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7名女知青在内蒙古失踪，邓公大怒：出动军队，严查

古往今来，能让最高领导人震怒的案件屈指可数，“红旗沟惨案”无疑是其中之一。

这起案件又称“六一六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也是后来展开全国“严打”的导火索之一。

该案件最惨之处在于，案发时间仅十几个小时，受害者却达27人之多，其中甚至还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个2岁的幼儿。

令人吃惊的地方是，犯下这等滔天罪行的10名案犯，竟然都是青少年，最大的不过19岁，最小的也才刚刚15岁。

而带头的几个案犯更是毫无犹豫和忏悔之意，不惜以自爆方式彻底自绝于社会。

无论是那时候的大众，还是今天的我们，似乎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不由自主的产生一个疑问——

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失去了人性？又是什么原因令他们决绝至此？

一、犯罪分子的个人原因

红旗沟惨案发生在1983年，当时的人们普遍还不了解有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而红旗沟惨案的主谋于洪杰，就带有非常明显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于洪杰的父母对他从小实施的就是棍棒教育，这种教育往往会培养出两种极端的孩子，一种是唯唯诺诺者，一种是彻底叛逆者。

于洪杰属于后者。

尤其是他处在叛逆期的时候，父母不懂得如何和他沟通疏导，只是一味的暴力管教恫吓。

不当的教育方式使得于洪杰从一个原本只是有些顽劣习性的熊孩子，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习惯通过破坏和犯罪行为缓解内心郁结、不满的不良少年。

眼见长大的孩子再也无法管束，于洪杰的父母索性放手不管，任由他被安置在内蒙古的红旗沟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指望劳动环境能够纠正于洪杰的行为。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于洪杰的劣性人品此刻已然成型，又是派出所的常客，早就没有人愿意理会他、更没人能够管理约束他。

被父母放弃的于洪杰，又遭到周围人的孤立和排斥，内心便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

于洪杰多次纠集小混混到农场小打小闹，希望吸引他人注意。但周围人依旧秉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避他如避瘟神。

旁人的无视并没有让于洪杰产生一丝愧疚和反思，反而内心越来越怒不可遏。

他开始仇视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一心只想着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好让所有人都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于是在1983年6月16日，于洪杰找来杨万春和韩立军这两个朋友一起商量“干大事”。

虽然杨立春才16岁，可已经是一个蹲过三年牢狱的盗窃惯犯。而15岁的韩立军也是一个因持刀抢劫坐过一年牢的老江湖。

这两人的思想和行为，比起于洪杰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他们都有过坐牢的经历，对自己的人生早已不抱希望，对身边所有人也都是恶意满满。

三人喊来农场的知青王文礼、李晓东，然后又叫来各自相熟的工友李亮、杜俊峰、王亚生、张祖光、包海山，总共十个人聚在一处胡吃海喝。

酒精作用下，韩立军提议去血洗农场，并拿出刀子威胁准备打退堂鼓的王亚生。

杨万春不失时机的搬出私藏的炸药，打算配合行动、制造出最大的轰动效应。

于洪杰则一马当先的喊出了“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歪理口号，鼓动大家参与其中。

其余七人也都是半大孩子，平时虽有些偷偷摸摸的毛病，但要杀人放火还是心生怯意。

奈何动手杀别人的怯意，终究敌不过于洪杰和韩立军眼前的性命相逼，再加上灌下的酒虫上脑，这七人就这么跟着摸黑进了农场。

十个人犹如恶魔附体，拿着刀枪棍棒、斧子军刺，沿着红旗沟农场宿舍一路杀了过去。

男女老幼二十几具尸体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还将十几名农场女知青集中到一处实施了强奸、轮奸。

丧心病狂的杨万春甚至趁着别人杀累了的间隙，特意跑回宿舍对垂死的人进行补刀。

农场的工作人员万万想不到，几个小孩一般的人，居然能莫名其妙的做出禽兽般的行径。

除了于洪波、杨万春、韩立军三名主犯，剩下的七个人在一开始或许还能说自己是被胁迫至此，但后来也都同样双手沾满了鲜血。

尤其是李亮和包海山两人，更是跟在于洪杰和杨万春的身后，主动参与了对女知青的奸淫行为。

可怜十几名女知青，早已被这群禽兽吓破了胆，只能在恐惧和屈辱中瑟瑟发抖，一时竟然忘了逃跑，以致后来又有几人被杀。

犯下滔天罪行的于洪杰由始至终都很清醒，他明知自己已经难逃一死，所以打算点燃炸药自杀。

期间，由于其中一个案犯李晓东不想陪着于洪杰同归于尽、企图提前逃跑，便被同伙从背后来了一枪结果了性命。

于洪杰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事后还点起了烟悠闲自得的抽了几口。

或许是上天刻意惩罚于洪波的残忍和嚣张，他抖落的烟头意外掉落在了现场的汽油上，提前引爆了炸弹。

炸弹爆炸的那一刻，韩立军当场毙命，于洪杰被炸成重伤，躲到一边的杨万春以及其他六人四散奔逃。

第二天，幸存的女知青跑到派出所报案。警方赶到现场后，整理出27具受害者和案犯韩立军、李晓东的尸体，以及重伤的于洪杰。

于洪杰并没有如愿当场死亡，他必须活着接受惩罚，必须再次体会死亡到来的恐惧。

很快，红旗沟惨案上报到了中央，引得邓小平大怒，严令警方无论如何必须抓捕到在逃的嫌犯。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仅仅用了七天时间，警察便抓到了所有在逃的案犯。

经审理后，于洪杰、杨万春、杜俊峰被处以死刑，其余人按罪行分别处以死缓、无期、有期徒刑等刑罚。

二、社会环境的诱发因素

从整个案件过程看，主犯于洪杰由于本身性格叛逆，加之童年缺乏正确的教育，后又社会适应不良，最终形成外在对他人怀有强烈的报复攻击性心理，内在又毫无羞愧悔恨感的精神变态性格。

然而并不是所有具有心理缺陷的人，都会做出伤害他人和破坏社会的行为的。

这其中必然有环境的诱发因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刚刚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城乡之间的流动才稍有恢复。

此时，城市有大量的待业人口，农村生产力也根本无法消化那么多就业需求。

曾经的下乡知青也成了争相返城劳动力，许多得不到进城就业机会的青年要么留在农村郁郁不得志，要么作为城市的流民四处浪荡。

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郁结、矛盾的气息，这种氛围极易滋生人们内心的戾气。

另一个原因是，全社会法律意识淡薄，习惯于用抄家、武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初开的国门又让部分人热衷于影视剧中拉帮结派、哥们义气类的黑社会潮流。各地都频发帮派聚众斗殴、公然结伙拦路抢劫、尾随强奸妇女等恶性治安事件。

如此社会环境下，一些人难免产生颠倒的价值观：以伤害他人为乐，以破坏社会为荣。

大家都在追寻极致的财富享乐的资格，却极少在意追求的过程和手段是否符合正义和理性。

遇到不满、挫折、不得志，往往不会思考自身的缺失和补救的办法，而是盲目的仇视挡在面前的人和事、一味地泄愤。

当只问成败、不问过程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个体的异变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如红旗沟惨案中的于洪杰，小时候看似被父母用棍棒强行“端正”了行为，但实际上，棍棒的痛却深入到于洪杰的骨髓。

他会认为所有的“错”，都是靠暴力解决的。

没人在乎他为什么做错事，也没人在乎他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困难，更没人告诉他除了打骂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解决问题。

久而久之，于洪杰自然而然的认为，要想证明自己的“对”，就必须足够暴力。

如果打骂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干脆用杀人放火一次性解决掉有问题的人。

而于洪杰对内心的怨恨，可能也仅仅来自于别人不理他、同事无视他、领导不重视他，总之就是人人都看不起他。连他的父母都对他不闻不问、弃之不顾。

人一旦有了这种被孤立的感觉，可能会把全世界的人都视为仇敌，把所有事都看作不公平，将自身的任何际遇都当作为难。

有如此环境刺激，加上自身的因素，于洪杰这类人很难成长为心理健全的人，也必然会铤而走险去犯罪。

因为经济、法制的崩溃破败，对整个社会和具体个人的负面影响，其实是相当巨大和深远的。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当时的领导才意识到国家需要一个全社会层面的、严格强制性的修复，才能确保以后的正常发展。

因此在1983年8月25日，邓小平亲自发出指示，要在三年内组织三次大的战役。

意在打击全国各地猖獗的刑事犯罪，重塑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先给人民群众以安全感，再促进经济发展带领百姓致富。

昨日之事，今日之师

四十年前的一桩旧案，却仍在历史的长河中振聋发聩，当然，这场悲剧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多个方面的反思。

对于家庭，父母应该学会用人性化的教育培养孩子的人性理性爱心，而不是用棍棒揍出孩子的服从性。

这样即便某些孩子有先天的性格缺陷，也会因后天的人文关怀而得到妥善的安抚。

而在社会上，各地方应该始终致力于普及基本的法制观念、发展有序稳定的经济建设，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上面的指示行动。

这样才能使社会从根本上获得长治久安，人民才能从此安居乐业。就算难免疏漏，也属于偶然、能及时补救完善。

尊重规则、敬畏生命，人才会有恒产恒心。

如果当初红旗沟惨案仅仅是个例孤案，那么显然是那10个案犯的个人问题。但如果当时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那一定是那时候的社会机制哪里出了问题。

刑罚的重点不仅是罪魁祸首，更是要警示人心险恶者莫再作祟；严打的不但是犯罪活动，更是为了给扭曲的社会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