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口是如何做出统计的，当时的人口普查，如何保证没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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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影视剧和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说哪个国家的人口有多少多少，但在以前信息不发达的年代里，他们的人口是如何做统计的呢？统计出来的数字，又是如何保证精准没有遗漏呢？

人口论的首先提出

战国末期的哲学家韩非，在他所著的《五蠢》篇中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这种人口增殖过快的情况，会使“货财寡”、“供养薄”，从而导致“民争”，“不免于刮”。

韩非提出这种人口论观点，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点，早2000年。韩非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论思想的人。

历来史家公认，我国人口在清乾隆六年始逾1亿，其实，按北宋户口数字最高的徽宗大观三年为4673万余人，因宋代户口登记限于男口。

倘加上相等的如数及漏计人籍的客户数，人口已突破1亿。又宋代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数已两倍于北方，从此确立了户口分布“南盛北衰”的局面。

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传统家庭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发表张琢一文提出，中国古代家庭除少数富贵人家多是一夫多妻(妾)外。

基本形式是平民百姓一夫一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即现在所谓核心家庭和三世同室的直系家庭。

由于古代人均寿命短，“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三世同室的直系家庭，一般也不过一个老人，难得“二老双全”。

以下家庭成员除当家的夫妇外，其他男子一成年结婚后就分家另立门户，女子成年则出嫁到婆家，因此，规模也不是较大，人口众多的直系联合大家庭所占比例是极小的。

我国古代人口调查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相传夏禹治水后，把中国分为九州，着手统计人口和土地。

《后汉书·郡国志》说，夏禹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是13503923人，商朝有了统计人口的官吏“司民”，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

春秋战国时期，以25家立社，按社登记人口、土地，叫“书社制度”，秦国的商鞅把人口调查作为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分强调了解本国人口的数目。

《管子》一书记载了当时调查人口的制度:每年春季登记人口，夏季核实，秋季落实人口底数，并有较详细人口调查提纲。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立即推行“上计制度”，即在年终由地方官或派员赴京上报全年人口、钱粮等。汉朝有“算赋法”，规定定期调查人口。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总数为59594978人，户数为12233062户，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各州、郡的户数和人口底数。

我国古代成年制度

我国古代的成年制度，历代沿用“男则加冠，女则加笋”的惯例：“男子二，冠而字”；“女子许嫁，竿而字”。

古代加冠是人生一件大事，要举行特定的仪式，并选择吉日，邀请贵宾参加，名之为“冠礼”。所谓加算，是指女子到了定的年龄，可以盘发插，以示成年。

有点区别的是，许嫁者加笋要早，未许嫁者加弊要迟。当然，无论加冠还是加斧，当时主要是对士大夫以上的阶级和阶层而言，故古称之为“士冠礼”。

至于男女加冠加笋的年龄，一般是“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斧，二十而嫁”，但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提前加冠的。

如西汉桑弘羊“年十三侍中”，即13岁当了门下省长官，加冠当然是13岁以前的事了，至于帝王诸侯则多不遵守冠年惯例，往往要提前几年。

杜佑《通典》曰，天子近则二十远则十五必冠，如西汉昭帝就是12岁加冠的。

最早的计划生育

秦汉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有更详细、严格的户籍制度。隋朝有“输籍法”，规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亲自出查户口。

唐朝的“户籍法”规定，每到年终，命令居民申报年龄和土地面积，官府将人口实况造册上报，并据此3年编造一次户籍。

宋朝有“三保法”，十家为一保，十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掌管户口。明朝的“户贴制度”，制定了相当完整的户籍管理办法。

清朝自乾隆之后100多年来，每年都有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中华民族4亿人，就是道光十五年统计的。

当然，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和统计，主要目的在于征发劳役赋税，控制人民，这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和统计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历代文化知识精粹，据《盾鼻随闻录》记载，太平军在1853年曾有妇女“每人只生一子”的规定，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从总体上看，太平天国实行过较大规模的有关解放妇女的措施，如禁止卖淫、溺婴、缠足等，积极欢迎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希望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革命初期，太平天国实行了严格的男女分营制度，虽是夫妻也不得同宿，一直到定鼎天京时，“夫妇只准月晦日(每月最后一天)同宿”。

家庭生活的逐渐恢复，使昔日在军事上起过极大作用的太平天国妇女的战斗力迅速下降，要求只生一子，是作为挽回妇女战斗力的一项措施也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举。

唐代的移民

唐代是一个开放社会，出入国境的手续很简便，因而移民的数量比以前各朝骤然增多。唐代较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外来移民分布甚广，居长安者较多。太宗之初，东突厥降，部众不愿留在边州，“人居长安者近万家”。

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宗室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率领一批波斯人，移居长安避乱。代宗时，吐蕃侵占河陇，中西交通阻断，西域各国派驻长安的使节及家属数万人，不能回归故国，一下子都成了移民。

以上是大批的移民，零散的移民更多，譬如西域曹、安、康、史、何、石、米穆、火寻等所谓“昭武九姓”，以及天竺的竺氏、月氏的支氏、鄙善的部氏、焉者的龙氏、龟兹的白氏和帛氏，向中土移居，终唐之世没有间断过。

外来移民的谋生手段大致有三：一是做官，东突厥降附的酋长，在唐做官五品以上百余人，武则天时，外国人上书言事，多加官赏，有因此得任御史者。

日本僧人阿倍仲麻吕，20岁来唐，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官至安南节度使在唐生活53年，最后死于长安。

二是经商。西域各国使节，自河陇沦陷之后均靠从鸿肺寺领取生活补助为生，后来竟有4000人经商致富，拥有田宅产业“安居不欲归”。

三是传教。波斯移民在很多地方建有波斯寺，传波斯教。黄巢攻陷广州，死于战乱的犹太教、火袄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外国教徒就达12万人。

唐朝人民因经商和传教移居国外的也不少。他们在中亚被称为“唐家子”在日本被称为“唐人”。

著名的鉴真和尚于玄宗时东渡日本，在日本建“唐招提寺”传教，影响极大，直到日本江户时代。

中国人移居日本,还被称作“唐人”，他们集体所在的街道，还被称作“唐人町”。当今欧美大浮洲各国都市，华侨所在的街道被称为“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