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名地下党刚回家,伪军师长的夫人堵住他说：日军怀疑你了

1944 年，地下党员施亚夫查哨回家。伪军副师长的夫人潘宜娟悄悄对他说：“今天师长打麻将时提了，日军开始怀疑你，你要当心。”

这话让施亚夫心头一紧。他下意识摸了摸腰间的佩枪。这把枪是 1937 年他从南京监狱逃生时，从死人堆里摸来的。多年过去，枪柄已被磨得发亮。

四年前，他靠这把枪在南通拉起一支两百人的队伍，对外谎称有八千兵力，骗过了汪精卫派来的招兵特使严甸南。现在，这把枪要陪着他应对日军的怀疑，想办法脱身。

时间回到 1929 年。当时施亚夫 16 岁，如皋起义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工作。第二年，他以红十四军营长的身份参与兵运工作。

1934 年，因叛徒出卖，他被捕后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1937 年日军轰炸南京，监狱北墙被炸出一个缺口。他趁乱越狱，偷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三百里回到南通。

那时他没料到，十年后会以 “汪伪中将师长” 的身份，在日军司令部与小林信男喝酒。更没料到，1942 年南坎会议情报泄露时，他要在日军会议上当众质疑：“粟裕会在海边开秘密会议？三面环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小林信男回答：“情报来自新四军内部特工，绝对可靠。” 这话让施亚夫后背发凉。

当天夜里，他把情报塞进两盒香烟的夹层，让联络员送到刘桥情报站。粟裕收到情报后，立刻下令关闭所有电台，还派骑兵去追回正在返程的参会干部。

当时管文蔚的船已经驶入海中，粟裕调海防团派渔船搜寻，找了四天，终于在弶港外海把他接了回来。后来查实，是电报科长利用职务之便向日军泄密，这人最终被秘密处决。

经过这件事，施亚夫明白，潜伏光有勇气不够，还得有在危险中应变的智慧。

1940 年，汪精卫成立伪政府，急需扩充兵力。施亚夫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带领的 “中国工农守土团” 改名为绥靖军第七师，自己担任师长。

他让人用《百家姓》编造花名册，把上海旅馆的登记名册当作士兵名单，还把电话号码倒过来写成枪支编号。严甸南看到这本 “三千人花名册”，眼睛都亮了。

严甸南不知道，这些名字大多是南通街头卖香烟的小贩、挑水的苦力的名字。汪精卫亲自接见施亚夫时，他穿着从旧货摊淘来的中将礼服，腰间别着那把老枪。

他说话从容，竟让汪精卫以为他是冯玉祥的旧部。后来在汪公馆，他和汪精卫下了一盘棋。下完棋，汪精卫拍着他的肩膀说：“亚夫兄的棋风，像当年的周公瑾。”

但真正让日军信任施亚夫的，是 1942 年清乡运动中的 “南坎会议” 情报。

当时，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与汪精卫密谋，调四个大队加两个伪军师，去伏击返程的新四军干部。

施亚夫在会议上听到这个计划，手心全是汗。他清楚，要是日军这次得手，新四军会损失半数高层干部。

他找借口说要抽烟，溜出会场。在厕所里，他用铅笔在烟盒纸上画了一张简图，上面标着东台的步兵阵地、射阳的机枪点、海防线的薄弱处，还用箭头指向了南坎。

他把这张图塞进第三盒香烟，让副官连夜送了出去。粟裕看到图后，立刻安排转移了所有参会人员。日军扑了空，小林信男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可始终找不到证据。

1944 年初，日军对施亚夫的怀疑到了顶点。潘宜娟的提醒让他知道，必须提前起义。

他草拟电报向粟裕请示，收到回复：“1 月 5 日拂晓，以换防为名出城。”1 月 3 日，他偶然得知，小林信男要把行动时间提前到 1 月 6 日。

他当机立断，把起义时间改到 1 月 5 日凌晨。那天夜里，他带着两千名伪军，以 “换防” 的名义逼近城门。

守城的伪军不肯开门，他拔出老枪，朝天开了三枪，大喊：“谁敢挡我？老子当年在老虎桥监狱越狱时，比这凶险百倍！” 城门守将被他镇住，只好开门。

日军追兵赶来时，粟裕派来的接应部队已经在城外等着了。枪声、喊杀声中，施亚夫终于踏上了回归的路。

起义后，施亚夫没有停下脚步。他带着部队加入新四军，继续在苏中战场抗击日军。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参与了多场关键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江苏省建委副主任，一直工作到 1983 年离休。

2010 年，施亚夫在南京病逝，享年 95 岁。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当上中将，而是 1942 年那张烟盒里的简图 —— 它救下了新四军那么多条命。”

施亚夫的一生满是传奇。他为革命深入敌营，在隐蔽战线上立了大功。他的勇气和信念，值得后人永远记住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