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有位女性朋友给我说过一句挺惊悚的话:
公共女厕所里,藏着让女孩万劫不复的东西。
说完她给我发了一条高价代孕的小广告。
幸亏现在大家防范意识提高了,所以经常能看到这些广告被涂改划掉,还被用来提醒其他女孩“爱自己。”
代孕这一黑产自打被公众关注以来,就面临着诸多争议。
但如果看不到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在经历什么,这样的讨论很难保持客观,也没有意义。
2019年,女社工侯小圣亲自暗访了代孕黑产,并遇到了一个代孕妈妈。
她详细记录了,这个女孩在成为代孕妈妈后,被关在地下室里,经历了什么。
2019年初冬,我走进了维州市中心的一家产后康复机构。
有人告诉我,就在这家漂亮的粉红色建筑的地下,有一家非法代孕中心,关着十几名孕妇。她们的吃喝拉撒都被人严密监控,防止逃跑。
我在网上搜到了这家代孕机构的网站,网站上最显眼的位置写的是“诊所”,下面一行小字写着“成为父母”。
我填了表格,冒充了一个“怕疼不想生孩子”的女性,很快被一个电话邀请来到这里。
一楼大厅宽敞明亮,放着舒缓的音乐,墙上海报写着“女性力量”,海报前,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人在等我。
他把我带到前台,给了我一堆表,一边看似不经意地问我,在澳大利亚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想生孩子?有没有结婚?我按照自己的“人物小传”一一回答。
直到他问到我是怎么知道他们的。
我想了想,说是朋友介绍的。他问我哪个朋友?我说凯莉。他又问哪个凯莉?
我一时说不上来,男人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把表格从我手里抽走,让我下次再来。
我心里一沉,虚张声势地说,是我在跟你约时间还是让凯莉跟你约时间?
他只做了个让我出去的手势。
我站起身往外走,临出门时,不甘心地回头看了一眼,正对上那个男人怀疑的目光。
我不知道,是否就在此刻,就在我的脚下,有十几个女孩正在静静地坐着,听着瑜伽房里的音乐声,望着地下室天窗的一线阳光。
我是一名留学澳洲的司法社工,但也是一个25岁的女孩。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有点害怕了。
接触这起案子,是因为一个名叫妮可的失踪女孩。
那起案子从开头就透着诡异——因为来报案的人,妮可的姐姐,行为非常古怪。
由于没有执法权,我们机构很少接失踪案,但这个姐姐却在一个周一下午冲进大厅,说她妹妹妮可失踪一周了,报了警警察不管。
我打遍了附近警局的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却发现根本没有报警记录。
被我戳穿谎言后,这个姐姐直接落荒而逃,回去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妹妹已经回家了。
我说是吗,那让你妹妹接电话,她说妹妹睡着了。
我越聊越觉得不对劲,这时一个男人抢走了电话,他说他是妮可的姐夫,让我“少管闲事”,接着就挂断了。
我反手就报了警。
一周后,警察通知我去认人。他们没有在姐姐的家里找到妮可,而是在一群流浪汉中找到了她。
流浪汉们说,这姑娘来了一个多月了,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没有,和他们一起睡在烂尾楼里,他们也不知道她的来历。
我到的时候,妮可正坐在一家麦当劳门口的椅子上发呆。初冬的天气,她只穿了一条单薄的裙子和一双拖鞋,冻得脸色铁青。
但即使这样,她竟然还是很漂亮,五官立体,额前的碎发挡住眼睛,有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我买了一杯热咖啡给妮可,蹲在她面前,等她开口。
好半天,她才吐出一句话:“救我。”
妮可说,她被人强迫代孕,被关在了一个半地下室里,她是从那里跑出来的。
她两只冰冷的手紧紧抓着我,眼神慌乱,说话上句不接下句。我试图搞清楚状况,提起了那天找我报警的人,也就是她的姐姐凯莉。
没想到,妮可一听到这个名字,眼睛突然睁大,接着狠狠甩开我,站起身往后躲,一边大声尖叫,喊着警察。
警察冲过来把我拉走,我只来得及回头看妮可一眼。警察给了她一条毯子,我给她买的那杯咖啡被丢在地上,还冒着热气。妮可低头拽着自己的裙子,盯着地面。
我才发现,她穿的是一条孕妇裙。
警察把妮可送到了医院,检查发现,她正怀着三个月身孕。我再次赶往医院。
鉴于之前被误会过,我一进门就先跟妮可解释,说我不是你姐那边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告诉我。
事实上,我觉得她姐姐很可疑。
而妮可听到“姐姐”这个词,再次露出痛苦的神情。
她说,逼她去做代孕的凶手,就是她的亲姐姐凯莉。
在澳大利亚,并非全部代孕行为都是非法的,只有商业代孕才可能被判刑。但如果是逼迫、囚禁代孕,就更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妮可说,姐姐凯莉偷拍她洗澡换衣服,用裸照威胁她去代孕,把她送到了市中心一家产后康复中心的地下,关了整整十个月,房间里都是尿骚味和蟑螂老鼠。
她近乎歇斯底里地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快把她抓起来吧。”
我很严肃地告诉妮可,我们需要取证、询问、问讯、抓捕,还需要她作证、出庭,这些环节之后才能实施逮捕。
妮可还是反复问,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我只好在病房里就开始取证,我问妮可,威胁的裸照和聊天记录有吗?
妮可说在她姐姐手机里,让我们抓了凯莉就知道了。
我问那你知道你姐姐拿了多少钱吗?你知道她的账户吗?
妮可支支吾吾,不说不知道,也不说知道。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转账记录可以作为逼迫代孕的证据,也可能是自愿代孕的证据,如果妮可曾经收过钱,她也会被认定为从犯。
我安慰妮可说,你只要说实话,我们记录下来,在打官司的时候做陈述,会尽量对你有利。
妮可憋了半天,说自己可能分了一点钱。
我问她一点是多少,她掏手机,说去账户里查查,在屏幕上点了半天,又说病房里信号不好。
但她床头有一盏灯,从灯罩反光里,我清楚看到她根本没点进银行app,她只是胡乱在界面上点进几个app又退出。
我突然产生了一点怀疑。这个妮可,真的是被她姐姐逼着去代孕的吗?
很快,警方正式介入。妮可做笔录的时候,作为她的陪同社工,我也坐在旁边听着。
她跟警察又讲了一遍自己被逼代孕、代孕中心有多不人道等等,警察也又一次问了她有没有收钱的问题。
妮可偷瞄了我好几眼,警察大声阻止她,让她有什么说什么。
最终,她低头承认,她收了代孕费,一共14万澳币(约合66万人民币)。
我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不太可能还有个姐姐从中“抽成”,妮可就是自己把自己卖掉的!
我知道,澳洲其实有不少人会“自愿”参与商业代孕,觉得成本低,来钱快。我很不能理解这种想法,更不能理解妮可,为什么要用自己代孕的事情栽赃姐姐?
警察警告地对妮可说,你姐姐凯莉已经被捕,我们马上就要去询问她,有什么话你想好再说。
妮可看看我又看看警察,突然说,如果我是“自愿”的,你们就不抓她了吗?
妮可说,她有证据证明她的姐姐凯莉和代孕机构有勾结。
妮可做代孕,最开始就是被姐姐凯莉推荐的。
凯莉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那家代孕机构,先去做了“卵妹”,也就是有偿捐卵。回来后她说觉得很轻松,是个挣钱的好路子,力荐妮可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妮可第一次代孕的体验和姐姐完全不一样。她被买家点名做“代妈”,要亲自在地下室怀胎十月。
妮可成为代妈的第一天她就后悔了,她受不了地下室的环境。但姐姐一直劝她,流产比分娩更伤身体,不如生下来,还能拿一大笔钱。
妮可坚持了十个月,终于完成“第一笔”。是剖腹产,因为买家不知道从哪听说,提前剖腹产对孩子好。
刚生完孩子,她就被接回地下室坐小月子,不到一个月后,她的第二个客户就来了。
机构里给她们“派单”的是个干瘦的男人,一口牙几乎全是龋齿,一说话一股恶臭迎面而来,他凑近妮可说,你挺幸运的,这次客户指定你,要求孕母怀孕母生。
这是最贵的一种模式,但也是最痛苦的一种模式,要取卵加怀孕加分娩。
妮可不敢直接拒绝,怕得罪机构拿不到钱。她借口后背疼,在机构里又喊又闹,要求把她送到医院。
机构最终答应送她去一个私人按摩所。送她去的人睡着了,她从男人身边溜过,一口气跑下二十几层,躲到了旁边一家便利店里,等到天黑再继续逃跑。
当时妮可身上只有手机和几张纸币,加起来只有一百多,她又冷又饿,最终躲进了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姐姐就开始给她打电话,留语音信箱,发消息,先是问她是不是出去玩迷路了,又问她是不是在机构里和人吵架了。
妮可不敢回复,怕姐姐失望。
姐姐说你先回家,咱们一起想办法,还说如果妮可真是被代孕机构的人欺负了,她就要去闹。每一句都像她们从小时那样温柔、可靠。
有天早上,妮可看见姐姐发来短信,问她住在外面有没有换洗衣服。她突然哭了。
她分娩后的恶露还没有排完,没钱买卫生巾,只能用毛巾垫着,每天早上起来洗一遍。有时候晾不干也要硬垫,她觉得自己身上特别难闻。
妮可接了姐姐的电话,感觉心里涌起无限的委屈。她问姐姐可不可以帮她和机构的人说,她以后不再接单了。
凯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说马上来接她。
妮可回到家后,凯莉先是安慰她,接着突然拿出了一份合同,说这是自己替妮可签的,合约内容是五年内不能跟机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违反就会被机构“处理”,最终可能会坐牢。
妮可真的信了有这么份合同,她的反应是不高兴,撒娇闹着要姐姐去处理合约,反正她就是不回去。
直到有天下午,她和姐夫坐在一起,聊到这件事,姐夫突然点开了一个网址给她看,说你不知道吧,你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满天飞了,你不回去的话,后果还会更严重。
她看到一段视频,是从很低的视角拍摄的,视频里的她正坐在床上换睡衣。视频里可以清晰地看见她的脸,和微微凸起的肚子。
和自己的姐夫坐在一起观看偷拍自己的视频,妮可说,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羞耻和恐惧。
她问姐夫视频是从哪里来的,姐夫说,就是他从视频网站上随手刷到的。
他告诉她,这在色情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标签,就叫“孕妇色情视频”。
姐夫没有细说,妮可自己上网查,发现这类视频确实有很多,但姐夫看的那个网站上所有的视频,背景都是妮可最熟悉的那个地下室。几乎每一个她熟悉的孕母,都出现在了镜头里。
那个网站,就是她去的代孕机构开设的。
听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妮可为什么怀疑姐姐——哪有这么巧,姐夫就刷到妹妹的视频?如果是我,确实会怀疑偷拍甚至代孕产业背后,都有姐夫甚至姐姐的操纵。
但妮可告诉我,这还不是她开始怀疑姐姐的节点。
网站上分付费内容和免费内容。免费的就是一些起居日常的直播,吃饭、按摩、换衣服;付费的部分是按房间分的,比如厕所。
更恐怖的是,她发现这里面还有一小部分买家,喜欢看“分娩直播”。
他们可以选择定制购买某一个“主播”的分娩视频,或者也可以按类型选择,是想看一层层剖开肚子的剖腹产,还是想看宫口收缩的自然分娩,只要钱给够,甚至可以直播。
直播视频一条4999澳币(约合2.3万人民币)。
就在她被打了麻药被一层层剖开的时刻,有一个摄像头正对准她的裸体拍摄。
他们在每个环节,榨干一个女人的所有“价值”。每个环节,都有人愿意当买家和卖家。
妮可没有找到偷拍姐姐的视频,她觉得可能是姐姐代孕的时间比较早了。她把其中一部分陌生人的视频给姐姐看了,姐姐有些震惊,说不知情。
她相信了,当即摩拳擦掌要替姐姐和自己向机构索赔,并要求下架视频。
最初她开价,要求给姐姐和自己各赔偿8万澳币(约合38万人民币)。机构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他们在另外一件事上争论不休——妮可要求下架的不只是自己和姐姐的,而是所有人的,少一个她都不和解。
机构说,我可以给你赔钱,下架你的视频,但你不好管这么多吧。这些视频都有买家指定要,全部下架对我们损失太大了。
妮可则认为,她们所有孕母,都是签了合同、为了报偿,自愿来代孕的,但偷拍是合约外行为。所以这些视频必须被删除。
说实话,我不支持代孕,我不认为有人“自愿”,就可以把自己放到秤上按斤两卖,但我仍然被她这一刻表现出的勇气和责任心打动。
这姑娘有自己认可的道义,而在她的道义之上,她绝不自私,会把其他人的利益和自己的一样重视。
为了取证,妮可甚至自己注册了网站会员,买了个一次性手机卡,装买家,联系网站客服要买“更私密的”视频。
网站客服说定制视频要出示播放记录和充值记录,妮可忍着恶心,花了几天把全部免费视频看完,又充值解锁了一大堆视频,成为高级会员。
她把高级会员能看的视频几乎全录了下来,作为证据。
后来我看到这些视频时才发现,因为不会设置电脑,所有这些视频都没有声音;还有一些网站设置了反录屏程序,她存下来的直接就是几十分钟的黑屏。
她用很笨的办法,坚持不懈地和机构拉锯,每天都往机构跑,堵在门口问他们想怎么解决。
接待她的人一度松口说正在商议了,但紧接着有一天,他们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强硬,说你已经拿了赔偿了,我们不用再谈了。
妮可才知道,姐姐凯莉背着她偷偷找了机构负责人,提出不用删视频,自己可以代表妹妹接受赔钱和解。
妮可回家质问姐姐,姐姐说,反正那些视频不可能删的,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备份?最后的结果就是既没拿到钱也没删视频,还不如抓紧钱。
凯莉把支票递给妹妹。妮可说,当时她气坏了,想学电视剧那样把支票撕烂,但想到是16万,理智上根本下不去手。
她把那张薄薄的纸放回桌面上,姐姐的目光跟着移动。
妮可看见支票旁边放着姐姐常用的账本。从她们开始做代孕起,姐姐就在用这个账本记她们的收支,现在那个账本上已经写了一个大大的“80000”,后面一个加号,代表收入。
妮可突然觉得无比荒谬。因为那个账本的最终目标,是她们姐妹俩想买一套房子,住在一起。
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买房并不是一件非常刚需的事情,所以她一说这件事,我反而突然明白了她的感受。
我见过她的妈妈。因此我知道,对妮可来说,这应该是她作为一个孩子,第二次被抛弃。
在姐姐凯莉刚刚闹出报警的乌龙的时候,我就查过她们登记的住址,结果发现这个房子正在被出售,而她们父母早已搬到了新家。
我去了一趟那个新家,找到了姐妹俩的妈妈。当时妮可刚从街头被找回,我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就只告诉妈妈说妮可遇到了麻烦,上午刚被警察带走。
但那个中年女人既没有露出紧张,也没有惊慌,只是很平淡地盯着我,说她管不了,“妮可有个姐姐,你找她吧。”
我很惊讶,说妮可又不是她姐生的,你们是把小孩子给大孩子养了,自己当甩手掌柜吗?
女人也不反驳,只一个劲儿摇头,说姐妹俩都二三十岁的人了,自己不想管也管不了。
这对父母与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似乎比陌生人还要疏远。
妮可告诉我,她们是偶然看到土地开放商寄来的信,才知道自己爸爸妈妈要卖房。
姐姐凯莉试着问过父亲,“你们”是不是要搬家,她爸说不知道,这些事儿我不管,你问你妈。
她们没有问。在妮可看来,这就是很明确的信号,爸爸妈妈不会带着她们搬家,她们得自寻出路。
但我没有在妮可的脸上看到太多对此的痛苦。在她看来,爸爸妈妈从小就是这样,而她真正依赖的对象,也从来不是他们,而是姐姐。
妮可记得,小时候她晚上经常很饿,爸爸妈妈却懒得起来做饭。姐姐带她用微波炉热牛奶,爸爸妈妈还会批评她们声音太大,吵到他们睡觉了。
于是姐姐发明了一种不用洗碗的“泡面”,直接在袋子里用凉水泡开,挤上番茄酱,拿笔当筷子,神不知鬼不觉吃完,两个人就不用饿着肚子睡觉了。
姐姐比妮可大一岁。再大一点上学的时候,老师会把她俩一起叫进办公室,让姐姐照顾一点妹妹,写作业什么的辅导一下。
甚至高中毕业做简历、大学选专业这些理应成年人出面指导的事情,也是凯莉带着妹妹跌跌撞撞地做完了。
被父母放养的姐妹俩,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扮演孩子,一个扮演妈妈。
但在我看来,这种关系显然有些不健康。因为年龄差,父母和子女之间会有天然的边界感,这种边界感能够帮助孩子在依赖之外培养独立性。而妮可和姐姐之间没有这种东西。
妮可没有自己的朋友,这么多年,同学们总是把话告诉姐姐,就当转达给她。
同学们对妮可的评价是内向、做事慢吞吞、说话不理人,而妮可也乐见其成。她觉得自己没有姐姐就是过不了。
当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时候,她们迅速决定,她们要一间自己的房子,姐妹俩的房子。
我想她们其实有一种潜意识,感觉到自己在父母家中像客人,这种焦虑感使得她们觉得必须要买房,不能接受租房、暂住、住进男友家等折衷的方案。
但同时,她们之间为零的边界感也使得她们坚决要住在一起,完全没有想象过没有对方的未来。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爱,但也是十分危险的爱。
但买房需要一大笔钱,而且是立刻要。而两个孩子唯一知道的方式,就是代孕。
我再一次想起妮可在病床上滔滔不绝、近乎神经质地,念叨着她在地下室吃的那些苦。
房间里没有空调,最热的时候孕妇们只能轮流坐在窗边凉快一会。
窗户很小,几乎是个天窗,她想站起来去够,但又因为肚子太重腿酸。她起了一身痱子,又痒又不敢挠。
厕所的马桶没人清理,她们只能用尿不湿,甚至尿不湿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时候满了也不敢换,兜着一兜尿在身上,下身被沤得又痛又痒。
很多人孕反严重,房间里整天弥漫着呕吐物和胃酸的味道。她一直腰疼,夜里睡不好,会听见隔壁床的孕妇也在翻来覆去。
到了冬天,热水器又经常没有热水。很多孕母把瓶装矿泉水揣在怀里焐热,再拿来洗澡。
但瓶装水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拿来洗澡就没得喝,只能渴着,等待明天有人来送饭。
在医院听她讲述的整个过程,我的心里都在回响着一个声音:“这得多疼啊。”
201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生孩子,也是剖腹产。前一秒还在给我发微信,说好像要生了,后一秒就不回消息了。
我在澳大利亚赶不回去,急得浑身冒冷汗。直到第二天她才回消息,跟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能感觉到肚子被一层一层切开,疼得无法思考,上麻醉也没有用,只想死。
我甚至会想起那个在医院里苦苦哀求打无痛,最终跳楼的产妇。她们不是开玩笑,是真的疼得想死。
而妮可“自愿”接受这些疼痛,为了那个和姐姐一起的家。
我有点想抱抱她。
我后来才知道,妮可第一次逃跑后,机构找到了姐姐,说如果她能把妮可找回来,说服妹妹继续干,以后妮可的代孕费就给她20%作为提成。
姐姐答应了。这就是她用假合约骗妹妹、默许丈夫用偷拍视频威胁妹妹、跨过妹妹与机构和解的原因。
当身体可以作为商品换取大额利益时,最亲密的关系也会松动。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妮可,不确定她有没有通过别的渠道知道。
妮可“自愿”出卖自己的子宫换钱,但紧接着,当偷拍视频被销售、第二个买家预定她、代孕机构和姐姐商量她的价格的时候,她已经无法叫停了。
她唯一的办法是报复。
我没有和凯莉面谈过,但是和妮可,我越接触越觉得,她的情感模式像一个12岁的孩子。
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征是,她会依赖身边每一个相对年长的人,尤其是女性。
她出院后,我帮她找了一间安置房暂住。妮可走进房间,往沙发上一扑,然后就抬起亮闪闪的眼睛问:“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呀?”
我说这是福利房,你暂住是因为你现在怀孕,否则你本来应该被拘留的,作为非法代孕的从犯。
妮可撅着嘴。
我例行公事地跟她嘱咐一些诉讼相关的事,其中有一些需要她下决定,讨论到一半,她突然问我:“我要是决定不了,你能跟我住一晚上吗?我想好了跟你说。”
我说不能,她就很烦躁地说,那我不知道!甚至说你不是社工吗,不能替我决定吗?
这种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她不擅长自己做决定。而第三个特征是,当她感觉到被遗弃,她会选择报复,报复的方式是伤害自己。
我最终见到妮可流浪街头,是因为她选择了一个很傻的方式,报复“背叛”了自己的姐姐。
下架偷拍视频的谈判被姐姐搅黄后,第二天一早,妮可自己去了代孕机构。
她对机构负责人说,她想通了,不再坚持要下架视频了,并且愿意开始“接单”。他们直接约了下一次取卵手术的时间。
到了那天早上,妮可躲在自己房间里给机构打电话,说姐姐把她关起来了,不让她去手术,姐姐嫉妒她总能接到单子。
机构真的相信了,安抚她在家等等,他们马上解决。
这个谎言只要双方一碰面就会被戳穿,为了防止机构真的来联系姐姐,妮可又连夜跑到了机构门口,等他们一开门就冲进去,说我从姐姐家逃出来了,我愿意配合你们。
机构当然乐见其成,很快为妮可安排了取卵手术。妮可在机构住下,还给姐姐发短信挑拨离间,说机构这次给的钱比约定的多,不知道怎么回事。
胚胎在妮可体内着床后,她最重要的一次报复开始了。
妮可看好了地下室的地形:出了她们所在区域的大门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还有一扇门,连接着外面假装是康复中心的大厅。
有三个不同的人过来给她们送吃的,其中一个看起来比较瘦小。
妮可记住了他轮班的时间,用之前攒的空瓶装满了粪便和尿,趁这个人双手搬着一箱水进门的时候,把屎尿往他脸上一泼,然后越过他,往外跑。
她只穿了一条裙子,拿着手机和一点零钱,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出了“孕妇康复中心”。一旦来到地面上,就没有人再敢强行控制她。
然后她给机构负责人发了最后一条短信,说姐姐凯莉给她介绍了开价更高的机构,她就不做这单了,孩子她会打掉。
代孕机构唯一的软肋,就是赔钱。孩子没了,至少要给买家退回十几万,何况是她这么个有“订单”的孕母跑路。被泼了脏水的姐姐凯莉一定会焦头烂额,双方狗咬狗。
让他们不高兴,这就是她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孩子唯一能想到的报复。
但是她忘记了,怀着孩子流落街头的是她自己。
妮可没有带任何证件,正规酒店民宿都不接待,甚至要报警。最后她不得不躲进了一间烂尾楼。
她学着流浪汉的样子,去快餐店拿人家剩下的吃的,去超市门口翻垃圾桶,还捡流浪汉不要的衣服穿。
而姐姐凯莉也确实受到了代孕机构的威胁,慌乱之下跑来社工机构,引起了我的警惕,最终让警察注意到了这起案件。
我问妮可,有没有想过如果警方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呢?如果凯莉和代孕机构先一步抓到了你,让你一直生孩子直到还清债呢?
她紧紧抿住嘴,说不知道。
正式开庭时,我再一次见到了凯莉。她和丈夫一起被法警押着走进来,看到妮可时,她远远叫了一声妹妹的名字,但马上被制止和教育了。
妮可没理姐姐。她上了被告席。尽管我事先教过她好多次,但她在发言时还是情绪失控了,甚至大喊“我恨你们所有人”,被多次警告。
在法庭上,我听到了姐姐凯莉的辩词。
即使在法庭上,凯莉也仍然坚持,她觉得代孕没有那么痛苦。
我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她只提供了卵子,只去了代孕中心几次,打促排针、取卵子,并没有像妹妹一样怀胎十月,就拿到了十几万。
但据我所知,取卵也是非常非常痛的。她需要把一根小臂长的取卵针,从下体刺入卵巢,扎8-10个孔。我看过网上有人写,麻药过去之后还会持续疼痛几周,“就像是拔智齿那种痛放到小腹里”。
这还不算前期打促排针准备手术的痛苦。激素过度刺激卵巢,轻的腹腔积液、全身水肿、终身不孕,严重的,会肾脏衰竭甚至血栓病死亡。
我无法判断,凯莉是真的不觉得痛苦,还是因为她后面所做的一切,她只能这么解释。
凯莉甚至说,如果她可以,她会选择自己去做第二笔、第三笔,而不是逼妹妹去。
但是,和妹妹火爆的“行情”不一样,除了第一次作为没有生过孩子的孕母被选中以外,之后再也没有人“翻她的牌子”。
我去代孕中心那趟,并没有进入最终选择孕母的环节。有负责过类似案子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会给所有孕母拍公式照,写简历,让买家首先根据外貌、学历挑选。
选定之后,买家可能会对孕母进行面试,甚至还要做题测智力,满意就会付定金。
还有一个必要环节,是等待孕母来一次月经,跟之前记录的月经周期比对,以此观察她月经准不准。在代孕这个行业,月经周期准,不痛经的孕母被认为“品质好”,机构甚至能在正式成交之前再抬抬价格。
一项一项评价程序,好像在称猪肉,要肥的、要瘦的。
没有人在意她们童年最喜欢的一条河,大学里第一次心动的瞬间,长大后养的第一只宠物,看到的第一场大雪。
他们只会觉得妮可很漂亮,身材好,个子高,头发茂密,皮肤饱满透亮。而凯莉曾经非常自豪的那些比妹妹聪明、能照顾妹妹,在这里一文不值。
凯莉有没有觉得失衡,我不知道,但她确实觉得很可惜,妮可明明被两个买主预订,对方交了定金,她却不干了要跑。
她觉得自己做得并不过分,只是不挣白不挣,是妹妹没有想明白。
她的笔录里,还有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
凯莉说道,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体测,妹妹选了篮球,求她教,她自己也不会,带着妹妹胡乱练习了几天。
到了考试的时候,妹妹完成得一塌糊涂,全场哄堂大笑。有同学跑来拉凯莉,说你妹妹怎么这样啊。
凯莉记得,自己应和了一句:“她在家里也这么笨”。
维州最高法院进行了接近七个月的庭审,凯莉和她丈夫分别被判两年监禁。
妮可刑期比他们短,只有一年。
在判决下来之后,她还问过我,姐姐姐夫是不是没有机会被保释,她比他们提前出狱,这样她可以完全躲起来,再也不用看到他们,彻底摆脱。
她甚至问我,如果一定要坐牢的话,可以不和姐姐一所监狱吗?我说无法保证。
在入狱之前,我唯一来得及做的,就是陪妮可做一个决定:她肚子里代孕的孩子,为了报复姐姐而接受的那个孩子,要不要生下来?
面对这个问题,妮可的回答总是反问:“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多问两遍甚至会耍赖,“我不知道,别问我”。
但这一次,我坚持说,这是你需要做的决定。
我给她带了一本我们机构给新生儿父母做的学习手册,里面包含了孩子从一个月到十八岁的注意事项。
不仅包含孩子可能夜里哭闹、可能经历叛逆期青春期之类的“风险预警”,也包含美好的部分,比如孩子如何开始探索世界,如何学会站立行走,如何开始有好奇心,如何在幼年时期给父母全心全意的爱。
我带着妮可读了一遍整本书,读完我还没有说什么,她主动说,她要堕胎。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也没有把握对一个人负责。
我说,你知道吗,对一个人负责有时只是把他当人看,而不是当货物看。你记得那个代孕中心,如果生下一个有残缺的孩子,会怎么“处理”吗?
妮可迟疑地说,可能被扔了吧。
说着她突然哭了,她说她真的想好了,她想去堕胎,因为她根本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她现在没法“成为”一个母亲。
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孩子,她希望自己能对那个孩子“负责”。
我给了她一根棒棒糖。
医生告诉我们,妮可很年轻,完全还有机会再次怀孕。我希望如果真有这个迟来的孩子,ta会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和爸爸,而不是一个自己都没有长大的母亲。
妮可的案例,也为我们阻断代孕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打那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排查20~30个色情网站,用爬虫工具筛选出“素人”孕妇色情视频,然后人工一一辨认,寻找那些偷拍、产房直播视频,然后定位地址。
在我任职的两年间,这个路径抓到了4家商业代孕机构,三十多名相关负责人。
我回国后,就在今年,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时,发现了门内写着“有偿捐卵”“10天挣5万”之类的字样。
同样的话,用熟悉的中文写出来,更加触目惊心。
我用湿巾试着去擦,完全擦不掉,摸遍全身只找到了一支圆珠笔。
我在广告旁边写:“别信这个,代孕是伤害自己,不要去代孕”。
还有很多话想写,但已经写不下了,我只能蹲在地上,用圆珠笔去涂掉广告上的电话和微信号,一遍又一遍。
我知道这样做不够,世界的某个角落,还会有下一个妮可。可我还是希望,能守住这扇门,再久一点。
当身体变成商品后,会发生什么呢?
国外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代孕者》。这个片子里拍了很多女性,她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卖胎儿的妈妈,有的是相关学者。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代孕”时,她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觉得女性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做主,有的觉得这是捍卫了普通人的“生育权”。
但那些真正做孕母的女性,却只说了特别简单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我的女儿做代孕妈妈。”
侯小圣说,她反对代孕,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
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如果无法衡量,就去问那个理想中的妈妈吧——她会愿意你忍受这样的痛苦吗?她会愿意你为这样的事情流泪吗?
我想,你会知道答案。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07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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