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锐评诸子百家，句句发人深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巨擘，他学贯中西而卓有见地，他是著名的“清华四导师”之一，蔡锷、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等都是他的后学、弟子或门生，他晚年多种疾病并发，还在坚持讲演和著述。

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1925年合照，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他曾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台”，他始终为中国的前途奔走探索，他提出的“少年中国说”为人所熟知，其中指出，“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而他“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显然，先秦正是一个富含少年气的时代，这一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其中的许多思想和观念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框架，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

培根曾辩证地指出，其实我们现代人才是真正的古人，而古代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年青和“现代”的。我们所谓的古人是相对我们而言，然而相对于世界而言他们显然比我们年轻。

梁启超的努力正是要中国“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他以中西文化交融的视角、世界主义的眼光和“新民”的宗旨，对诸子百家展开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其中既有学者的洞见，更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激情。

儒家

孔子

Confucius

在梁启超看来，孔子的伟大在于他的即凡而圣，他的理智、情感、意志（智、仁、勇）都极强烈而又能调和，这正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

这也提醒我们，后人之所以不及孔子，即在于难免有偏颇，加之客观环境的影响，最终甚至由中庸变成乡愿、由曲尽仁道变成空讲关系、由礼乐精神变成礼教束缚、由乐天知命变成苟活主义……这些都不是孔子的本意。

孔子的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以一个异国流寓之人，而且少孤，幼年的穷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很像现今的苦学生，绝无倚靠，绝无师承，全恃自己锻炼自己，渐渐锻成这么伟大的人格。

近世心理学家说，人性分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三方面。伦理学家说，人类的良心，不外由这三方面发动。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调和极难。孔子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用;勇，就是意志的作用。

试把中外古人，别的伟人哲人来比较，觉得别人或者一方面发达的程度过于孔子，至于三方面同时发达到如此调和圆满，直是未有其比。尤为难得的，是他发达的径路，很平易近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学步。

“诚”字就可当“忠”字的训诂。毕心尽性自成，拿现在的流行语讲，就是发展个性。从实践方面说，发展个性是必要；从智识方面说，发展个性也是必要。这是忠的一贯；“推”字就是“恕”字的训诂。从实践方面讲，将自己的心推测别人，照样地来待他，就是最简易最高尚的道德。从智识方面讲，将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统的学问。

人与人相互，才能证现出一个抽象的人格(即仁)。曲尽人与人相互之道，人格才算完成，才可以算得一个人。

孔子的意思，以为(一)法不过事后消极的裁制，礼才是事前积极的裁制，直接的效果，已经悬殊。(二)法的裁制力是他动，礼的裁制力是自动，间接的效果，影响非巨。

中国受了知命主义的感化，顺应的本能极发达，所以数千年来经许多灾难，民族依然保存，文明依然不坠。这是善于顺应的好处。但过于重视天行，不敢反抗，创造力自然衰弱，所以虽能保存，却不能向上。这是中华民族一种大缺点，不能不说是受知命主义的影响。

孔子乐行忧违，还带着确乎不拔；他遁世无闷，还带着独立不惧。图为电影《孔子》剧照。

孔子为什么把正名主义看得如此其重呢?因为把名正了，然后主观方面可以顾名思义，客观方面可以循名责实。

孟子

Mencius

梁启超指出，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高唱性善主义和排斥功利主义，他的教育论、修养论、经济论都围绕着“人本性向善”展开，包括求仁得仁，摆脱物役，培养人之为人的浩然正气，创造以民为本的环境和物质基础等等。

《孟子》第一篇中，便是孟子见梁惠王，疾呼“王何必曰利“。图为《大秦帝国之裂变》中的梁惠王。

全书精神，可以两语贯之，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篇)

孟子以为人类有善的可能性，故谓之善，此可能性之说，在学理上极有价值。盖必有此然后修养为可能，教育为可能也。

凡人终日所营营者，舍养此耳目口体之外，更有何事……孟子喝破之，曰是“物交物”而已矣，是“于我何加焉”。明乎此义，然后知我前此所为营营龊龊者，皆为物役。

所谓配义与道者，道为理性力所体验，义为意志力所向往，孟子以为尚需加情操力之修，养以配之，行无不慊于心，则常能保持其迈往不挠之情操。

近世所谓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之三原则，孟子仅发明of与for之两义，而未能发明by义，此其缺点也。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此孟子心目中之半共产的社会，不徒以此谋物质上之给足，实以为人类精神保健之一良剂也。

荀子

Xuncius

梁启超指出，法家实现了富国强兵，儒家为了与之对抗，荀子所谓的“礼”几乎无异于法，可见儒家的进退失据。

他从人性恶和人类社会组织的必要性说起，荀子所谓的“礼”可以划定尊卑、分配物质、各安其位……“礼”几乎无所不能，这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也是儒家学说的僵化和失败。

荀子生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

“大争之世”是荀子思想的大背景，孔子言礼专主“节”，荀子言礼专主“分”，他认为只要将礼制定就能教人“各安本分”，个人也能减少烦恼。图为《大秦赋》中的荀子。

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

荀子之以分言礼……质言之，则将权力之争夺变为权利之认定而已。认定权利以立度量分界，洵为法治根本精神。

荀派所以以此言礼者，盖由当时法家者流，主张立固定之成文法以齐壹其民，其说壁垒甚坚，治儒术者不得不提出一物焉与之对抗。于是以己宗夙所崇尚之礼充之，于是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者，遂成为小儒占毕墨守之宝典，相与致谨于繁文缛节。

梁启超认为荀派令“活的礼”变成“死的礼”，谭嗣同也曾指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乡愿工媚大盗，惟大盗利用乡愿（《仁学》）”。图中右一为谭嗣同，前排左一为梁启超，时1896年9月25日，上海光绘楼摄。

是故孔子言礼专主“节”，荀子言礼专主“分”，荀子以为只须将礼制定，教人“各安本分”，则在社会上相处，不至起争夺(以群则和)，为个人计，亦可以知足少恼(以独则足)……然则荀子此说之价值何如?曰：长幼、知愚、能不能之差别，吾侪绝对承认之。至于贵贱贫富之差别，非先天所宜有，其理甚明。

故以荀派之礼与法家之法对抗，吾见其进退失据而已。要而论之，无论若何高度之文化，一成为结晶体，久之必僵腐而蕴毒，儒家所以不免有流弊为后世诟病者，则由荀派以“活的礼”变为“死的礼”使然也。

道家

老子

Lao Zi

梁启超从道的本体、名相和作用三部分讲述老子哲学，指出“不可思议”的“道”的提出对中国哲学贡献，以及破除名相对于“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潮流的启发，“少私寡欲”对于物欲横流时代个人修养的帮助，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矛盾，那就是他既要“有为”又要“无为”，既有了智识又要弃绝，根本上是无法抵达的“自然”。

老子说的是“天法道”，不说“道法天”，是他见解最高处。

（道）它的名和相，本来是不应该说的，但既已开口说了，只好勉强找些形容词来……因为说一种相，怕人跟着所说误会了，所以加上种种不定的形容词，叫你别要认真。

“自然”是“自己如此”，掺不得一毫外界的意识。“自然”两个字，是老子哲学的根核。贯通体、相、用三部门，自从老子拈出这两个字，于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发深入人心。

（关于有生于无）若从纯粹的名相论上说，“无”决不能生“有”，老子的意思，以为万有的根，实在那“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本体，既已一切俱非，所以姑且从俗，说个“无”字。

（老子思想的内在矛盾）老子既说:“莫之命而常自然”，那自然的结果，是个“动而愈出”“万物并作”，老子对于这所出的所作的，都要绝他、弃他、去他，恐怕不是“自然”罢。我觉得老子学说有点矛盾不能贯彻之处，就在这一点。

人类既已有了智识，只能从智识方面尽量地浚发，尽量地剖析，叫他智识不谬误，引到正轨上来。这才算顺人性之自然，“法自然”的主义才可以贯彻。老子却要把智识封锁起来。这不是违反自然吗?

常人多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语。他若是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热心热肠的人。

老子的大功德，是在替中国创出一种有统系的哲学。他的哲学，虽然草创，但规模很宏大，提出许多问题供后人研究。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而极适用。

杨朱

Yang Zhu

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抠门得匪夷所思，其实不妨这么理解，拔一毛也无以利天下，且既拔一毛则势必不止于一毛。

梁启超指出杨朱一派对于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类似于文艺复兴之于宗教改革，杨朱看见了人类低级本能的重要性和正当性，他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都会自我保存，指出自私自利正是人的天性使然，因此主张“无我的为我主义”，主张”从心而动不违自然“。

鲁迅先生曾寄语青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谁阻碍这三件事就“反抗他，扑灭他”，然而“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戴锦华老师曾说，“如果趋利避害是人性，那么舍生取义也是人性吧？！”这都可以视为对杨朱的遥远的回应。

杨朱之人生观，可谓彻底的断灭主义，将人生数十年，截头截尾，来无所从，去无所宿；外无所系，内无所主；前无所承，后无所遗。

（孔子、墨子、列子等）然其以节性克己为手段则一也，杨朱则对于此种主义，为正面的攻击，根本的解放。若以例欧洲古代，则诸家其希伯来主义，杨朱其希腊主义也。例彼近世，则诸家其宗教改革方面的精神，杨朱其文艺复兴方面的精神也。

后世墨学虽绝，杨学却不衰。在文学中最表现此种精神，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谁能待来兹?”如“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诸如此类，彻头彻尾，皆杨朱思想。

夫此种极端的现世主义、肉欲主义、断灭主义，其损害社会之健康，自无待言。

庄子

Chuang Tzu

梁启超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全书纲领，尤其《逍遥游》中的“至人无己”是全书关键，“无己”并非真的“无我”而是拒绝假我，拒绝拘执于各种表相和是非。然而，庄子本意并非叫人消极顺应，而是志在救世，让人从世间得大自在。

从庄子哲学受到启发，梁启超分享了四条切身体会的修养方法，一是趁着不“有人”也不“有于人”，即不受羁绊时不惧孤独，抓紧时机自我成长；二是“耆欲深者天机浅”，要游心于高尚，不要自降人格；三是学会“自事其心”，尤其是明白“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学会安时处顺，宠辱不惊；四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精神集中则无事不可为，努力行集中之事而不问其大小。

《逍遥游》篇云:“至人无己。”无己即孔佛所言无我也，此一语可谓庄子全书关键。

常识之所谓我相，决非真我，非真我故等于无我……此真我者，离言说相，离名字相，本不应以言语形容之，特既借一义为众生说法，则不得无言耳。

盖真我之为物，惟用直觉亲证，乃可得见。一用理智的剖析、言说的诠议，即已落对待而非其本相。

庄周梦蝶，选自明代陆治《幽居乐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所谓“道”，所谓“物”，非皆有其自性，皆由人类分别计度所构成耳。尔乃于“万物一体”中强生分别，画其部分，指之为我，则我身我家我国种种名相起焉;名相起而爱憎取舍行于其间，既有“我见”则有“我慢”，于是“是非”之论蜂作矣。

夫假美名以穷其恶者，以中国及欧洲之近事衡之，其证验既历历可睹。苟无此美名以为之护符，其稔恶或不至如是其甚也，不惟假名者为然耳。彼迷信而固执者，语其动机，或深可赞叹，而祸斯世或更甚。

参透此种无我境界，自然对于世界，无所欣厌，随所遇以事其事而已……庄子之对于社会，非徒消极的顺应而已，彼实具一副救世热肠。

墨家

墨子

Mo-tse

梁启超认为，墨子的学说是时代和性格使然，彼时社会恶浊、战乱频仍、上层豪奢、百姓困苦、儒学浮华而不堪时用、隐者或自高或厌世……

墨子极端的性格使他不惜自苦，为了救世而自觉奔走，尝试从根本上革新社会。因为志在救世并身体力行，他的视角纯是功利主义的，他主张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于是“非攻”“非乐”“非命”等等。

不过，要人看见利害得失又要人自苦利他，势必不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此墨子不得不搬出宗教，断定天意要人兼爱，并借助鬼神加以制裁，初心可感然而理论漏洞百出，全靠伟大人格感化打动人——而这也正是墨子之为墨子，正是墨子的独一无二。

墨子又是个极端的人，不像孔子那种中庸性格，他觉得旧社会整个要不得，非从根本推翻改造不可。所以他所提倡几个大主义，条条都是反抗时代潮流，纯带极端革命的色彩。革除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就是墨子思想的总根源。

贵富两族，相竞于奢侈，平民资产，被掠日甚。所以墨子特注意经济组织的改造，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

墨子因儒者不说天鬼，所以说“天志”“明鬼”;因为儒者厚葬久丧，所以要“节葬”;因为儒者最重音乐，所以“非乐”;因为儒者信命运，所以“非命”。

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墨子讲兼爱，常用“兼相爱交相利”六字连讲，必合起来，他的意思才明。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

差别主义，结果一定落到有爱有不爱，墨子以为这就是“兼相爱”的反面，成了个“别相恶”了。

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

墨子非攻而不非战，希望以战止战，图为电影《墨攻》中的墨子。

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

英人边沁主张乐利主义，拿“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做道德标准，墨子的实利主义，也是如此。

我曾说过，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他讲的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标准，所以常常生出流弊。

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可知墨子讲天志，纯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质言之，是劝人实行兼爱的一种手段罢了……“天志”之外，还加上“明鬼”，越发赘疣了。

就坚苦实行这方面看来，墨子真是极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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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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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先秦诸子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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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道尽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