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眼对钱眼｣之四：万万没想到，当铺竟成地痞流氓销赃地

文│刘平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中国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期间，外国来华人士以“他者”的视角，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些观察记录，保留了不少作者耳闻目击的场景和情感，虽难免失之偏颇，但其中不乏弥足珍贵的金融史料。

全新栏目｢“洋”眼对钱眼｣，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平博士主笔，带我们一同了解外国人所亲历的晚清金融。

01

安全为先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如是描述当铺建筑：在华南的城市中耸立着一些平顶塔楼，塔楼四周有壕沟，上端留有小天窗。它们鹤立于简陋的平房之中，宛如欧洲中世纪城堡中的高楼。城市中的当铺可以起到银行的作用，也可以当作贵重物品的保险处，当你遇到强盗时，也可以在此暂且躲避。

1898年至1903年间任香港总督的布莱克，在《港督话神州》一书中也指出，小镇里当铺的多寡，是小镇繁荣程度的标志。在中国的当铺，人们不仅可以靠抵押物件预支钱，而且也是人们所有闲置贵重物品的储藏所。

那么，这些当铺的内部结构又是怎样的呢？美国旅行摄影家汤姆森在《镜头前的归中国》中，作了细致的描述：办理业务的办公室在一层，一层上面有一个四方形的木制架子，靠墙而立，一直触到屋顶，架子分为若干层，需用梯子才能到上层取放物品。底层堆放着体积大的典当品，如家具或农产品，体积小和重量轻的物件放在上层，而最靠近屋顶的那一层存放着金银珠宝。从底层到顶层的所有物品都有登记目录，每一件物品上有一张打孔的卡片，记录着物品的编号和典当日期，便于物品被赎回时能够立即找到。这些塔形建筑的存在对于那些价值昂贵的珠宝和富有人家的衣物来说，是最安全的保管处所，而且对于一个治安混乱，财产常常处于不安全因素之中的国家来说，当铺确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

民国当铺旧影

乡村的典当行也有自身的特色，《纽约时报》1871年12月24日在《广州的一天》一文中写道：在大清国乡村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典当楼。”出于安全考虑，“如果一位乡绅要离家出游，他就会把他特别珍视的一些东西拿去典押。”作者参观了广州郊区的一家典当楼，目睹“其规范、准确和高效的经营秩序无与伦比”，生意非常兴隆，“铺子里的职员们在忙于写着什么，工友们在忙于检收包裹和贴标签，仆人们则在忙于寻找人们要取回的东西并分发给他们，会计口里正报着那些典押品的典押价值，而出纳员则正在柜台上有条不紊、从容快捷地付钱。”

英国传教士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指出：当铺往往非常坚固，并且防御措施十分严密。当铺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出，它的基本建筑骨架是由大块坚实的花岗岩制成，门则由厚厚的木板制成除了大而结实的铁锁锁着，里面还用巨大的门栓拴住。另外，还要配备充足的枪支弹药来抵御匪徒们的围攻。尽管如此防范还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匪徒们在杀死看守者之后，进入铺内，抢走的金银钱物足可挥霍上几个月。

02

高倍利息

位于街巷里的当铺

麦高恩指出，典当是乡村一种非常普遍的筹款方式。这是那些赤贫者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借钱方式。在他们急需借一小笔钱时，除了诸如衣物和家具之类的东西外，再没有其他的还钱保证。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当铺一般属于富有的家族，他们势力强大，可以免受官吏敲诈和匪徒抢劫。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中写道：中国的新年已经临近，人人都在准备过年，繁忙的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一堆堆过年用的大头娃娃和鬼脸面具，以及其他新奇的糖果。许多中国人都去一家大当铺典当东西，换一点钱来过年。

汤姆森则指出：典当行业能给那些有典当保证的穷人提供临时性贷款。贷款利息是按物值十两银子以下者，每月按3%计收；而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例外，利息减为2%。如果贷款金额超过十两，利率则一律按2%计收。在有实力的典当行中，典当品可被保管3年。而对于穷人来说，他们通常是按其需要，交替地在夏天当掉冬天的衣服，在冬天又当掉夏天的衣服。

《当铺》（戴敦邦绘）

俄国外交官叶·科瓦列斯基的看法略有不同，他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指出：中国的高利贷商都是吸血鬼。他们收取的费用为典当物时价的1/4，每月利息为2%，有时甚至是3%。满人和居住在京城的蒙古人不太懂社会行情，经常跑到这些看似能够轻轻松松就弄到钱的地方借债，以致于都以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而告终。他还发现，高利贷商经常把钱借给一些到州县赴任的官员们：后者通常不是没钱孝敬京城的各级官员，就是没有上任的盘缠。这样，高利贷商就与这些官员们同行，以便截获他们的收入来偿还债务，这个数目“一般为所借银钱的两倍”。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也指出：典当物品的习惯很普遍，通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票在街上公开出售，形成一种奇怪的买卖。这种商业活动存在不安全感，而利润率很高，有时月利高达3%，低的一年为12%或10%，具体视情况而定。合法的当铺允许以3年为期取赎，一旦发生物品急剧降价或其他风险，而出售当物又有限制，当铺必然吃亏。如遇失火，当东西的人有权要求全额赎回，如果火是从邻居烧过来，只能讨回一半。

03

销赃设局

清乾隆年间当铺当票

麦高恩认为，在中国，作一名当铺的主人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地方的官吏们总在寻找着发财的门路，他们紧盯着当铺，像一只只在空中盘旋捕食的老鹰那样，伺机从当铺老板那里敲一笔。邻居们贪婪地盯着藏在当铺里面的财宝。当官方执法严厉时，没人敢冒险。然而，一旦执法不严时，那些烟鬼、赌徒和地痞流氓就会蠢蠢欲动，趁着夜色，他们成帮结队，五六十人一起行劫。一旦当铺的主门被斧子攻破，盗贼们抢劫得手后，他们足够痛痛快快地赌一把，也够抽上很长一段时间的鸦片。当地衙门以及当铺专门请来的侦探，甚至都很难查出究竟是谁干的。

当铺也常常成为盗窃者的销赃去处。英国作家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记载了1898年8月发生在她重庆寓所的失窃案。在下着雨的一个夜晚，她家失窃，她和她丈夫的手表、眼镜，她从欧洲带来的许多衣服等都丢了。房东是维护当地治安的人之一，他去报案了。几小时后，县衙门里有3个人坐着轿子，带着一大帮随从前呼后拥地来了。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很平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们既不惊也不叹。村里也没有一个人试图为自己辩解。调查者记录得很仔细，还要了一份详细的失物清单，并告诉当事人，他们会去搜查当铺。

英国商人巴尔福，后来担任过上海英文报纸《晚报》的主编。他在《远东漫游》一书中，记录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件诈骗案，堪称警世“话剧”。情节如下：

在四条胡同，一位“年岁不小、财产不多的寡妇”，生活并不宽裕，需要当点东西，才能挨过年关。有一天，她的邻居老许看到她戴着金手镯，就对她分外关心。老许主动表示，自己愿意替她跑腿，替她拿到当铺去当掉。他很快办好事情，交给她一张当票，当然还有一大笔钱。但是，到赎镯子的时候，她才惊讶地发现，老许当了两只手镯——两只一模一样，其中一只是铜制品。

典当铺老板非常生气，威胁要让老许吃官司，除非老许马上把铜手镯赎回去。老许答应三天之内赔偿，且让当铺伙计与自己同行。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出去看戏，老许貌似一不小心，将当票掉在了地上。很快，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家伙把当票拣了起来。这个人发现是一张真金首饰的当票，首饰比票面价值高20倍，就立刻把它藏进袖子里。两天以后，老许得意地听说，他欠当铺的债已经被戏院里的那个贼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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