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务炸毁深圳铁路，我国启用潜伏香港内线，成功将其引诱抓获

1955年下半年，一位穿着花格子衬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行李违规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

在调查室里，这名香港男子突然提出，要和深圳市某机关的某人通一个电话。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直接把这名香港男子接走了。

这名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到了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公安局领导是北方人李馨亭，所以现场还有一位懂客家话的侦察员充当“翻译”。

“4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这名香港男子坐在一辆工人的脚踏车上来到深圳火车站，消失在了回香港的人流中。

潜伏在香港的内线，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这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

那么陈镜辉是什么人？刘立福又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颠覆破坏。

由于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当然，接到情报之后，深圳河北边早就做好了戒备，街上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中，有一半是公安局的眼线。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为首的是宝安县观澜乡人陈镜辉。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在新中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弹，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

陈镜辉端了一碗酒，绕场一周，敬着他手下的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当然，这边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层，因为“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

至于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依然不清楚。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线。

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然而，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样长，很不好防守。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住。

因此，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现在，真的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号”，送来的情报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一带。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4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也不清楚。

二

“刘立福。”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中：

“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有点像女人。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

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偷渡到香港后，在陈镜辉的重金利诱下，他不仅成为了“中委二组”的一名谍报人员，还是台湾当局的“重点训导对象”。

对于这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一旦刘立福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是考虑到刘立福作为宝安县当地人，说话语气、利用地形，都有条件。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他选择宝安县当地人，也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这些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

所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在广深线的平湖及附近路段，加强暗中警戒。

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间，可能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刘立福却依然没有一点动静。

1955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晚上舞龙灯，刘立福也没有现身。

又过了几个月，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情报说，没发现什么异常。刘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厅，同舞女们打牌、喝酒，看不出有什么要行动的迹象。

难道是4号的情报有错？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更改了？

一连几个月又过去了，刘立福还是没有动静。

然而在1956年2月的一天，罗湖边检站的监视哨突然报告：刘立福出现了，执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在海关接受检查呢。

奇怪，没走莲麻坑了。他怎么还选择了这么一个时间进来？就是离五一节，也还有两个多月啊！

“是让他入境还是马上抓？”电话那头，侦察员小周悄悄地问道。

“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公安局长问。

“没有——什么也没带，就一个包。”

当然，这是一个好时机，抓了他会省了很多后患。但是没有现行，就是有血债的国民党特务，过境时也不能抓呀。

一时之间已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人已在站台边，再拖他的时间也说不过去。

“先放他进来。”

李馨亭当时的判断是：刘立福必定是带有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他行动，行动了就好抓。

可奇怪的是，刘立福来到深圳镇后，什么也没干，只是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在车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十分钟。

接着，他又好像很无聊似的，漫步到摊上买了一份《羊城晚报》，然后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去的火车。

车站旁卖报摊的王老头，立刻把情况传给了走过来买报的“港客”——侦察员刘志新。

火车在往他的老家宝安县平湖方向开，这家伙上火车是要到哪里去呢？想干什么呢？

宝安县公安机关，一边安排人员，在刘立福老家平湖白泥坑村周围和铁路沿线加强警卫，一边派人上火车跟踪刘立福。

但是，刘立福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了一下，朝广州去了，刘立福一直到广州才下车。

一下火车，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刘立福领着孩子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圈，突然又带着孩子跳上火车，往深圳香港方向回去了。

这家伙在卖什么药啊？他潜入过来的“任务”，难道仅仅是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来领孩子偷渡的吗？

“打掩护，这小子不会那样简单。”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会要在这个时间搞爆炸吗？”

“不管怎样，先上火车，盯住了他再说，别让他跑了。”

刘立福后面的座位上，有四个高声叫着打扑克的青年；前面的过道上，有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农民”正横摆着行李抽卷烟；还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

现在，前后有7个侦察员堵住了刘立福，他们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事，怕也难飞出去了！

李馨亭当时的计划是：到了深圳，先以“带小孩偷渡”为名扣押刘立福，把他关起来审讯。

但是此刻，刘立福似乎一点警惕都没有，火车刚出广州站，他竟靠在长椅上打起盹来。

火车过了石龙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刘立福没有下车。过了平湖就是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

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到深圳，刘立福就不见了，像从地上蒸发了一样！

火车座位上留下的，只有那个孩子。

三

当夜，香港方面的内线人员就报告说，刘立福此次过境，目的还不是爆破，是转手另一个情报。

“本来他准备在平湖下车回老家，顺势观察一下情况的。但在车上，他同侦察员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时候，发现了危险。”

“因此刘立福决定不走罗湖桥回去，而是中途突然下车‘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经亮了！”

好一个狡猾的刘立福！他在广州火车站已经顺利交接了情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转的手。

“我们上当了！”

“一定要抓住刘立福！”这一次的耻辱，让侦察员们格外气愤。

还好，根据香港方面的情报，刘立福并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动任务——节日爆破铁路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按照分析他仍会再来。

又是两个月过去，侦察员们一直在耐心地等着。

1956年4月26日，宝安县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来，这次他的任务是：爆破深圳的平湖至布吉之间的铁路。

很快，绝密的命令下到了边境部队地各个岗哨，尤其是与莲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边境上抓他！如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开枪。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带回来！”

平湖至布吉一线的铁路线上加强了岗哨，附近的公路上也布满了巡逻人员。即使刘立福通过了边境线，也根本无法靠近铁路实施爆破。

这回，李馨亭把刘立福的破坏计划再多作了一种考虑。万一刘立福不走罗芳村渡河呢？万一他直接走罗湖桥，作为港客回乡合法入境呢，怎么办？

对刘立福来说，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为“港澳同胞”，只要没有“现行”，谁也不可以抓他。

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药，可能早已有人带了进来，藏匿在他家中或者什么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个好觉，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候出现，到某个地方取出炸药，瞅着机会，飞快地靠近铁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爆破。

为了对付这一种可能，李馨亭又加派了一支队伍，将白泥坑村周围的山头、道路以及刘立福的家秘密包围了起来。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这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经之路，十几个民兵，再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已经提前埋伏在了路边。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

也许是太盼望能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侦察员们在草丛中整整等了三天，可刘立福并没有出现。

5月1号晚上，大约11点的时候，因为伏在地上累了，侦察员陈恩祺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

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究竟是怎么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没有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是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边的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茂密。

据说，这条路线是刘立福从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应该在4月28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可是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

“对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

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解开这个谜。

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在酷热的稻田里，整整躲了三天！

这三天，他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没有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凭着坚韧的毅力，刘立福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底下消失了三天。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好一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4月30日时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

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刘立福一行动，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深夜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点了一根烟。

据后来刘立福交代，正是这两点红光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可能“中委二组”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怎么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壮着胆子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准备接近铁路。

5月1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丛中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轰——”地一声巨响，清水河路段的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也在拼命狂呼：“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蒙蒙亮时，刘立福已经按照原路，经罗芳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了香港。

刘立福炸毁铁路一事，被 “中委二组” 看成是一个巨大成功，他还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

在庆贺酒会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成功光复大陆以后才能说。”

“不过我们给了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称呼他‘飞鱼’。”

四

铁路爆炸后，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国家安全部门为此事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赶到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号）严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新中国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失的那条“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再次启用了潜伏香港的“4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酒吧“泡”得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近了。

一个月后，刘立福突然接到级别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行动急需电台，“飞鱼英雄”立刻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

“此次成功后，刘立福将不会再留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安排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三天之内可以成功返回，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

此时的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这次任务表示过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

但是，“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促刘立福立即启程。

刘立福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他的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时，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

1956年6月，台湾特务“飞鱼”在严密监禁下，最终以“反革命特务”罪被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五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知道另一个重要的人物——“4号”。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又在哪里？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无名英雄。”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深圳的老公安们，无不这样谨慎地回答。

关于“4号”，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家不大的商场。有时也会到台湾的儿子家小住。喜好种花，他的兰花据说还在香港某展览会上展出过。

1999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葬礼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华。

他的儿女只知道，自己的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国安部门最核心的领导，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名。

当然，记录谍报人员的那些册页，等到一定的年月就会被销毁，那是几乎所有的世人都不可能再记住的，包括他们的亲人……

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块，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