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00”后,我高举“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大旗。但每次说到“不想生小孩”这个话题,长辈都会劝诫:等你到我们这个年纪,肯定会后悔。
没有孩子的晚年注定糟糕?生了孩子就能养老无忧?赚足够多的钱住进养老院,未尝不可行?当生育率不断走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回避这个问题。
我找几位老人聊了聊。听完的感受是,能潇洒说出“单身享受一辈子,临终吃点苦头是应该的”,也许因为我们还年轻。
1
社区干部徐丹管辖沪郊四个住宅区:本地农村动迁安置房、市区旧改安置房、公租房和高端住宅区,各自有鲜明的特征。
徐丹发现,市区旧改安置小区的老龄化和独居无子化更严重,60周岁以上老人里,光未婚未育的就超20户。她猜测是旧改棚户区住户原先经济条件不好,而市区房价高,以至于年轻时没能娶妻生子。
随着这些没有后代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逐渐瓦解,问题来了。
小区里有一名租户老陈,浦东本地人,今年80多岁,未婚未育,与亲属们已断绝往来。老陈原有房子,后来卖了开始在沪郊辗转租房,浦东、奉贤的南桥、青村镇都住过。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跟二房东签的。
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启人生,独居、寂寞的老陈,成了社区居委会的常客,每次他来,不是骂居民素质低,就是对物业管理吹毛求疵,居委干部们很头疼,“要哄着”,但他几乎一天不落,比上班还准时。根本原因,是老陈想找人说话,打发时间,找到“被别人在意”的存在感。
某次老陈身体感到不适,他向徐丹提出,能否找个志愿者陪他去医院看病。尽管老陈只是一个租客,但徐丹很难拒绝这样一位80岁老年人的需求。
不过,她也担心着,作为城市最小治理单元的居委会,或许还没做好准备托举起每一位“老陈”的晚年。
要托举的人太多了,50岁的张阿姨儿子是另一个特例。
张阿姨一家住在奉贤青村的大居,她的独生子,今年50岁,智力有缺陷,辅读学校毕业后进纺织厂打工,厂子关门后不得不四处打零工,超市营业员、地铁安检员……
“比普通人差些,但又比状况最差的残疾人好些,他能自理,也能做体力劳动。”他的母亲张兰珍说。儿子30岁时,曾有过一段婚姻,后来离婚了,好在没有后代。
“儿子现在50岁了,我还在逐步培养他,现在自己洗菜、烧饭都会了。他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我多活一天,能教他的东西就多一点,我走的时候,也更安心一些。”张兰珍说。
张兰珍并不怎么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但儿子的养老问题成了她的心病,“只能拜托居委会多帮我照顾小孩了。”
“不可能不管,但管起来,压力难以想象。但居委会是老人们能最直接寻求到的社会帮助。”不久前,有50来岁的社区干部跟我说,20岁年轻人的需求,他能想到,因为自己经历过。但80岁老人的想法和需求,他只能揣测,因为自己也没经验。
2
80多岁的老黄或许代表了另一类独居老人的现状:有两个儿子,但家庭关系不睦,谁都没管自己的父亲。
老黄每次和邻居们聊天,大部分时间是在痛斥儿子们,好几次甚至差点拉着邻居去公证处,说要把遗产全捐了,一分不留给后辈。
邻居劝他,不要把父子关系弄得更僵。说到底,病了还是要靠儿子们的呀。但儿子们“靠不靠得住”却要另说。居委书记徐丹跟我说,某次老黄在家摔倒了,是居委发现并把他送到了医院,但在通知家属时,没人愿意来,甚至直接挂了电话,“是挺过分的”。
老无所依,想向外界寻求关怀的独居老人们有出人意料的办法。在一次走访中,徐丹发现老黄家中突然多了个人,是一名年龄将近50岁、外地来沪打工的快递员。老黄的房子是一居室,快递员就与他同吃同住,甚至晚上睡在一张床上。老黄不收房租,还免费给他做饭。
老黄与快递员之间究竟是怎么熟络起来的,又建立了哪种关系,如今已不可考。尽管吃惊,但比起“远在天边”的儿子们,有这样一位近在咫尺的“同住人”,对老黄这样的独居老人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
他俩同住几个月后,老黄突发脑梗昏迷在家,是快递员及时将他送去医院。但在那之后,老黄再没回过家,邻居听说他出院后就住进了养老院,随后很快就过世了。没过多久,儿子们把老黄住的房子卖了,新业主找的装修公司进场,新刷的水泥抹去了所有老黄生活过的痕迹,一如在小区里消失的快递员。
“蛮‘残古’(沪语,意指可怜)额。他以前住过养老院,说在里面不开心,跟小孩子们吵了好几次才给他腾出一套房出来住,没想到最后还是死在养老院。”说到这里,邻居倒也有些释然,“就算有小孩,最后到底还是孤零零地走。”
我认识的另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三个子女定居海外,最后也是在养老院过世,是单位帮她料理的后事。一年后,子女们才陆续回来祭拜。
相比老黄,好在老人生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喜欢阅读,会和海外子女孙辈视频聊天;养老院也因其子女海外身份格外关照护工温柔一些。
老人在世时,自己要求子女“不必回来”。但最后孤独地离开,滋味如何,恐怕也很难去揣测。
3
“等老了能有人送终”这一理由,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的爷爷奶奶都各有四个兄弟姐妹。以当时的条件,养五个孩子,对农民家庭来说负担很重,但到了需要养老的年龄,多生多育的优势就体现了。
以我爷爷家为例。我曾祖父母尚能自理时,一直与我爷爷同住,几个兄弟姐妹不定期轮流来探望照顾。待曾祖父卧床不起后,工作最闲的小女儿将两位老人家接去自己家,全天候贴身照顾父母,其余兄弟姐妹每个月定期给她补贴赡养费,孙辈也不时买东西前去探望。即便两位老人去世之前都已瘫痪在床多年,临走时的状态却远胜过很多同龄老人。
某种程度上,我的曾祖父母实现了“养儿防老”“安享晚年”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身边,那怎么办呢?
住养老院其实能解决大部分生存需求,但与多位老人们聊下来,他们对养老院都有先入为主的抗拒:担心护工不好、怕失去自由、怕养老院暮气沉沉、怕小辈遗忘……没到万不得已,他们还是不想失去对生活的主动权。
很多人想要一种理想化的“抱团养老”,大家凑钱买别墅、分房间、请保姆,同吃同住同玩。日本纪录片《七位老人共同生活的十年》记录了这样的尝试,但正如片中揭示的,一旦有人生病,就会打破这看似美好的局面。
说到底,年纪大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需要更大的社会网络支持。
近几年,中国各地在探索各种新型社区养老的方式。比如,上海从2019年起试点的“时间银行”,“小老人”服务“老老人”,服务时间可以储入个人账户,以便将来为自己兑换成相同时长的服务。
杭州滨江区近期推出的“多代同楼”养老项目,则打起了没有血缘的年轻人的主意。年轻人每个月只要交300元管理费,并且为老人提供不少于10个小时的陪伴服务,就能免费获得有独立卫浴、阳台的房屋居住权。陪伴服务的内容包括陪老人聊天、吃饭、散步等。
此外,上海一些街道成立了“专业化养老服务圈”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圈”,建成了不同于养老院的“老年人照护综合体”,集短期住养、日间照料、居家照护和家庭支持为一体。在沪郊,“青春里”、“椿萱亭”等农村“抱团式”养老新模式的探索也不断深入,养老不离乡。
但这些带着实验性质的养老服务,目前运营得好不好的压力,基本都在基层政府身上,而他们的资源和能力,其实都是有限的。
在了解了很多老人的养老状态后,我更倾向于年纪大了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住进一间“符合我心意,且绝对不会被护工虐待,悉心包办一切”的养老院,但这,首先需要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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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公众号“狮子坐”
微信编辑: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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