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回响 | 满文档案展现清代多民族文化交融

清代东北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清代的官方文书，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含有丰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展现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锡伯族是清代东北地区重要世居民族，是清政府依靠的重要力量。从科尔沁蒙古迁出后，锡伯族被安置在齐齐哈尔等地驻防，后又南迁京师、盛京，西迁新疆戍边。迁徙中，锡伯族与蒙古、满、达斡尔等民族交往频繁，生产生活、习俗文化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典范式地呈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书影 作者/供图

清初的锡伯族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管辖。为加强东北防务，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赎出”后，对于如何安置等问题，兵部、黑龙江将军等进行了频繁的公文往来，商讨筹划，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文中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均引自《锡伯族档案史料》，1989）的相关记载，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情况。四月二十九日，兵部咨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齐齐哈尔地方最为紧要形势之地……挑选强壮者一千名披甲，一同镇守。与伯都讷地方……镇守新筑之城。……请将居近乌拉之锡伯、卦尔察内三千名丁移至乌拉。”经过筹划和权衡，锡伯人被安置到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等地。五月二十九日，萨布素咨文宁古塔将军佟保：“查点与齐齐哈尔村接壤之嫩江两岸依次居住之村……松花江流域所居之锡伯、达斡尔、卦尔察……俱离将军等安置之地相近。”迁出科尔沁蒙古之后，锡伯族主要散居在嫩江、松花江汇合处及沿岸一带，同时还有满洲、达斡尔、索伦等族在此生活。

由于驻地分散，管束不力，锡伯人盗窃、旷哨之事时有发生。为防锡伯族人多势众，滋生事端，康熙三十八年，锡伯族又被迁到京师和盛京等地，分散各地充当披甲。迁到京师的锡伯人，有的被分配到旗内当差，有的给随驾太监备马，而迁到盛京的锡伯人，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给萨布素的咨文中可以看出，大多在盛京、义州、锦州等地八旗中充任披甲：“免除盛京、义州等处满洲、汉军、珠尔瑚珠等十路所驻汉军内懦弱披甲……由锡伯人内挑选身强力壮者披甲”，锡伯人被分散到不同驻地。从科尔沁、嫩江、松花江流域到京师和盛京，锡伯族在频繁的迁徙中，与满洲、蒙古、汉军等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局面，为族际交往交流奠定了空间基础。

随着频繁的迁徙与交往，锡伯族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模式，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了较大的改变，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是编佐入旗，为国效力。这是锡伯族族际交往的主要形式。从科尔沁蒙古迁出后，清政府将其编入满洲八旗。康熙三十一年，萨布素奏称：“于两江汇合处，将移驻齐齐哈尔、乌拉、伯都讷之兵四千名、附丁八千名，请合编八十牛录，皆归上三旗”，将锡伯编入上三旗八十个牛录。当时，还挑选了五个锡伯人佐领，管理编入的五个达斡尔牛录，南迁盛京时，这些达斡尔牛录一同前往，后来融入锡伯族之中。南迁后锡伯不再专设牛录，而是被分散到各地充当披甲。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三十九年，锡伯族先后辗转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京师、盛京等地，有的编佐入旗，充当披甲，为国效力；有的成为附丁，耕种田地，缴纳官粮，在清政府的直接管理下，不断强化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认同，成为清统治者所依赖的重要力量。

二是发展生产，守望互助。锡伯族与邻近的蒙古、满洲等民族农业上来往密切。农业生产方面，很多锡伯人掌握了种植技术，开垦荒田，粮谷获得了丰收。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咨文萨布素：“自吉林乌拉至黑龙江，征蒙古、锡伯、达斡尔、索伦等人力种地，粮谷大获。夫粮谷所关至要，著明年仍遣原先前往种田官员，征蒙古、锡伯、达斡尔、索伦等耕种”，可知当时许多锡伯人耕种田地，从事农业生产。康熙三十年，巴尔呼牲畜遭遇瘟疫，为解决其生存问题，萨布素奏称：“散入扎赉特、杜尔伯特二旗之约八百户，共一千五百余户……相应令锡伯人等赡养……自来年起，亦由部每户得给耕牛一头、农具、籽种，交蒙古、锡伯教习耕耘。”锡伯人按照清政府安排，赡养受灾的巴尔呼人，传授种植技术，教其耕作，帮助渡过难关，既密切了民族关系，还推动了巴尔呼生产方式的转变。

三是贸易频繁，互通有无。后金至清初，锡伯与邻近民族贸易频繁，经常交换、购买布匹、农具等，八旗官兵、驿站等也时常到锡伯处采买牛马及粮食。康熙二十四年，协领哈尔萨、比扬武路过锡伯地方时，一次性购买马匹六百余匹：“因职等所带来之官兵，于锡伯地方购马六百余匹。”康熙二十七年，驿站官杜尔岱呈文萨布素，申请到锡伯处购买粮食：“驿站牛马之草料银粮……持此钱粮，交贤能之人，由嫩江水路前往锡伯、蒙古、乌拉等处采买。”总管内务府每年都派员到锡伯地方，用毛青布、裹白粗布等与锡伯人换取黑貂皮、羊皮等物质以供御用。康熙三十三年，总管内务府咨文萨布素：自顺治二年到康熙十一年，派昂吉达等，“每年由库领去绸、锦缎、彭缎、纱、佛头青布、布、布头及包子茶等物，向锡伯、索伦易取黑貂皮、貂皮、猞猁狲皮、羊皮、堪达罕角，等因奏至”，可见其贸易物品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频繁的贸易不仅使锡伯人获得了大量生活资料，改善了生活，还促进了粮谷、牛马等货物的流通，保障了物质供给，成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质力量。

四是互学语言，增进交流。语言是沟通交流的基础和媒介。科尔沁蒙古时期，锡伯族用的是蒙古语，移驻齐齐哈尔后，官方所需的蒙古、满语翻译，都是从锡伯官兵中挑选的。康熙三十二年，黑龙江副都统喀特呼咨文齐齐哈尔协领玛齐：“咨行蒙古路驿站人等之蒙古字文书，在本地无人会写……于彼处锡伯人内会蒙古书之人，照满洲书缮写蒙古字书”，请求寻找能缮写蒙古字的锡伯人。尼布楚谈判时的蒙古语翻译也是锡伯人。康熙三十三年，萨布素咨文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玛布岱，要求挑选懂蒙古语的人并送到尼布楚：“在彼处锡伯披甲内，选出精通蒙古话之人二名……同俄使起程，来会由此派遣之员可也。”编入满洲八旗后，锡伯与满族朝夕相处，学会了满语，并以满语文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此外，锡伯、满洲和达斡尔中，也有懂汉语者，康熙三十五年，礼部咨文萨布素：“索伦、达斡尔、锡伯等向不知服药。因孙龙善等使该服药者服药……望部行文太医院，选取大方脉之医刚召、灸艾治病之医士庄世远……派人逐程送至黑龙江墨尔根城可也。”大夫孙龙善、庄世远要么自己懂满语，要么有人翻译才能对症下药，可见语言交流并不困难，而两位太医不仅医治了疾病，还帮助当地改变不知服药的观念，增进了文化卫生交流。

五是族际通婚，共同生活。族际通婚体现深层次族际交融。康熙三十九年锡伯南迁时，清政府曾清查锡伯妇女嫁与外族情况。十一月初九日，萨布素咨文黑龙江副都统耿格依：“相应自赎出之年起，凡其嫁人之女，查明离异，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若有情愿给其他妇女、少女顶替者，则免其离异。”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清查，十二月二十八日，时署理黑龙江将军沙那海咨文户部：“该管员稽查保送娶锡伯女者三十六人”，即从赎出之年至南迁之际，九年间锡伯女族外通婚者36人，涉及汉、满洲、蒙古、达斡尔等民族。按清查规定，族外通婚者需查明离异，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无疑将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为此邻近的蒙古、喀尔喀、达斡尔等伸出了援助之手，以自己的女儿进行顶替。沙那海给户部的咨文显示：“给顶替之妇女、少女共二十二人”，意味着有二十二名蒙古、喀尔喀、达斡尔妇女、少女顶替锡伯妇女。由于族际通婚大多是双向的，当时也有锡伯男丁娶别族女子为妻，共同生活的。

清代锡伯族的族际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对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其一，发展了农业生产。物质经济是族际交往内在动力。散居嫩江、松花江流域时，通过交往交流，锡伯族不仅为邻近民族提供了大量的粮食、马匹以及貂皮等物品，还在清政府的安排下，赡养因灾致困的巴尔呼人，授予耕耘、捕鱼之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增进了民族友谊。

其二，深化了文化交流。清初东北各民族交错杂居，交往频繁，各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既弥合了交往鸿沟，消除了群际陌生感和距离感，又促进了理解互信，使得文化知识、农业技术等得到了广泛传播，对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化了族际认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其三，增强了国家认同。清入关之后，政治上承续明朝正统，文化上尊崇弘扬儒学，思想上提倡华夷一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锡伯等东北世居民族在清政府的管辖下，编佐入旗，耕种田地，缴纳官粮，披甲出征，共御外辱，强化了对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汉族移民与世居民族交错杂居，共同生活，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相关记载，充分体现了历史上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的丰满史实，值得深入挖掘和整理，结合时代特征提炼新观点，赋予新内涵，为讲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东北民族交融研究”（23BMZ09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