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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提一建议,众人都赞高明,唯独毛泽东反对:这么办就中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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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照雪下玉关
编辑| 照雪下玉关

1935年的遵义会议,被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但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有一次极其特殊且重要的会议。不夸张的讲,如果不是毛泽东不计较个人得失,力排众议,整个中央红军都可能葬送在国民党手里。

这就是苟坝会议。而这次会议之所以召开,是因为林彪的一封加急电报……



急电

1935年,红军成功取得遵义大捷,歼灭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重创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这也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胜利,让蒋介石大丢面子。愤怒无比的他直接飞抵重庆,指挥各路大军直扑黔北,妄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黔渝公路一带,防止红军前往湘西和第二、六军团会合。

毛主席看穿了蒋介石的意图,直接将计就计,调遣部分兵力占据娄山关一线有利地形,阻敌南下,另一边则指挥主力部队在遵义、鸭溪一带伪装、徘徊,以图在机动中歼灭敌军。

红军此时的“小目标”是歼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周浑元被红军打怕了,根本没进红军遇伏击地域,没能歼灭之。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决定在由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寻机歼灭周部。

3月0日,当中央部队抵达距离遵义差不多有百里的枫香镇狗坝村(今苟坝村)。湿地南北长3千米,东西宽1千米,是一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小坝子。


就在当天深夜,朱德收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发来的一份“万急”电报: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之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十三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十四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袢水十五里)。十一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两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孔于十一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十一日到达。5、九军团任务仍旧。


原来,红一军团经过侦查,发现当时驻守打鼓新场的只有黔军柏辉章的一个师(两个团),防守薄弱。

打鼓新场(现为毕节市金沙县)位于贵州西北部,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交通便利的重镇,是四大场镇之首,在当地有着”一打鼓,二永新,三鸭溪、斯茅台”的说法,可以说战略价值重大。

自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得经过中革军委召开有20多个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后,才能决定。

这次自然不例外,张闻天专门召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博古、邓小平、张云逸、陈云、刘少奇、凯丰、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维汉、叶剑英等人开会,第五、九军团领导人因为离得远,没有出席。

会议地点在卢家大院,如今被称为“新房子”。


要不要打打鼓新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

当时驻守打鼓新场的是著名的“双枪队”,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烟枪,战斗力弱,战斗意志低,军纪废弛且装备落后。

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在解放军手里吃了好几回瘪,打他们已经熟门熟路了。

如果把打鼓新场打下来,也方便我们西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也正因此,在场的领导人们才会纷纷表示赞同。只有一个人表示反对,那就是毛泽东。



一盏马灯

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头有着另外一条方案,那就是将滇军的部队调到贵州腹地,绕个大圈子跳出蒋介石的大包围圈。对于打鼓新场这件事,他根本不赞同。

此时,军委二局已经截获了很多国民党的情报,其中很多都提到了“新场”或者“打鼓新场”。

比如,3月5日,王家烈发给蒋介石的密电称:“现烈为集结兵力,撤至新场,收容整顿……

同日,龙云也给蒋介石发电:

职意若防共军西窜,则打鼓新场似较坛厂为扼要。兹已令孙(渡)纵队即日由大定向打鼓新场前进,计齐日可到达。

3月6日,国民党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发的“合围共军于黔北之部署”电令中说:“王(家烈)纵队仍集结打鼓新场,筑碉警备。


而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发的电报也说明,他很可能已经预见到了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坎一线,判断红军可能“折经打鼓新场、黔西、安顺之线窜逃”,并做了安排:“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孙(渡)纵队向新场、白腊坎之线推进策应”,“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

蒋介石虽然打仗菜了点,但也要看跟谁比,绝对不能低估了他的军事眼光。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打鼓新厂西北面的鲁班场、坛厂有周浑元部三个师近5万人;西南边的毕节地区有滇军孙渡部6个旅和两个团;东边有国民党中央军国吴奇伟两个师,30000余人,且已经抵达了遵义县刀靶水;东南面有占领了遵义城的川军郭勋祺部的模范师,同时上官云相的3个师,川军的三个旅加8个保安团已经推进到了松坎、桐梓。


毛泽东预计,打鼓新场一带很可能已经成了国民党军队妄图围歼红军的预设战场,如果红军真的敢碰打鼓新场,势必会面临国民党100个团的围歼!

可惜,毛泽东说的话,根本没有人赞同,甚至有人当面质疑:“你是不是被土城失利把胆子弄小了!”

大家从黎明吵到了晚上,毛泽东不禁有些生气了,对张闻天说道:“那好,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在前敌负责,又不听我的意见,我不干了!

说着,毛泽东直接头也不回的走出了会议室。

在这种情况下,屋里的人虽然觉得毛泽东的话“有一定道理”,但“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的教训”,还是决定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取消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之职,由彭德怀兼任,由周恩来草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新的命令将在次日凌晨下达。


另一边,离开了会议室的毛泽东始终坐立难安,强烈的责任感让他不忍看到红军走向注定覆灭的命运,思忖之后,他独自一人提着一个马灯,沿着山区的田埂小路,走了两公里路前往了周恩来的住处。

此时的周恩来刚刚拟定完命令,还没来得及休息,见毛泽东来了之后赶紧将他清了进去。

毛泽东再次讲了自己的看法:“二局破译的敌电表明,蒋介石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并计划在此聚歼红军,进攻打鼓新场是啃硬骨头,搞不好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陷入敌人 5 个纵队的围攻……


经过他的一番劝谏,周恩来也有所动摇。也正在此时,军委二局送来了“关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的情报”决定暂停发布命令,明天一早再次开会讨论此事。

这一次,有了新的情报佐证,再加上毛泽东深入的分析敌我态势,成功让大多数同事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念头,经过投票表决,中国军委向红一三军团发布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林、聂、彭、杨: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西南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城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十一号一时三十分


虽然“进军打鼓新场”一事算是告了一段落,“苟坝会议”却并没有到此结束。自从张闻天接替博古以来,总是会召集20多个人讨论军事,而且讨论起来没完没了,容易贻误战机。

3月12日,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史称新三人团。

自此,毛泽东成功取得了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的指挥整个红军作战的最高权力,由“帮助下最后决心者”变成了“下最后的决心者”,名正言顺的走向了前台。

此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成功跳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威望达到了空前高度。


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回忆苟坝会议时,情不自禁的感慨道:

“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
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中央红军真要去打打鼓新场的话,中国的革命,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艰辛,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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