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记忆中的刘少奇

文/陈立旭

从延安时期邓力群按组织安排接刘少奇去马列学院讲课时开始，二人结识，此后，刘少奇的言行对邓力群的影响很深，邓力群也深受刘少奇信任，并且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二人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

刘少奇论修养的报告深深影响邓力群

1937年邓力群到延安后，进中央党校边学习边工作。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时，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邓力群被调入马列学院。学习了三个月之后，被任命为院部的教育科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很重要的工作，是安排教学计划，而教学计划中的重点工作，是请中央领导人来讲课。当时，马列学院虽然有固定的教员，但是，重要的课程，都是请党内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来讲。他们不是马列学院固定的教员，但所讲的课却分量特别重，学员也爱听。因此，邓力群把很大精力，放在请中央领导人来学院讲课上。马列学院的校址，就设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与中央所在地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工作上的需要以及工作地点距离中央近的方便条件，使邓力群有缘接触中央高级领导人。邓力群结识刘少奇，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延安马列学院规定学员在校学习期限六个月，分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两段时间学习内容不同，但是，有一门课程却两段时间都有，这就是党建课。1939年7月，邓力群参加组织第一期培训班学习完前半部分课程后，承担讲党建理论课的康生，讲完党建基本理论后，后半部分就不再讲了，他说自己手里工作多，顾不过来。康生对负责组织课程计划的邓力群讲，下半阶段的党建课，可以请刘少奇来讲。康生还特别介绍说：刘少奇是我们党的老干部，很有经验，现任中原局书记，最近来延安汇报工作，你们正好可以请他来给你们讲一讲党建课程。邓力群接受了康生的意见，便以马列学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找刘少奇。那时的延安，无论党内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关系都很密切，找高级干部也很容易，互相说话也很直接。还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刘少奇就住在张闻天的住处。而张闻天恰好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因此，邓力群很快就找到刘少奇，开门见山提出请他去马列学院讲党建课的问题。本来不管具体教学安排的张闻天，因为是自己所领导的学院的干部来到自己家里讲这个事情，因此，自然支持自己学院干部的工作，也说希望刘少奇到马列学院去给学员讲党建课。刘少奇回答得也很坦诚，说：党建的问题很多，都让我来讲，我承担不了，而且，我待在延安的时间很短，还要去前方，因此，只能讲一部分党建课程。刘少奇胸有成竹地说：我可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党的建设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邓力群立即答应下来，并且回去安排好时间。

这样说定后，刘少奇前后去马列学院讲了三四次课程，每次讲三四个小时。刘少奇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讲课时，说理深刻，旁征博引，并且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讲，语气沉稳，神情自然，因此，很是引人入胜，很有说服力。刘少奇每次讲课，邓力群都从头听到尾，并且认真做笔记，回去后又重新温习，整理笔记。刘少奇讲共产党员修养，对邓力群的影响，可以说是终生的。以前，邓力群只是认识到共产党员要精通马列主义，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要有共产主义信念，要有坚定的意志，要有很高的组织能力，等等。刘少奇讲共产党员修养，使邓力群认识到，共产党员还要有很高的修养，而且这种修养，对共产党员来说，极为重要。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听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许多道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的确令人一辈子受用。”

刘少奇讲共产党员修养，在延安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讲完第一课后，马列学院的学员们就传开了，说刘少奇同志讲得好，非常受教育。延安其他部门的干部，包括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的许多同志，也来马列学院旁听刘少奇讲课。一传十，十传百，来听刘少奇讲课的人越来越多，马列学院的教室已经盛不下了，马列学院临时决定，把课堂移到中央大礼堂。刘少奇就是在那里讲完共产党员修养这门课的。讲完后，刘少奇就回到前方去了。

刘少奇虽然走了，但他讲课的影响却在延安扩大开来。刘少奇讲课的内容，被包括邓力群在内的马列学院的同志记录下来，互相核对后，整理成文字初稿。后来刘少奇来延安时，对初稿做了整理、核对、修改后，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发表后，邓力群又一次认真阅读了刘少奇的这篇著作，再次受到启发和教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毛泽东选定为延安整风文件之一。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于邓力群的思想水平和党性修养的提高，起的作用非常大。邓力群直到晚年时仍然经常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说过：“刘少奇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一个人怎样成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要成功的问题。刘少奇在这方面有长期的准备，积累了很多经验，体会也多，有他的独到之处。”邓力群晚年和年轻同志谈话时说过：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根本的是要求共产党员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配称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在自己身上培育最伟大、最高尚的美德。

刘少奇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邓力群

在延安，刘少奇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于邓力群影响很大。邓力群晚年在回忆与刘少奇的交往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那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延安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的同志向邓力群反映说，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反面教员”，是个女同志，她有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请邓力群去总学委审查，搞清楚。原来，这个女同志在河南加入共产党组织后，河南又冒出来一个“忠义社”。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复兴社”办的外围组织，也打着抗日的旗号。这个女同志入党以后，也搞不清这个“忠义社”到底是什么名堂，出于抗日热情，也参加了“忠义社”。她在加入“忠义社”之前没有向党组织报告，加入以后也没向党组织报告。后来她到了延安。延安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后，她在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时，写上了这件事情。总学委的人看到后，认为这不是个小问题，是件大事：这个人竟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外围机构，事前和事后都没向党组织报告，这还了得，还怀疑她是国民党特务。总学委审查不清楚，就请邓力群去审查。邓力群看了材料，也认为是大事，没作什么调查，就直接找这位女同志谈话，提出很尖锐的问题，要求她回答。但她的回答，令邓力群不满意，总认为她有严重问题没有交代，就持续一个星期找她谈话，要求她交代。邓力群问她的问题，她回答不了，邓力群就继续逼她交代。逼到最后，她说：我的问题只能跟少奇同志讲，不能跟你们讲。邓力群觉得，这个女同志说得也有道理，刘少奇在华中局担任领导职务，开辟过河南的工作，这个女同志在河南的问题要找刘少奇谈，也合理。认为她是愿意交代了，只是不愿意向自己交代，愿意向刘少奇交代，这也一样。正好，刘少奇从华东回延安参加整风，住在延安，邓力群就去找刘少奇，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刘少奇说，好，那就让她找我来谈吧。这位女同志向刘少奇如实谈了自己的经历，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汇报说邓力群他们搞逼供信。事情搞清楚了，刘少奇立即找邓力群谈话。刘少奇直接问邓力群：你们除了现有的材料以外，还作过什么调查没有？还有什么别的材料吗？邓力群说，没有啊。刘少奇对邓力群说：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可是她有问题还不能肯定她是一个坏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党员，但还没有确证足以肯定她是坏人。两方面都还有问题，需要作调查，还不能作结论。刘少奇严厉批评邓力群说：你在没有调查，没有材料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办法向她进攻，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邓力群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情时说：“少奇同志批评得非常尖锐，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印象很深。”“这次谈话，对我终身难忘。审查人得有证据，才能作出结论。”在这件事情上，邓力群学到了刘少奇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仅是审查干部要有证据，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且，对于自己人，发现有错误，也直接提出批评，这就是实事求是。邓力群说：那个时候，我跟少奇同志有一面之交，只是我曾请他到马列学院讲过课，谈不到熟，也谈不到是生的。但刘少奇只从党的利益角度看待每一件事，“对待同志的缺点，不管熟人还是生人，只要他看到了的，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

刘少奇从对工作、对同志，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工作作风，对邓力群的影响，是终生的。

刘少奇访苏时委邓力群以重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秘密访问苏联。在准备阶段，刘少奇把邓力群也作为随行人员之一。当时，邓力群还在东北工作，突然中央来电报调他去北平，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北平，才知道自己已被确定为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的中共代表团的几个秘书之一。出访前，代表团要起草一份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邓力群就承担起草这份文件的任务。他起草后，交给王稼祥，最后由刘少奇定。同时，刘少奇让邓力群参加听中央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了解我们中国方面自己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到苏联后，有针对性地寻求苏联的帮助。

到苏联后，刘少奇很多重要活动，都让邓力群参加。但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委任邓力群去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让他去新疆，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对此，邓力群晚年仍然记忆犹新。

◆1949年8月，邓力群在新疆伊宁市。

当时的新疆形势很复杂。在新中国眼看要成立时，美国搞了一个阴谋：在西北联络各方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力量，集中于新疆的迪化，同时把西北的五马（马鸿宾、马鸿逵等）撤到新疆，和新疆的大伊斯兰主义者、大土耳其主义者共同配合，搞所谓的“新疆独立”，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些人一旦宣布“新疆独立”，美国立刻宣布承认。美国这个阴谋如果得逞，将给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带来很大困难，苏联也不好插手。为了防止美国插手分裂中国，中共中央做出决策，把原来准备1950年解放新疆，提前到1949年。同时，为了粉碎美国把新疆独立出去的阴谋，急需派得力的人去争取和平解放新疆。如果从北平选人去新疆，路途遥远，又不能及时和苏联方面接洽，时间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和毛泽东商量，决定派正在随同刘少奇访问苏联的邓力群直接从莫斯科去新疆。原来的安排，是刘少奇访问苏联后，把邓力群留在莫斯科，帮助王稼祥筹备中国驻苏大使馆。此时，情况紧急，中央临时做出改变，派邓力群去新疆。由于随同刘少奇访问苏联的人本来就少，只好派邓力群一个人去，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联络各方面。为了与党中央及时联系，邓力群到新疆后，马上建立一个特殊的“力群电台”，随时向中央请示汇报，按照中央指示开展工作。虽然通过苏联方面安排了三个人随同邓力群进新疆，但这三个人都是做收发电报和译电工作的，一切工作都让邓力群一个人做出决断。实际上，邓力群是单枪匹马进新疆。

刘少奇选定邓力群去新疆，是因为他了解邓力群的能力，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在特殊情况下，刘少奇能够委邓力群以重任，表现出对邓力群的极大信任。但是，这个任务毕竟十分艰巨，担子很重。即使如此，邓力群也毫无二话，爽快地接受下来。邓力群晚年回忆说：“对我来讲，这个任务是生疏的，没有任何经验，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回国，可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了。我当即答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950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与包尔汉、赛福鼎、邓力群（右一）等合影。

邓力群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出发前，刘少奇专门找他谈了话。刘少奇知道邓力群此行事关重大，而邓力群当时还年轻，到了新疆后又是一切都要邓力群一个人做决断，所以，很关心。对邓力群的叮嘱，既严肃又细致。刘少奇对邓力群说：你这次去新疆，名义上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到那里以后，要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收集敌、我、友军事方面的资料，这些情况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党中央。外事工作无大小，事事都要请示中央。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慎重。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请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不准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这是纪律。刘少奇同邓力群谈话后，还交代有关同志给了邓力群三四万卢布作为活动经费。

正是这次刘少奇信任并委任邓力群赴新疆，使邓力群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邓力群在刘少奇身边做秘书性质的工作

50年代初，党中央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急需选择得力人员到中央办公厅协助中央领导人工作。刘少奇想到了邓力群。在他提议下，中央调邓力群回北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任中办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邓力群所在的这两个办公室，都归杨尚昆直接领导，而实际工作，就是专门协助刘少奇工作，同时也兼顾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邓力群到中央办公厅不久，中央办公厅让他和李波人两个到刘少奇那个称为甲楼的地方办公。就工作性质而言，邓力群就是给刘少奇当政治秘书。但是，刘少奇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配秘书。因此，按照他的意见，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一律没有秘书的称号或者职务。对于这件事，邓力群在晚年回忆时，讲过他刚到中央工作时的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少奇同志召集我们办公室的人开会，说：你们和我的关系是帮助我做工作，做的工作是秘书性的工作。但是不给你们这些人以什么名义。”邓力群还专门说明：很多人说我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这是不对的。我一直讲，我为少奇同志做过秘书工作，但我不是他的秘书。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邓力群，见证了刘少奇在建国初期工作的忙碌和紧张，也学到了刘少奇严谨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刘少奇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原则问题上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品格，对邓力群影响很大。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左一)、胡绳（左三）、邓力群（左四）在杭州一起读书学习。

邓力群谈到过他亲身经历的刘少奇在1956年起草党的八大报告中的一个事情。他说：“1956年7月，八大政治报告的第一稿起草出来了。7月下旬、8月中旬中央领导去北戴河后，毛主席亲自找有关的同志谈了一次对乔木稿子的意见。隔了几天，少奇同志又找起草的人到他别墅去开会，说一波同志对报告有一个意见，请他来讲讲，然后你们考虑怎么吸收他的意见，把报告修改好。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这一次报告里面加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起草小组的人日夜加班，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到最后阶段，改一段送给少奇同志一段。记得一天晚上，11点钟左右，少奇同志找起草小组的同志到他住的地方去谈，这时他已经进到卧室去了。他说，对党的领导部分加了一段意见，就是讲毛主席的正确在大革命时候就证明了。他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写出稿子来了，就可以睡觉了。”从这件事情上，邓力群从刘少奇身上，学到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受益终生。

刘少奇为人处世表现出来的优良品格，也让邓力群记忆犹新。邓力群回忆道：刘少奇对于身边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发过火，也没有严厉指责过。邓力群说，这样的事，“我的印象中没有，也没有听说过。”刘少奇同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用“随便”两个字可以形容。刘少奇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在他那里工作，和他之间要随便一点，工作就是工作，有话直说，不讲任何客套话，也不要讲什么礼节、尊卑。邓力群回忆：刘少奇向他们交待，每天都要把收到的文件先看一遍，认为有必要让他看的挑出来送给他。哪些认为可以转发，哪些他看看就行了，叫我们写在上面。再有，我们觉得看了这个文件，看了那个文件，听了这个事，听了那个事，需要找他谈，随时可以去同他谈。他说，楼上楼下嘛，随时都可以上来。到他房间里，他不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也不一定坐下，他不迎接我们，也不送我们，谈完了，要走就走，大家随便一点，不要管那个礼貌，什么来了以后打个招呼，站起来，走的时候拉拉手啊，送出门哪，这些都免了。这是少奇同志说的，实际就是这样。

刘少奇光明磊落，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给邓力群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力群说：“我亲自听他说过会让一些人感到很不好听的话，要得罪人的话，但他不顾。他说机关里头管行政工作的有些人员，把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给我们，不想要的给了，不想享受的给了，经营这个经营那个，把我们搞好了，他们乘机把自己也搞好了，这些人有私心。你说，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得罪人的吗？把你服侍好了，还说我们有私心！可是，他确实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不要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就可以享受额外的待遇。底下的人，行政人员，他们搞这些额外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邓力群在办公室内工作。

刘少奇严格要求自己、自己的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使邓力群印象深刻。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对他的家属的要求，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管教是非常严的，包括对他自己的生活的要求，是近于苛刻的。他抽的烟，一直是大前门。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要求，一句话，休想在他那里沾光。1957年春，我们几个人同他一起出去考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路都坐火车，吃、住、开会、找人谈话都在火车上。也下去找人谈话，谈完了还是回到火车上。同他几次出去，都是这样的生活习惯、生活秩序。到各个地方都不要送往迎来那一套。这样可以了解比较真实的情况，直接找工人、农民谈话，直接找基层组织谈话。”

刘少奇心系人民，为普通工人能有较高的收入而由衷高兴，也给邓力群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力群回忆过一件事：“那是1956年，我们跟少奇同志坐火车，从北京一路往南走，在河北了解到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待遇，好的每月能有400多元。他听了笑起来，笑得好高兴。说煤矿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我们的国家主席了，这可是个好事。应该这样办。又说，井上工人和井下工人要有区别，井下工人干得好的和干得差的也要有区别。为了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国家主席的待遇，他如此高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件好事，这种感情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少奇同志的那种感情是值得怀念的。他一生的言行，都牢牢地牵连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他坚持一心为人民，同人民采取平等的态度，不愿意自己比人民高出一头，事事特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少奇被打倒，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邓力群也受到牵连，被扣上“刘少奇的代理人”的帽子遭到批斗。造反派逼邓力群“揭发”刘少奇，邓力群坚决不“揭发”。就是在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后，邓力群也坚决不“揭发”刘少奇。因此，邓力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身心倍受折磨。当时，邓力群能有这样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1980年2月，中央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由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批判。刘少奇冤案平反后，很多同志写文章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章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很多老同志感到不解渴。在这种情况下，邓力群于1980年6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核心思想和当代价值做出了科学评价。很多老干部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有了这篇文章，才从根本上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平了反。邓力群本人也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做这件事，内心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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