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刘亚楼病逝时仅为副部级，葬礼规格为何是副国级以上

空军是解放军三大军种中成立最晚的一个。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军委航空局，统一领导解放军的空军事业，这是中央对成立空军最早的酝酿。

1949年7月10日，毛主席在给周总理的信中明确写道：“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

第二天，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就在北京召见了时任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和他谈起了组建空军的设想。

毛主席之所以选择刘亚楼，是因为他在东北曾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校长，是我军中为数不多的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在刘亚楼的建议下，中央同意以14兵团司令部直属机关和军委航空局的人员为基础，组建空军司令部。这年8月19日，14兵团直属的全体2500多人全部被调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10月25日，中央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并将1949年11月11日作为空军正式成立的日子。

从这时起，一直到1965年5月7日因病逝世，刘亚楼在16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可谓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勤奋加上魄力和能力，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被作为新中国空军的主要创建者载入史册。

到1962年，空军的成就已经非常显著。当时有“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的口号，空军是榜样中的榜样，全国的骄子。然而，就在空军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刘亚楼的身体却越来不行了。

最开始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有些腹泻，1964年，刘亚楼率领代表团访问古巴，20多天的行程结束后，刘亚楼返回祖国，感到自己的身体非常疲劳，很不舒服，于是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各大医院进行了检查。

到这年11月，刘亚楼被确诊为肝癌。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但空军党委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刘亚楼，负责这一任务的是时任空军政委、党委副书记的吴法宪。让老战友把真实情况告诉刘亚楼，这是一个用心良苦的决定。

刘亚楼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对吴法宪说：“还是你对我真诚坦率，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有准备了。”

得知刘亚楼确诊癌症，中央非常重视，派飞机将他送到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并责成国家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张孝骞教授等专家组成了医疗小组，搬到刘亚楼的寓所附近，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工作。但是尽管如此，刘亚楼的病情还是没能好转。

刘亚楼养病期间，毛主席曾专门给他写过一封信：

“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当时周总理、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主持军委工作的罗瑞卿、各部部长、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都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看望刘亚楼。

65年5月7日上午10点，负责为刘亚楼测量血压和脉搏的医生停止了工作，起身和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握了手，空军第一代杰出领导人刘亚楼上将与世长辞，享年55岁。

刘亚楼的遗体在上海火化后，被专机运送到了北京，当时前来迎接骨灰的，有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计200多人。随后，刘亚楼的骨灰被送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中山堂。

据吴法宪回忆，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也就是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不幸逝世时，才能使用中山堂，而当时刘亚楼的职务是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

尽管刘亚楼只是副部级，但中央却决定给他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特殊待遇，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刘亚楼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他多年来工作成绩的高度肯定。

对刘亚楼的悼念活动持续了三天，期间大约有10万人进入灵堂为刘亚楼致哀。在追悼会当天，除了毛主席外，全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军委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到了，还在签到簿上一一签字。

尽管见过不少大世面，吴法宪还是忍不住感慨：“这样隆重的追悼会，是少有的。这本签到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签名最全的一本，如果刘亚楼的亲属保存到现在，将是一本稀世珍宝。”

刘亚楼在空军工作16年期间，参与和见证了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发展史。上任伊始，他就首创性地提出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这一新中国空军的建军思想，一下子就为空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刘亚楼运用他在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结合中国的实际实际情况，组织了包括空军司令员刘震、副参谋长姚克佑等一批人才，全力以赴地为空军编写了一整套工作条例、条令和教材，为空军走向正规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刘亚楼也注重在实战中发展壮大空军，从1952年起，刘亚楼决定不再由苏联空军带领作战，而由我们作战经验较为丰富的空4师带领兄弟部队联合作战。志愿军空军经过一次次的战斗，积累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再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回国内，建立起真正能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