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贺子珍路经西安，妯娌钱希均苦劝，贺子珍：两年后我就回来

前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布红军长征结束。

自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党的建设，红军的扩大，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等工作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实现。

在这个新的转折关头，贺子珍也不甘继续赋闲后方，想要贡献一份力量，可偏偏这个时候，她再次怀孕了。

“我要干革命！”

从踏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那一天起，贺子珍的心里就燃起了一团火，她的情绪也和同志们一样兴奋，渴望为人民轰轰烈烈地做一份大事业，于是，她向组织提出分配工作的请求。

贺子珍长征时期被炸弹炸伤，她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同志们都纷纷劝她不要急于工作，再调养一段时间。

贺子珍不愿意再等下去，可她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这下，组织就更加不愿意让她工作了。

贺子珍咬咬牙，她说：“我要干革命，我身体是差一些，但坚持工作是做得到的。”组织上的同志见她如此坚决，就说：“那你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行吗？”贺子珍不愿意，她不想当家属，想和大家一样做独立工作。

自从与毛泽东结婚以后，贺子珍便一直负责着毛泽东秘书的工作。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贺子珍也非常搞清楚，但她不满足于只做秘书这点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

她认为自己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毛泽东身上了，自己却没有大的进步。在这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期，她也想得到更多锻炼的机会。

其实，从永新暴动中就能看出，贺子珍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女战士，只不过她后来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而放弃了她自己的事业。

贺子珍是一个好妻子，在井冈山时期，她称得上贤妻。在丈夫失意的时候，她能给予力量，在丈夫外出的时候，她专心照顾孩子，无怨无悔。长征时期，她可以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战士冲向炸弹，险些丢了性命。

可现在不一样，部队稳定，革命形势大好，她认为丈夫身边可以再添其他做秘书工作的人，自己则可以做独立工作，这也是她进入陕北后的梦想。

组织上了解贺子珍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就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负责监督和银沙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贺子珍很勤劳，她没有一点儿主席夫人的架子，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就算给她分配了最琐碎的点钞票的活，她也不嫌弃。

贺子珍的办公室是一间马圈，她清理完马粪之后，先找来一些砖头，垒起两个垛来，上面摊一块板，高一点儿的当办公桌，低一点的当板凳，然后坐下来，一张一张数起钞票来。

从瑞金出发前，银行家大业大，有十三四个干部，可是到了瓦窑堡只剩二三个人了，有的在路上牺牲了，有的被调到了别处，人才缺乏。贺子珍在得知这个难处之后，立即招新人，没过几天就招来几个徒弟，一起坐在马圈中数钞票。

1936年6月下旬，中央所有机关迁到了保安，保安全县不到四百人，房屋也不多，条件很差。此时，贺子珍即将临产。

“两年之后我就回来”

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保安的家，是小石山的一个破烂窑洞中，地面湿乎乎的，屋顶还不停地滴水。刚没来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因为生产，贺子珍在银行的工作也无法再坚持下去，相当于她又没有了工作，这令她很伤心。伤心过后，贺子珍重新建立信心，她看着怀里的小娇娃，冒出一个狠心的念头，她要把孩子送走。

所以，在孩子只有四个月的时候，贺子珍便把女儿送到了保育院，她自己则去了延安抗大读书。

贺子珍从小就有个读书梦，小时候她非常想读书，但父亲重男轻女，不让她上学，后来还是在她的不断央求下，父亲才答应供她念书。但她只念到高中，便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所以她的文化知识很欠缺。

贺子珍在学校里非常努力地学习，但她发现自己开始头疼，身体里面的弹片也时刻刺激着她的神经。

有一段时期，贺子珍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她怨怪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做一些事情却力不从心，那些弹片每到阴雨天就折磨着她，她想要动手术，把这些弹片全都取出，这样就能更好地工作。

想到这里，贺子珍决定到上海治疗。

贺子珍很坚决，毛泽东与她交谈多次都没有任何办法。但毛泽东也并未放弃，他通过写信或者托人劝解的方式，争取有一天能够挽留妻子。

然而，等贺子珍来到西安后，却发现抗日战争的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也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她不能去上海了。但是，她听说此刻新疆正好有一架可以去往苏联的飞机，她的心又动了。

此时，毛泽东听说弟妹钱希均也到了西安，便写信给弟妹，要她帮自己劝回贺子珍。

钱希均与贺子珍不仅是妯娌，还是战友，她们通过毛泽民相识，之后在漫长的战争中，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长征中，贺子珍生产、被炸弹炸伤，都是钱希均一手照料，毛泽东认为，或许贺子珍会听钱希均的劝告。

但当钱希均向贺子珍说起此事时，贺子珍一脸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你等我，我两年之后就回来。”结果，贺子珍一去就是10年，回国后已经物是人非。

从苏联回国后，贺子珍就去了上海，因为那里有她的哥哥。钱希均此时也在上海，她去见了贺子珍，谈到当年的事情，两人都很感慨。

1959年，贺子珍被江西省委邀请到南昌休养。一天午后，一辆小汽车驶入她的院子，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朱旦华从车上下来，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见朱旦华。

朱旦华一见面便对贺子珍说：“大嫂，你好吧！”贺子珍不喜欢别人叫她大嫂，她说：“我现在是单身，还是叫大姐吧！”朱旦华说：“大嫂，我是毛远新的生母，应该叫你大嫂的。”贺子珍很惊讶，她之前在上海听钱希均说过。

贺子珍苦笑一下说：“和尚不亲帽子亲，都是毛家的媳妇，应是妯娌呢。”

贺子珍不知道的是，水静与朱旦华这次来看望她，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她带上庐山与毛主席见面。

当贺子珍时隔20多年再见到毛泽东时，心情难以平复，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他们虽然不是夫妻，但多年的战友之情也不能磨灭。贺子珍多年后想起自己离开延安之事，无数次感到后悔。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历史造就的错误，贺子珍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