的名字也要改变，仍是为了避李世民的名讳，把“观世音菩萨”称之为“观音菩萨”。

除了直接改名去字来避讳，还可使用通假字，比如宋真宗的名字叫赵恒。

在书写其他文章用到此字时，例如写“持之以恒”便可以将”恒“上面的一横去掉，变成”持之以怛”，也可以将”恒“再添一笔，都仍保持原音。在编撰史书时，皇帝之名也不能直接书写，只能曰"上"，这也就是皇上一称的由来。到了汉代，取名风尚又与先秦时期发生了改变，尊老、称谓、身份、德性一类敬谦美辞成为了首选，在先秦人常用的伯、仲、叔、季4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元、长、次、幼、少、公、翁等字。

而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则是十分喜爱名字为一个字。皇宫内外，官侯黎民皆追随此风尚。很少能看到有两个字的名字，一直到明清两朝，此种取名风尚才慢慢式微，名字逐渐变成了两字居多。

发展到在唐宋时期，古人取名风尚同样与前朝发生了不同。在沿袭汉代尊老原则的前提下，“予、臣、汝、友”等等带有美意的称谓，和“可、如、斯、也”一类语助字也开始受到欢迎。

除此以外，宋朝及以后，取名一事又增加了许多要避讳的事情，除了前朝的五个原则和避皇帝名讳，还要讲求阴阳五行、生辰八字、生肖属相等等。

“五行”则意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八字”又叫“四柱”，即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干支历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四柱加起来刚好是8个字。依照这两个原则，取名时要先分析此人的命格，命里缺什么，就在名字里补上什么。

例如命里缺“木”，就在名字里加上林、杰等字；命里缺水就取涛、泽等带有水字旁的字，以此类推。这样的取名风尚也一直流传至现代，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家长在会专门找人来算生辰八字，以此为根据而取名，也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由上文可见，名字意义重大，且与身份地位，个人追求息息相关，上学有学名，入仕途有官名，那么作为平民百姓没有能力读私塾也通常当不了官，那又将如何取名呢。

传世的古书典籍，诗词歌赋中，多记载署名的是皇家贵族或文人名士的名字，普通老百姓的名字似乎找不到什么资料提及。但根据一些野史杂文和起名规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底层民众通常不会取一些文绉绉的字，而是为了省事，直接用数字命名。

而以数字入名的流行风尚，还要推至元朝说起，其实这与当时的朝廷政策密不可分。在元代，人被分为三六九等。

汉人地位低贱，他们和庶民以及没有职位的人都不许取名，只能用排行、父母年龄等来称呼，可见封建王朝的无理与压迫，姓名都要受到管控，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

例如元末起义军的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就原名“九四”，他一辈子都宠待文人，在名字上却上了文人的当，“士诚”二字据说是一个读书人献给他的。听着似乎是在夸赞他有诚义，实际上是以此来讥讽他的，

因为《孟子》中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还可以断句为“士诚，小人也”，借此来暗指张士诚不学无术，纸上谈兵。

当时的古籍还有记载，在绍兴等地，出现了一些以数字命名的人，比如一个男子24岁，女子22岁，他们名字的数字加起来为46，所以给他们的孩子取名为“四六”。

还有一个男子23岁，女子22岁，他们名字加起来为45，为了取名“五九”，就将这两个数字进行了换算。俞樾还引用了徐诚庵的观点指出，在明初，常见的名字有“四三”、“五重”和“六六”。汤和的曾祖父叫“五一”，祖父叫“六一”，父亲叫“七一”，也都是以数字为名。

宋洪迈《夷坚志》中也讲述了一些例子，比如兴国军民熊二、鄱阳城民刘十二、南城田夫周三、鄱阳小民隗六、符离人从四、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解州安邑池西乡民梁小二、临川人董小七、徽州婺源民张四、黄州市民李十六、仆崔三、鄱阳乡民郑小五、金华孝顺镇农民陈二等等。

通过这些例子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些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命名方式都是以数字排行计算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古代，底层民众大部分都是以数字来命名的。

而明朝“平民皇帝”朱元璋一家也都是用这个规律命名的，他自己的本名就为朱重八，“重”意为重复，其实就是朱八八，但此名不太好听，所以将两个八直接称为重八。

其父亲叫五四，名世珍，二哥重六名兴盛，三哥重七名兴祖，可见明太祖一家原来都以数字命名的。也就是在其成为了统治阶级，才变更为更端庄雅致的姓名。然而其他百姓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由上述可见，古人的名字里有着大学问，里面包含着命运的象征，在名字里寄托了美好的期许和祝愿。认为好名字可以给予人力量和保护，影响到个人的性格和行为。

名字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尊卑，身份差异，王公贵族便可用高雅的子词入名，而普通百姓就只能按排名和数字称呼。除此以外，名字也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家族的概念，体现着血脉的延续。

总之，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称呼，更是一种身份标识和价值象征，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