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基金，老鼠仓阴影之外

文| 小卢鱼

编辑| 杨旭然

11月中旬，河北证监局公布的一则罚单，曝光了前华夏基金经理夏云龙的“老鼠仓”案件，涉案事件自2020年1月至2022年9月、持续近3年，罚没金额合计1061.56万元。

这似乎解释了今年3月，夏云龙为何在旗下基金产品成立10天之际便突然卸任，尽管当时华夏基金极力否认了市场上的种种猜测。

夏云龙并不算什么明星基金经理。其管理时间最长的“华夏周期驱动混合”任职期间的回报为-5.33%，管理242天的“华夏新锦顺混合”也亏损了4.36%。

提起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人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位曾经的“公募一哥”王亚伟，哪怕他早已奔向私募，如今甚少活跃于台前。

但无论是夏云龙还是王亚伟的离开，以及时常出现的老鼠仓传言，都阻挡不了华夏基金在时间流淌中继续扩大市场份额的脚步。这家老牌基金几经风雨，其战略布局和风格的变化，都能引领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种种变化。

01 老鼠仓阴影一直都在

1998年春，包括华夏基金在内的三家基金公司（国泰基金、南方基金）成为中国基金业的第一批试点公司。

与现在不同，这家新生的基金公司面临着的是上市公司抵触公募调研、更喜欢借庄家炒作的野蛮环境。2000年的“基金黑幕”事件、2005年的社保专户因业绩排名落后被中止，都让华夏基金举步维艰。

华夏基金的创始经理范勇宏此时开始大胆转换思路，打造明星基金经理并改革对他们的管理模式，借着A股在2006-2007年之间的大牛市，实现了业绩和规模的双增长。2007年，华夏基金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华夏基金能成就行业龙头的地位，也离不开范勇宏和王亚伟之间伯乐与千里马般的合作佳话。2005年12月至2012年5月期间，王亚伟管理的“华夏大盘精选”基金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达1198.91%，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为1046.05%，基准指数同期上涨132.78%。

王亚伟成为中国第一个为基金持有人带来超过10倍收益的基金经理，当之无愧的初代“公募一哥”。

到2012年王亚伟奔私、范勇宏卸任时，华夏基金为基民累计分红超过800亿元，为股东创造198亿元、200倍的投资回报。华夏基金以造星为显著发展特色的时代也告一段落。

然而星辰斗转，“老鼠仓”却成了长久笼罩在华夏基金身上的阴影。

市场一直有传言，华夏基金为拉高王亚伟的年终业绩排名，会在每年年末用多只基金拉高“华夏大盘精选”重仓股的股价，甚至为其“倒仓”。

另外，关于王亚伟被监管部门带走的传闻，时不时就会在网络上流传，人们能看到的王亚伟最近一次的回应，还是其在今年6月发布的一则“间接辟谣”朋友圈。10月份第一财经报道称，记者拨打王亚伟之前所用的手机号码，已变成空号。

除了风声不止的王亚伟，华夏基金的功勋元老郭树强今年7月突然卸任天弘基金总经理一职，至今处于失联状态。市场对此也有猜测，认为可能与其任职华夏基金期间公司的“老鼠仓”旧案有关。

那是2014年的罗泽萍案，这位一度被媒体评为“最会赚钱的五大女基金经理之一”，却在担任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这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时，进行趋同交易并非法获利1300万元多。

在过去近十年涉“老鼠仓”的机构案件中，华夏基金牵涉其中的还有2017年的童汀案（趋同交易金额超过7亿元，非法获利1256万元）、2018年的田冬宇和刘光谱案（趋同交易金额人民币2.05亿元，非法获利362万元）、2020年的王鹏案（偷看公司股票交易指令，非法获利1773万余元）。

当然，华夏基金并不是唯一发生过“老鼠仓”事件的公募机构，在如今的金融反腐局势下，很难说还会有多少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旧账会被翻出来。

02 争份额的原始冲动

基金公司们一度迷恋于打造明星基金经理，无论是曾经的王亚伟，还是易方达的张坤、中欧的葛兰、诺安的蔡嵩松，本质上还是基金公司用来提高公司知名度和扩大管理规模的“工具人”。

然而个人的能力和魅力终归是有限的，就像当红艺人也会过气那样，一旦市场走弱或风格切换，明星基金经理的星光就会迅速黯淡。

一家成熟的公司，自然不会把成败荣辱完全系于某几个员工，在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A股，量化私募埋头搞策略、强算力，公募基金则开始争抢ETF的市场份额，切分被动型、固收类产品的蛋糕。

截至2023年6月底，境内共有779只ETF（货币基金除外），资产规模达15585亿元，产品数量、资产规模均再创新高。仅今年上半年，深沪两市就新发了58只ETF，募集资金规模423亿元。

公募基金不仅热衷于成立推出新的行业和板块指数主题、成立新的ETF产品，并且愿意支付券商较高的产品销售分成，以保证产品销量和管理规模。

因为规模越大的ETF基金，就越能够更好地应对大额资金赎回带来的冲击，对其背后管理运营的基金公司来说，更是意味着往后的市场份额越有可能遥遥领先，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的业务合作中越占优势。

早在2004年，华夏基金就发行了境内首只ETF——华夏上证50ETF，在那个业内都很少有人懂ETF的年份，华夏基金成了很多同行的学习和模仿对象。

也就是在ETF规模开始飙增的2018年，选择了长期负责营销工作的李一梅出任总经理，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序列里，已经20岁的华夏基金无疑又一次开创了新河。

在这个货币基金不再一统天下、公募头部效应愈发明显、爆款基金轮动加快的时代里，李一梅认为“打榜式考核”、“一味追求规模”等评价机制都不利于投资者获得感的提升，而华夏基金的发展目标则是成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李一梅希望华夏基金不仅能发现资产、定义资产，还有能力能管好资产，无论是被动管理型的ETF还是主动管理型的权益产品，又或者是投顾和FOF，华夏基金都是站在资产配置的视角进行布局和操作的。

事实上，公募基金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管理的主力军，华夏基金通过大量发行 被动指数ETF产品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带动了整个股票型、混合型产品规模高速成长，从而“躺赚”管理费。

根据Wind数据，作为市场规模前五的基金公司之一，华夏基金的资产净值虽然不如易方达和广发基金，但发行的基金数量却是最多的，2023年中报里披露的管理费用就合计高达30.76亿元。

03 解决管理费老问题

基金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很多时候只与管理的资产规模有关，而与产品收益率无关，这是行业发展中体现出的各种弊端的关键原因。

以华夏基金为例，虽然许多产品成立以来的累计收益表现不错，但近一年来却出现了大部分产品亏损的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夏基金旗下基金收入合计亏损1095.29亿元，其中股票类基金合计亏损596.67亿元。

在巨额产品亏损的背后，华夏基金2022年的管理费依然达到60亿元，且依然在不断的发行基金，追求规模扩张。相似的事情，行业里的基金公司几乎都在做，亏损基金不收管理费的案例极其稀少。

遭受了亏损的基民自然对此怨声载道，证监会也开始响应民意，于今年7月公布了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工作安排，要求主动权益类基金的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将统一降至不超过1.2%、0.2%，新注册产品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分别不超过1.2%、0.2%。

随后，汇添富、易方达等部分基金公司接着主动下调了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指数型基金等低费率产品的管理费率或托管费率。

有业内人士对此持一定的反对意见，认为“管理费率是基金行业现行的盈利模式决定的，一昧压降势必会打击基金行业整个生态，让中小型基金公司更难实现盈亏平衡。”

但对于华夏基金这种体量的大型公募基金来说，在管理费率降低之后，还可以通过新设子公司实现业务分工精细化和专业化，在差异化发展战略中探索更多盈利模式。

今年9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核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子公司的批复。

这也意味着，基金业首家股权专业子公司即将面世，该公司的出现也将填补行业发展空白，公募将首次把业务探入一级市场，拿到投资未上市公司的“入场券”。

从批复来看，监管十分关注对拟设股权子公司的管控安排，也要求华夏基金针对拟设股权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未来可能上市的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与股权子公司之间可能发生利益输送的措施。

虽然监管批复措辞严谨、要求严格，但其实在大资管概念驱动下，2022年开始政策面上便对基金专业子公司大吹暖风。除了华夏基金，还有南方、汇添富、易方达、嘉实、广发等10家公募机构在排队等待子公司的设立申请获批。

在监管鼓励的专业业务子公司类别中，除了股权投资，还有公募REITs、基金投资顾问、养老金融服务等，还有部分公募基金在申请设立基金销售子公司（银华基金、南方基金等）和运营服务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

这些尝试为行业发展，以及公募基金公司业务与能力圈的拓展也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华夏基金率先落子。和当年打造明星基金经理一样，又走到了市场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