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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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回归问题，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判。
谈判组进入香港前，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叮嘱专家：“一定不能在香港回归的谈判问题上做出让步！”
于是很多细节问题，中国和英国都在不断试探着对方的底线、各自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但随着谈判的深入，中方代表却发现，我方谈判前商量过的很多机密问题，以及各种细节，都被英国方面拿捏得死死的。
英国方面拿着这些细节对我方步步紧逼，致使我方几度陷入被动之中。
谈判暂停期间，我方人员越想越不对劲，英国方面明显已经看到了中国谈判组的底牌，所以才能在场上让我们那么被动。
中方的谈判代表全是谈判的个中高手，英方代表不可能靠技巧做到这一点，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明中方有人泄密。
察觉不对后，众人果断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高层得知这一消息后震怒不已，下令一定严查。
然而我方将能够接触到这次谈判行动的所有人员全都查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一下，就连国安部也坐不住了。对方如此狡猾，做事不留任何线索，除了说明此人心思缜密外，还证明了此人级别一定不低。
此后十多年，这件事儿成为了一桩悬案，一直没能被破解。
直到2003年，公安部的一次监听行动，让此事终于有了眉目。
2003年6月29日，中央一位领导人抵港视察。
这次到访前，公安部对安保做了周密部署，选定了一些目标实施严密监听。
在一次监听中，公安部听到监听对象在谈访港的事，领导人的行程、安保措施、会晤人员名单、发表讲话的内容都谈得很详细。
这些细节，监听的公安部人员都不知道，无法辨别是对象在胡诌还是发生了严重泄密。
事关重大，监听人员很快就把情况向上面作了汇报。
负责访港事宜的领导得到监听内容后，不由得大吃一惊，监听到的所有访港细节居然和做好的安排分毫不差！
这几乎是最高层次的泄密，国家反谍机关绝不能容忍。
随即公安部、国安部等反间谍机构，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开始寻找泄密的源头。
短时间内，内地和香港所有可能的泄密人员都受到了暗中调查，被监听到绝密信息的对象，更是受到了公安部反谍机构的全天候“关照”。
中国反谍机关动用高科技手段和明里暗里的人力好一阵秘查，泄密源头终于浮出了水面。
“怎么会是他！”
确凿的证据指向一个分量极重又相当可靠的人，公安部的领导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泄密的渠道无非是内地涉及国家领导人访港安排的人员，和中央派驻香港机构负责接待的人员。
泄密详尽且核心，反谍机关也预想到泄密者的层次应该比较高，可还是没有料到会高得如此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