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最新研究：玉石器原料可能来自彭州大宝山地区，青铜器或存在多个铸造地

11月16日， “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举行。

▲研讨会现场

在研讨会现场，共计20个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科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技手段运用、设施设备创新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交流了各自的工作与研究经验。该研讨会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承办。

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有关三星堆遗址诸多谜团中，青铜器的产地问题颇受关注。

在研讨会现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围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青铜器铸造地研究进展”主题进行了分享。

▲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青铜器是三星堆所有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些青铜器在哪里铸造？”陈坤龙介绍，关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青铜器铸造地，目前分为本地生产和外来输入两个观点。

观点一：本地生产。器物应为本地生产，不存在外来输入。部分与中原商式风格相似器物，是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借鉴。可能由外来工匠携带金属原料在三星堆铸造。

观点二：外来输入。三星堆不同器类纹饰风格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产地（容器来自长江中游，非容器为本地铸造），主要是外来。可能通过定制的方式来自殷墟和其他地点。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

今年年初，研究人员启动了一次大规模取样、观察和分析。泥芯分析显示，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和人像、神树、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陈坤龙分析认为，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青铜面具等本地风格铜器铸造泥芯的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两类器物铸造地来源不同，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三星堆玉石器原料

可能来自彭州大宝山地区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王运生提出，三星堆玉石器原料可能来自彭州大宝山地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

据介绍，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主要包括闪石玉、蛇纹石玉、大理石等矿物或者岩石类型的材质。蛇纹石玉的母岩是由微细纤维状蛇纹石类矿物集合体构成的蛇纹岩，其分布范围较广，尤其是在邻近红岩山、燕子洞沟、牛圈沟等的彭州大宝山地区有丰富分布，“从地理位置来看，彭州大宝山地区是离三星堆遗址最近的复杂变质构造带，通过水系搬运，这里的蛇纹岩更可能被古蜀人发现并利用。”

王运生及其团队通过对相关区域调查与取样鉴定，分析了彭州大宝山矿区岩石的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研究了三星堆大玉料、代表性玉石与玉料产地区的岩石的相关性，得出以下结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

三星堆馆藏两件大玉料原岩均属于超基性岩中产出的蛇纹石，属于超基性岩。同时，综合所采集样品与三星堆大玉料的矿物组成（蛇纹石含量）、原岩类型（超基性岩）、结构特征、宏观特征（外观、构造）、化学成分及含量、稀土元素、硬度等指标可以得出：三星堆大玉料与彭州蛇纹石同源。彭州红岩山、玉石沟为玉料主产地。

此外，三星堆玉石器中大理岩、石英岩等石材也可在大宝山地区发现相应的原料来源，证实了大宝山地区可能是古蜀先民制作玉石器的石料来源地。

古蜀先民祭祀

至少有猪和牛两种动物作为祭牲

西北大学教授温睿分享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三星堆遗址3、4、7、8号祭祀坑中，研究人员发现少量的兽牙、骨渣、骨角器等疑似有机质遗存，具体生物来源尚未鉴定。通过对1号祭祀坑样本（骨渣）的检测，检测到黄牛的胶原蛋白成分。通过对8号祭祀坑样本的检测，检测出野猪、牛亚科(黄牛、野牛、牦牛)蛋白质成分。“推断牛和猪最有可能是黄牛和家猪，祭祀坑形成前可能存在仪式性燎烧活动。”

温睿称，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进行研究后可以得出结论：首先，潮湿环境中有机残留物在祭祀坑内具有均一性。其次，动物脂肪的存在，有机残留物特征是三星堆祭祀坑燎烧动物后形成的结果。第三，蛋白质组学分析表明，至少有猪和牛两种动物作为先民祭祀活动相关的祭牲。

“燎烧祭牲是埋藏各种器物前仪式活动的一部分，与燎烧器物、毁器、分批埋藏共同组成了埋藏前的仪式活动。”温睿介绍，祭祀的选择反映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体现在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均使用猪和牛作为祭祀牺牲。三星堆祭祀选用反映出其祭祀体系和中原祭祀体系的紧密联系，从祭祀体系上可以看出当时古蜀地区和中原等广大地区存在文化认同，体现了文化上多元一体的格局。

2号坑发现的织物被称为“绮”

属于较高档丝织品

作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重大成果之一，在三星堆发现了丝绸遗迹，引发全国轰动，证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研讨会上，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旸介绍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1号祭祀坑，2号祭祀坑的器物上发现了丝绸。”据介绍，研究人员在1、2号祭祀坑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13类器型、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附着在2号祭祀坑铜眼泡上的丝织物，属于平纹地的暗花织物，被称为‘绮’，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

▲龟背形网格状器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以及出土文物发现丝绸的存在，研究人员在3号祭祀坑兽面具发现了绢，在4号祭祀坑也发现了绢。在7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上也发现丝织品存在。“三星堆遗址丝织品中，绢是最大宗的，因为它的组织结构是最简单。”

研究团队还观察到了斜编织物的存在，这是一种两组经线交叉编织的原始方法，在许多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就织造工艺而言，研究团队提出了原始腰机、双轴织机或踏板织机、提花织机等三种可能存在的织造方式。

“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理解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周旸认为，秦并巴蜀，蜀地及西南广大地区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解读三星堆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同时也为认识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袁伟

编辑 郭宇 责任编辑 魏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