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肇东持枪杀人案：致32死16伤，俩老实人为何如此丧心病狂？

1995年11月18日的那个晚上，四站镇沉浸在平静的夜晚中，却突然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特大杀人案。32人死亡，16人受伤，这个小镇的宁静生活瞬间破碎。两个作案凶手，姜立明和冯万海，都是原本看似老实的村民。

他们的行为让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他们走上了如此疯狂的道路？

在回顾这起案件之前，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枪支管理相对宽松，民间拥有大量枪支，其中猎枪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为姜立明提供了获取枪支的机会，他拥有一支双管大口径霰弹枪，这样的武器不仅用于狩猎野生动物，对于人身伤害也非常致命。

姜立明并不满足于这支霰弹枪，他想获取更多的武器和弹药，为他的报复行动做准备。他搞到了一支小口径的训练用枪，还购买了大量子弹，同时轻松购得了300发霰弹枪子弹。这为他和冯万海的“屠杀”行动提供了必备的武器。

1995年11月18日晚上6点，姜立明和冯万海出门，计划先对付姜立明的仇人，然后再前往冯万海的目标。他们首先来到侯春华家，侯春华曾是姜立明的情人，但两人分手后，姜立明认为她是为了骗取他的钱才与他在一起的，而后不再理会他。因此，侯春华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当他们闯入侯春华家时，侯春华不在家，只有她的丈夫李永斌和五名朋友正在玩牌。面对持枪的两人，所有人吓得不敢出声，姜立明将枪对准李永斌和他的弟弟，然后决定杀掉其他四个人以防止报警。冯万海也同意，他用小口径步枪连开十一枪，将四人射杀。

接下来，姜立明前往卫生院副院长百会臣的家，百会臣被吓得跪地求饶，但姜立明毫不留情，开枪打死了他和他的家人。完成了对姜立明仇人的报复之后，他们转向冯万海的仇人。

他们霸占了姜立明的吉普车，停在曾与冯万海发生冲突的曹学军家门口。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曹学军，而是误打误撞地找到了派出所所长周守芳。冯万海一直认为周守芳是他的“心头大恨”，因为他是警察，不好对付，所以计划将他留在最后解决。

周守芳对两人的威胁并不敏感，因为他们一直被视为老实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犯下这种罪行。然而，冯万海意识到机会不容错过，开枪杀死了周守芳，然后两人逃离现场。

案发后，他们继续作案，打死、打伤了多人，然后抢劫了吉普车，逃离了四站镇。他们的疯狂行为持续了数小时，而当地警察对他们的作案行为毫无防备，这也是导致如此多伤亡的一个原因。

逐级上报，省公安厅发布追捕命令 这起特大杀人案的发展令人震惊，但在上世纪90年代，通信、道路、设备等条件有限，使得警方反应速度较慢。

当第一个被害人李永斌被害后，警方接到报警，但派出所只有两名值班民警，他们认为这可能只是一场斗殴导致的伤害，因此派遣一名警察前去医院了解情况。

然而，当他们发现所有伤者都已身亡后，局势急转直下，派出所的民警急忙返回派出所，接连接到报警电话，报告有人被打死或打伤。

随着情况的急剧升级，派出所向镇领导汇报情况，但起初，他们也认为可能只是规模较大的打斗事件。然而，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镇长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迅速向市政府汇报。

消息迅速传到肇东市，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市政府紧急向省公安厅报告，要求全力抓捕嫌犯。

肇东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了100多名警力，开始抓捕犯罪嫌疑人。直到晚上8点40分，他们第一次发现两名嫌犯的踪迹。警方在跟踪行驶的吉普车，发现了被丢弃的车辆。

在追捕过程中，警方最终发现了两名持枪的嫌疑人，随后展开围捕。在围捕过程中，嫌犯开枪还击，导致一名联防队员受伤。最终，他们和警方交火，导致一人被击毙，另一人受伤。

然而，其中一名嫌犯并不愿意投降，他利用地形掩护，与警方展开持续交火，使得警方不敢贸然靠近。在持续的僵持之后，一名嫌犯选择自杀，也标志着这起特大杀人案的结束。

两个“老实人” 姜立明和冯万海，都是原本看似老实的村民。然而，他们都遭受了自认为的不公，这使得他们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不满。

姜立明来自东兴村，全家靠经营一个小药店为生。然而，当卫生院副院长百会臣试图将药店收回，他意识到自己的生计将受到威胁。再加上派出所所长周守芳扣押了他的药品，让他家破人亡。这种种打击让他感到愤怒，最终导致了他的暴力行为。

而冯万海也曾经面临类似的挫折。在与派出所所长周守芳的纠纷中，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再加上个人家庭困难，最终使得他走上了与姜立明合谋复仇的道路。

这两位“老实人”都因自认为的不公和重重挫折而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对视为“加害者”的人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报复。

最后

姜立明和冯万海这两位凶手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震撼和反思。他们原本是普通的村民，却在面对不公和困难时，选择了极端的手段来宣泄内心的愤怒和不满。这起特大杀人案也引发了社会对个人心理健康和应对挫折的关注。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社会应当更多关注个人心理健康，为受到挫折的个体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以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审视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更多思考社会对个人的支持体系，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以免极端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