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 并非结语的重申——宋元变革论再阐释

20世纪初发源于日本的唐宋变革论，进入新世纪，又重新得到极大的关注。唐宋变革论的视阈是不是可以完全涵盖唐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开始审视，不再将这一观察作为万能的理论范式，盲目地套用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科举社会与士大夫政治等北宋因素，在南宋江南这一特定的场域发酵。士人流向多元化，活跃于地方社会，引领了宋元社会转型。千年繁荣的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因宋元易代而遭受重大破坏。持续扩展的变革，奠定了明清地域社会的基础。在这一时空中演出的历史，用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很难圆满地解释。向下看历史，探索中国历史是如何经历宋元，步入明清，走到今天的，则需要纳入宋元变革论的议题来加以阐述。

引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1872年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给同治皇帝奏折中的归纳。面对来自西方的冲突，李鸿章基于当时处于颓势的清朝作出了如是观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也是如此，无论明晰与否，其实在学者的心中都潜藏着现实的情怀。历史长河，从远古走来，奔腾到如今。那么，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对于这样一个超越学界的问题，相信有很多人关注，海内外学界也进行过种种探索。我以2005年参加科举废除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为契机，近二十年来力倡宋元变革论，则是试图从这一视角对问题作出回答。我曾在主持的笔谈中，以《向下看历史：宋元变革论略说》为题，从两重意义上阐述了宋元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的区别。一是在时间维度的历史纵向上，区别于唐宋变革论注重前代异同的向上看，宋元变革论重在宋元及以后；二是在空间维度上，与注重上层建筑的唐宋变革论不同，重在揭示中央层面以外的地方社会变化。

历史是在一定空间内的时间流逝。时间的流逝让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然而，历史的研究是一种概括性的观察与逻辑性的归纳。对历史的发展需要观察到和归纳出具有典型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唐宋变革论，还是宋元变革论，都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征的一种观察。各有各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系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截然对立。

时代划分议题的提出，或有特定的背景，或有特别的用意。然而，如果我们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评价各种时代划分，而不是着眼于学术史的考察，重点则似应在于是不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而不需要去过度索隐其中的“微言大义”。学术无国界，过于纠结学术以外的背景意图，以及执着于民粹的心理因素，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理性的学术思考，造成认知的偏差，流于非学术化。观察历史，有各种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是盲人摸象，也各得其形。称“变革”也好，叫“转型”也好，叫“过渡”也罢，具体表述使用的词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揭示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用唐宋变革论还是用宋元变革论命名议题，抑或是用其他理论范式，都无关紧要。

在此，再度俯瞰学术史背景，阐述我所倡导的宋元变革论的形成与展开，除了重申，也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的范围界定

在学界，多数人对唐宋变革论的理解，似乎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预设前提，那就是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转型。比如荣新江先生就在《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一文中对唐宋变革论如是定位：“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世的交接点。”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一，唐宋之间还隔着一个长达六十余年的五代十国时期，不容忽视这个像断层一样的时期的剧烈动荡对社会各个层面形成的巨大冲击；第二，以唐宋这样的王朝断代来区分时代与变革，是不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需要仔细斟酌；第三，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河流，这条河流尽管有着区域与时段的不同，但同一河川的流水无疑带有共同性与连续性。

我所理解的唐宋变革论，并不是指在两个王朝之间发生的变革，而是指自中唐开始的时代变化。这跟李鸿章站在身处的时代向上看说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样，是与中唐以前的历史形态相比较，向上看得出的认识。从时段的起讫来看，唐宋变革始于中唐，贯穿于北宋。其实，我对唐宋变革论这种历史分期的认识，与包伟民教授的认识有接近之处。他指出：“深入观察可以发现，与历史上并不常见的那些翻天覆地式的社会结构根本性变革不同，唐宋之间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历史演进步伐，迟疾有异，相互之间明显不同步，尽管仍有许多方面的演进更为迟晚，到北宋中期才大体呈现了一种‘新局面’。”我的认识正是把唐宋变革期下延到最繁华的北宋结束。

宋元变革论的所示，也并非宋元之际发生的短时变革，而是指自南宋开始终元之世长时段的时代变化。这是站在今天的认识维度俯瞰，在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上，向下看归纳出的认识。对于历史走向的观察，两论都是一种长时段的宏观视野。从这样的界定来看，尽管叫唐宋，叫宋元，但实际上都是已经跨越了王朝史畛域，从历史演进的逻辑关系出发，探索社会转型。并且，两论又都省略了许多枝节部分，是对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线索的概括式的观察。

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难以用唐宋变革论的视域涵盖。因此，不能将这一观察作为万能的理论范式，在所有历史研究领域盲目地套用。由于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观察指向不同，二者并不矛盾对立。两论交集于宋。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在中国历史长河的流段中，具有不可切割的连续性。时代渐进推移，北宋处于消化唐宋变革成果、蓄积下一个变革因素的时期，而南宋才开始走出中古，走向近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宋变革为下一轮宋元变革做了铺垫。

观察同一时代的异与不同时代的同，需要纳入长时段的视野之下，方能解释这些异同之间的关联。宏观考察历史，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张的长时段理论很有道理。高屋建瓴，登高望远，唯其长时段方可清楚地观察历史走向的大趋势。

我们顺着唐宋变革论的思路观察，中唐藩镇兴起，贵族制崩溃，五代重塑中央集权。入宋以后，在军事上的种种施策，保证了强大的皇权。然而从太宗朝的大规模开科取士开始，逐渐上升的士大夫势力，又开始掌控皇权，主宰政治。从而，由军事实力支撑的皇权便成为士大夫政治强有力的保障。宋代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对皇权走向象征化的进程，起到了强化和促进作用。推原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又少不了科举这一催化剂。在宋代寻觅唐代因素，不仅制度、法律接踵步尘，形影相随，科举更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这些现象与因素，都可以在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解释。

北宋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可以说是唐宋变革绽开的最后一朵绚丽的花。而这朵花的果实，又在宋元变革中开枝散叶。士大夫政治造就的士大夫阶层及其基础士人层，在南宋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既流向中央，又回归地方，作为知识精英，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成为明清时代乡绅的直接初祖。

北宋科举规模扩大，在客观上造成了士大夫政治，影响社会的各个领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一历来被纳入唐宋变革论的视野来加以审视的新变化，又成为铺垫下一轮宋元变革的重要因素。士大夫政治的因素，在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背景之下，成为以地方社会转型为特征的时代变革推手之一。两个变革期的同与异，正显示了历史长河不曾中断的连续性。

从南宋开始，中国历史展开了告别中古时代的新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引导中国走出近世，走向近代。解释这一变局，就是我近二十年来明确倡导的宋元变革论。

二、历史分期的学术史回顾

一般认为，日本学者的近世说，乃至唐宋变革论是接受了西方学者的影响，比照欧洲历史提出的时代划分。言外之意则是，这样的划分似乎未见得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其实对于欧美学者的认识，日本学者并不是生吞活剥地套用，而是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宏观考察之后，经过独立思考提出的观点，欧美学者的认识只是作为一种参照系的存在。日本学者的认识还有本国学界的学术积累，比如把宋代以后看作近世的认识，在日本产生得也比较早。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一书中，就提出了“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文化”的观点。而在思想史研究领域，1914年出版的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講話》，便将佛教视为唐朝哲学主流之所在，宋明理学则归入“近代哲学勃兴”。这些学说所反映的历史认识，在日本学界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学者逐渐接受而成为基本共识。

历来，学界审视唐宋变革论，都将日本学者的认识与欧美的影响紧密联系起来观察。其实，日本学者的认识还有一个被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来源，这就是南宋以来历代中国学人的认识，近年来先后为张邦炜、戴建国、闻轩轩等学者所揭示。张邦炜先生从社会史的视点，挖掘出南宋郑樵的言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他还检视出同为南宋的王明清的言论：“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并观察到明人胡应麟披露门阀制度的崩溃：“五代以还，不崇门阀。谱牒之学，遂绝不传。”从经济史的角度，张邦炜先生还指出，顾炎武揭示了土地私有的演进：土地占有者在汉朝、唐朝被贬称为“豪民”“兼并之徒”，“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对于宋代的重视，我也强调过明人陈邦瞻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写下的一段话：“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步入近代，柳诒徵、夏曾佑等中国学人也较早地强调了唐宋异同。近代前后中国历代学人的认识，无疑对日本学者产生了潜移默化般的无形影响与启发，促使他们将这一认识融入自身的研究之中。在脱亚入欧的风潮中，伴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也体现了这一认识。而这一纳入代学科体系的历史分期，又被中国学者和欧美学者普遍接受。

正因为如此，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受到世界性的瞩目。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天墀先生就写下过论文《中唐以下三百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不仅使用了“近世”的概念，行文之中，日本学者的影响也明显可见。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例。

在地球的另一边，内藤湖南的学说很早便进入了美国的大学课程。出生于日本的美国传教士之子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1939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远东系开设名为“从早期至1500年东亚历史概况”的课程。据1941年秋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听课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回忆，赖肖尔讲授中国古代史的演变脉络，就是根据“京都大学内藤学派”所强调的“在8—11世纪间，中国文明在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迁，这一变迁是中国古代史与可称之为早期近代史的分界线”的认识。

犹如日本的宫崎市定之于内藤湖南，狄百瑞也继承和发展了赖肖尔的学说。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集中讨论了宋明新儒学中“那些渊源于传统儒家但同时也朝着‘近代的’‘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观念”，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评论者观察到，“人们从中能够辨认出内藤湖南坚持认为中古时代也明确无疑具有现代性这一论断的解释性遗迹”。

因此，可以这样说，日本学者的近世说以及唐宋变革论，在历史分期上，或许有对欧洲历史的参照，但这些学说提出之后，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欧美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受到日本学者“近世说”启示的欧美学者，从20世纪后半叶起，便有两宋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等学说的提倡。

从学术史的脉络观察，在欧美学者的世界史理论框架之下，潜在接受中国历代学人的认识，并结合自身的研究观察，日本学者主张的近世说和唐宋变革论，又对欧美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的历史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此说来，学界虽有国界之分，但并不截然隔绝，正像一池湖水，影响是交互的。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宏观认识，经历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循环。这样的学术循环显示了逻辑提升，使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有了深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明清史研究领域提倡的地域社会论对日本的宋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学者开始摆脱“皇权不下县”这样传统的“国家—地域”研究线索，注重“地域—士人”的研究路径，考察具有经济与文化独特性的地域社会。在这样视角下的地域社会，以士人阶层为主体，与中央相对离心。这样的研究本身，实际上已经极大地脱离了唐宋变革论的理论范畴，将宋元与明清对接，以历史的连续性为前提展开讨论。

我所力倡的宋元变革论，既有受到欧美学者上述学说的启示，又有接受日本近年来学术倾向的影响，并通过自身的挖掘史料，实证研究，逐步明晰了理论框架与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明确倡导的宋元变革论不过是对既有学说的补充与实证。

三、“两宋之际转型”说与“宋、元、明过渡”说辨析

作为美国宋史研究奠基者之一的刘子健先生，摆脱自宫崎市定以来日本学者注重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论证唐宋变革，以及其后社会性质的窠臼，另辟蹊径，从思想史的视点来论证时代变革。不过，在我看来，包括社会转型在内的所有历史结果，都是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形成的。因此，无论是唐宋变革论，还是宋元变革论，都需要有广角，有景深，从多角度多领域进行论证，互为补充，方能接近全面，走近历史真实。

沿着赖肖尔“中国人在长期败于北方‘夷狄’的时期将注意力转向内部”的话语脉络，刘子健有精密的补充，他认为在两宋之际发生文化转向，中国转向内在。尽管我并不赞成这样的认识，但同意刘子健先生这样的说法：“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这无疑是敏锐而睿智的洞察。这一洞察与我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若合符节，增强了我论述宋元变革论的信心。

刘子健先生之说，被归纳为“两宋之际转型”说。其主要依据为，理学由于在南宋前期被专制皇权政治压制，在朝廷之外得以创新发展，并逐渐在朝野扩展其影响，最终在南宋末年以后被朝廷树立为国家正统。

“两宋之际转型”是灼见，但刘子健先生将社会转型仅仅归因于政治因素，则显得分析过于简单。即使是讲政治因素，南宋的政治形态是不是专制皇权政治，也值得商榷。

在我看来，承继北宋以来的传统，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形成极大的制衡。南宋权臣辈出，正是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此外，既然说理学在南宋前期因专制皇权政治压制而向朝廷之外扩展，那么，南宋末年理学又何以被朝廷树立为国家正统？从压制到接纳，这中间似乎缺少自然过渡的逻辑环节，如果缺少详细的分析论证，则难以获得首肯。

然而，如果将社会转型纳入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背景之下，从科举登第难和仕途升迁难的士人命运切入考察，南宋平均每年大约有上万士人产生，但制度的制约与社会现实，却无法让这些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不过，繁荣的地域经济拓宽了生存的空间，为与政治渐行渐远的士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舞台，流向形成多元化。根植在地方社会，成为多数士人的不二选择。不做官也可以拥有社会地位。大量士人的存在，模糊了仕与非仕的界限，让士人形成了明确的群体身份的认同意识。活跃于地方社会的士人以及士大夫，作为乡土中的精英，引领了社会转型。这样的解释，似乎较单一的政治因素的述说要更有厚度一些。

在政治钳制力减弱或社会动荡的时期，地域的归属感是最足以攫取人们认同的因素。这样的地域归属感，是从家庭、宗族、乡里生发出容易获得呵护和保护的安全感与温馨感，这是由血缘延伸到地缘的认同。除了人际关系，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自然，也予以人们一种他乡山水所无法取代的熟悉与亲切。客观现实强化了这种朴素的认识，开渠、铺路、赈济、发掘乡贤、推行教化，士人士大夫从物质与精神多层面投身于地域建设。地域归属感既附着于实际的地域，又以其作为感觉的精神因素超越了行政地理空间，成为一种以人际结合为特征的文化意识。我申说的宋元变革论，士人的命运与活动只是一个切入点，关键是在地域。

刘子健先生提出“两宋之际转型”说，令人信服，但需要追问的是，两宋之际开始的转型，终止于何时？缺少回答。受“两宋之际转型”说的启发，后来史乐民等学者提出了“宋、元、明过渡”说。“宋、元、明过渡”说集中体现在他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合编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一书中。史乐民在该书序言中对这一学说做了概括性的表述。时间起讫为南宋开始的1127年到明中期的1500年前后。主要特征如下：第一，这一期间人口和技艺集中到唯一免遭破坏的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是由中原与草原地区周期性的战争造成的显著特征；第二，江南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舞台，其他地区直到16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才得到恢复，人口的规模与区域分布接近1200年时的情形；第三，这一时期的国家与唐宋及清朝全盛时期相比显得更为消极被动，而社会政治精英则更为独立自主，政治重心已由11世纪的集权国家转向受过教育、拥有土地的地方精英所形成的“士绅统治”；第四，道学为新兴的富有自我意识的地方士绅提供了意识形态，并对精英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产生渗透。

观察史乐民的表述，与我主张的宋元变革论极为类似。不过。我对史乐民的说法，既有赞同，也有异议。对于第一、第二特征，我表述为，外力的压迫形成的政治位移，让南宋似乎又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合而为一。特殊的背景，加之北宋以来蓄积的变革因素，便让社会转型首先在江南展开。对于第三特征，南宋可以称为弱势王朝，但元朝并不能说比唐宋及清朝全盛时期消极被动。不过社会政治精英更为独立自主则是事实。需要质疑的问题是，政治重心是已由11世纪的集权国家转向地方精英的“士绅统治”，还是集权国家与地方精英互为作用？此外，地方精英是不是一定要拥有土地？对于第四特征，道学成为地方士绅的意识形态并对政治生活产生渗透，这也是事实。不过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看，道学在地域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教化引导民众，让士绅掌握了精神指导权。从转型时期来看，“宋、元、明过渡”说延伸到明中期，也过于漫长，不仅容易淡化不同时代的特征，而且也缺少内在的逻辑理路。

“两宋之际转型”说、“宋、元、明过渡”说，以及宋元变革论，其实都对唐宋变革论有了超越，难以纳入唐宋变革论的理论范畴加以圆满解释。正因为如此，史乐民试图以地域性来进行说明，他说：“不妨把宋、元、明过渡看作是唐、宋转型时期那些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趋势在江南的地域化。”抛开纵向的历史脉络，以横向的地域性进行的解释，也令人觉得过于牵强。其实用一句话便可以明确说明，宋元变革属于跟唐宋变革接续着的另一个时段的社会转型。

从这一视角来看，极大地启发了欧美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都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将两宋捆绑在一起，不加区分。尽管北宋积淀了大量的变革因素，但毕竟如前所述，历史的偶然性，让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在同一地域的江南重合，才开启了继唐宋变革之后的新一轮宋元变革。

正因为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将两宋捆绑在一起，把时段拉长，所以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便超出了议题涵盖。牵强地把属于下一个社会转型宋元变革才有的内容纳入进来，将两个变革期融为一炉，混沌一团，致使在解释上难以精密周全。

讲述两宋的不同，或者说主张南宋了开启新的变革，作为对刘子健“两宋之际转型”说从社会层面的补充，韩明士有一段概括的论述讲得很好：北宋至南宋之际，精英的“关注点和自我观念经历了一个大转变：大体而言，其兴趣从国家转向地方领域。这个变革不仅标志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有学者指出，韩明士的研究隐含着以两宋变革取代唐宋变革之意。

社会层面的转型或者说变革，跟政权体制的变化不大一样，往往并不呈现出天崩地裂般的剧变形态，而是“润物细无声”那样的缓慢潜行。既需要见微知著，也需要宏观把握，来俯视具体流段的不同样相，仰观历史长河的整体走向。

以历史自然流段的王朝为标记，则是现成而易明的方式。出于表述方便和易于理解，宋元变革论也像唐宋变革论一样，采用王朝命名。但这仅仅是指大致的时代。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并不能以王朝的兴亡这一种政治变化来截然划分历史时期。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都与宋难脱干系。不过，彼宋非此宋，唐宋变革论的“宋”是北宋。历史在时空中运行。宋元变革论是在南宋历元的“时”中展开，在江南这一特定的“空”中发散开来的。

遭逢特殊的国际形势，人文地理的位移，让南宋与江南重合。中国尽管幅员辽阔，但存在重心。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的立足点，是地理环境决定历史演进。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江南历经千年繁华，南宋又为其打上新的印记。从此，最具中国元素的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的代表。对此，钱穆先生曾扼要地指出：“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我们观察地图上著名的“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线东南是降雨量丰沛的农耕地域。这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3.8%，却生活着全国94.1%的人口。广袤的江南则是线东南的重心所在，降雨量丰沛，人口密集。密集的人口，精耕的农业，发达的经济，生长出繁荣的文化，无疑也最具代表性。

南宋江南的客观存在，自然成为我的关注重点。那么，南宋统治区域以外的北方和中原的金朝统治区域，以及其他江南以外的地域可以被忽略掉吗？导入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观区域理论范式，便使我规避了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带来的考察困难。地域发展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就像一池湖水，尽管水温水深会有不同，但同处一池，自然会有交互影响。借由元明统一的时势，从辖域并不辽阔的南宋江南时空发端的变革，如同水流从高就低，历史发展的主流汇集支流，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推手便逐渐先后将变革辐射到中国的各个地域。

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相似性。不仅南宋犹如南朝，元取代宋，也像是北朝隋灭南朝陈，实现长期分裂后再度统一。所谓相似性，不仅体现出表面形态的相似，其实也反映了内在的共同性。的确，是北朝隋实现了南北统一，但从隋到唐的社会形态却处处呈现南朝化的势态。从历史的大视野观察，政治的力量往往敌不过文化的力量。宋元易代也是同然。尽管元朝在制度上对南宋吸收较少，但统一后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的南宋，其社会因素毕竟对全域产生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跨越为期并不长的元代，融合华北乃至更广泛的北方从唐末以来多民族混居的社会状况，与明清实现了直接对接。

或许出于不同的认知背景，甚至是难以言表的心理因素，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欧美学者，都依据从晚清到近代所呈现的状况，纵向比较唐宋辉煌的历史，横向比较先进的欧美，提出了中国停滞论。中国学者对此也大多予以认同。其实，这种观察看到的多是历史的表象。经历了宋元变革的中国社会从不曾停滞，也未转向内在，一直在向前发展，文化也传播到直到近代的东亚文化圈，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知识精英与社会转型

士人的命运，这个切入点跟我一直进行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互相衔接，不过向度不同，我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以与皇权相关联的中央政治为主，那是眼光向上的研究。而宋元变革论由士人的命运切入，则是眼光向下的研究，关注士人以及士大夫所在的地域社会。

尽管科举在北宋的规模扩大给无数士人带来了无限憧憬，由科举而改变命运的贫困之士也为数不少，但由科举入仕，一直是一条异常艰难之路。以概率言之，宋代科举解试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也就是说录取倍率在千分之一，这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资格考试中也是少有的高倍率竞争。从存世史料看，这种严峻状况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存在。南宋进士登第者约有5万人，在这5万人的背后，名落孙山的，可以说有着5千万人次。艰难的科举之途，让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像《儒林外史》描写的范进那样锲而不舍的士人固然有，但落第后转向和压根就不事举业的士人则更多。他们流向社会，以各种职业谋生。

为数五万的命运宠儿，经过激烈角逐，鲤鱼跃龙门。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金榜题名后，便是肥马轻裘、钟鸣鼎食、高官厚禄，各种文献记录也多是呈现这样光明的一面。这样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的记录，既诱惑了当世人，也蒙蔽了后世人。

科举这架官僚再生产的机器，源源不断地向官场输送官员。然而任何王朝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容纳不下过多的管理人员。在已有官冗之叹的北宋，便严格设置了选人这样的制度限制。科举登第以及以其他途径入官的，首先成为选人，担任州县等处属官一类的低级官僚。按制度规定，选人要在七阶之内一年一年循资升迁。而从选人七阶突围，成为中级官僚的京官，则极为困难。除了自己的政绩达标，还要有五个官员的推荐信。五个推荐人当中，又必须有两人是直属上司。

不像“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选人升迁至京官，命运自己已经无法掌控。每年出官名额有限，奇物可居，推荐充满利益交换、金钱贿赂。大量无背景无势力的选人，无法挣脱被称为“选海”的七阶之限，只能终生担任俸禄低微、地位低下的低级官僚。

南宋“员多阙少”的现状，让选人改官更较北宋为难。头悬梁，锥刺股，甚至倾全家族财力而换来了金榜题名，前途却一片黯淡。由失望而致绝望，转向他途，或者不再让子孙圆梦科举的士人也比比皆是。我写过几篇宋元变革论的实证研究，其中讲述的个案历历可见。

不走仕途走他途，他途同样充满魅力，追求功名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南宋地处江南，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士人可以从事的职业很多。有些人读书学习接受教育，原本就没指望去走可望难及的科举独木桥，而就是想获得从事吏职的本事。这种倾向自北宋而然，至南宋而愈盛。苏辙说吴、蜀等地“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召募，人争为之”。李新也指出，有的人送子弟去州县学校读书，就是为了将来“与门户充县官役”。我的《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一文，便从史料中爬梳出士人经营田产例、士人剃发出家例、士人教书例、士人经商例、士人为吏例等，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

走出乡里，步入仕途的中层以上的士大夫官僚，其实也没有与地域社会脱离联系。由于一阙数人，官员任满之后也往往要有长达数年的待阙，方能赴任。并且出于丁忧服丧等原因，也要回到故乡数年。而致仕后的士大夫，到去世为止，则一直生活在乡里。这些滞留乡里的士大夫，并不是闲着什么也不干，他们既经营家族的生计，更凭借地位声望，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之中，推动地方的社会事业。在他们的周围，也聚集着一大批士人。根植于地方社会的士大夫，正是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的源头。

科举入官取代了贵族世袭。宋代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尽管享受恩荫，不经科举便可进入仕途，但其中的多数也只能停留在低层。为了家声不坠，宋代士大夫注重家族经营，并且士大夫间盛行通婚，还吸纳有为的士人为婿。从北宋开始，逐渐形成了以知识和财产为基础的新士族。对明清以来的族谱向上追溯，尽管会看到很多对远古名人的攀附，但比较明确可信的就是宋代，特别是南宋。明清至近代，以家族姓氏命名村庄，其实正可以溯源自南宋以来的宗族发展。由此可以概见宋代士大夫家族建设的努力和成果。

家族、宗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在地方社会的活动中，宗族往往又是主要参与单位。家族的兴盛与家族间的联姻，也让血缘组织向地缘延伸。超越血缘组织，更有普遍的地缘组织，地方社会结社盛行。行业有行会，乡里也有各种互助组织，文人还有诗词书画的结社。地缘成为一种文化的血缘。修桥、铺路、开渠、救荒，士大夫和士人是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例如在南宋曾经担任过中层官僚知州的魏岘，从在外为官到退居乡里，一直关注并参与家乡的水利建设，改造修建了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的四明它山堰，还留下一部总结建筑这一御咸蓄淡引水灌溉枢纽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亦官亦民的士大夫、士人，成为联结国家与地域的纽带。南宋的地方社会与国家既有协调合作，也有利益上的紧张对立，在商品经济的支撑下，显现强势。大量士人的参入，显然提升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地方社会在知识精英的引领下转型，明清时代的乡绅社会毫无疑问正是发端于南宋。

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改变了社会形态，世家大族衰微，贵贱界限含混，呈现平民化趋势。入宋以后的科举规模扩大更带动了全社会向学，加速了文化下移，知识水准普遍提升。除了以进入仕途为目标的习举业士人，为了日常生活不至困窘，经济并不富裕的一般人家往往也通过各种方式让下一代接受初等教育，习学童蒙历算。这种在北宋以来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南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更为普遍，一直延续到近代。教书育人的乡先生职业，也为活跃于地域社会的多数士人提供了生存空间。

社会需求造成的文化下移，也让拥有知识的读书人在地方社会受到普遍尊重，被赋予了政治权势与经济财富的富贵以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文化优势成为一种适足与政治权势和经济财富相抗衡的力量。而三者的结合则形成了地方社会的主导势力，这便是直至近代一直活跃在地方社会的乡绅势力。

原本作为士大夫政治理论基础的理学，经历南宋庆元党禁的压力逆反而昌大为道学。道学不仅为失去中原的王朝提供了申说正统的依据，成为弱势国家的精神支撑，还让士大夫成为了道统承载者的社会精神领袖。士人主导下的乡贤祭祀，也让宗教走向泛化、世俗化，地方庙宇香火兴盛。归乡的士大夫借助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人际关系，向朝廷为地方争取利益，如书院兴建与祠庙赐额等。这样的行为本身与效果彰显，又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归乡士大夫的地方领袖地位。在理宗朝以后，中央与地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理学，而在乡士大夫主持的书院则成为理学发展的重要阵地。通过地方势力，理学在地方深深扎根。

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推动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发展的社会文化，精英意识淡薄，疏离政治，贴近民众。元代杂剧的兴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荣，似乎都可以从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态中窥见到形影。比如说，南宋戏文就构成了元明南戏的源头。作为市民文艺的标志性体裁的小说、戏曲在南宋时期成熟。闻一多指出：“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俗文学的兴盛则加速了道学教化的下行。元杂剧托古讽今所反映的忠义贞节观念，也折射了道学在民间渗透的广度。

从南宋开始，繁荣的江南经济让唐末五代出现的印刷术得到空前的普及。原本起自民间的印刷术，经历了政府垄断之后，在南宋又重新“飞入寻常百姓家”，官私、书院刊刻之外，书坊蜂起，书籍走入流通领域，远贩各地，乃至海外。印刷业的兴盛，可谓是继纸张普及之后的又一次新媒体革命，提高了识字率，加速了文化下移。儒佛道经典、科举时文、诗词文集、戏曲话本、白话小说、童蒙历算，印刷书籍沟通精英凡庶，超越时空，既活跃并普及了文化，也成为士人交往的重要工具。于是，道学赋予的共同理念，书籍的传播与士人的流徙，便超越时空，不仅将看似孤立的地域连成一体，还将知识普及开来和传承下去。内藤湖南指出：“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弘扬文化是个巨大推动，随之出现了学问的平民化倾向。”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型，发达的印刷业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在强大的商品经济物质基础之上，士人对基层社会的种种精神建构，形成了超越王朝的延续。文化不仅存于庙堂，更寓于民间。从此，虽会亡国，但不会亡天下。经过南宋至元的转型动荡，走入明清，社会再次变得层次分明，从乡绅阶层到地方社会，都基本定型，中国迈开走向近代的步伐。

南宋士人走向民间的历史现象，也较早地进入到欧美学者的视野。宋代是士人们由中央转向地域的时期，这是韩明士的基本认识。从他书中所使用的大量事例可知，韩明士笔下的宋代主要是南宋。对这种认识，包弼德也有来自思想史的视野的相近观察。可以这样简单地归纳，北宋士人的关怀主要是全国性的，南宋士人的关怀则向地方性转化。

五、关注被漠视的元代

无论是“两宋之际转型”说，还是“宋、元、明过渡”说，都对元代这一时段形成了无意中的漠视。元代呈现的一些表面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定势思维，遮蔽了未经深入考察的研究视野。其实，观察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历程，元代是极为重要的关节点。

宋元易代，异族统治并非如想象中的黑暗。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在一些激烈抵抗的地方实行残暴屠城，大多是不流血征服。这便使得千年繁华的江南社会结构与生产力没有受到重创，江南的经济发展也没有被中断。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断言：“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这是想当然的推测。书中用《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南宋灭亡以后繁荣的城市商业发展，恰恰无形中否定了他自己的推论，反证元代延续了南宋的“近代化”。改朝换代并未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更为开阔疆域的形成与多种贸易方式的导入，反而更为刺激江南经济由内向转为外向，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南宋历元，留给明清中国一个厚实的铺垫。

元朝政府的决策层在科举开与不开的政策分歧延宕，造成数十年间的科举停废。在这种偶然性因素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多元化与有效的吏职管理层的存在，削弱了科举生产官僚的意义。追溯这种必然性的因素与背景，正是发端于南宋。元朝长时期停废科举，以后虽然勉强开科取士，但有元一代的登第人数甚至不及宋代一榜之多，对政治并未产生多少影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科举之门半掩，荐举之门洞开。仿佛东汉的举孝廉，建构地方文化秩序的士人拥有着能动的话语权。

科举的长期停废，毕竟堵塞了旧有的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通路。绝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谋求在地方的横向发展。在多元选择中，为吏大概是最多的选择。在这种利用知识优势务实之举的背后，其实还隐含了过去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之梦。这种选择也与元朝政府从胥吏中选拔官员的方向一致。元朝政府重视胥吏的作用。清人就指出过，“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因而，关于胥吏养成的《吏学指南》之类的书籍在元代也应运而生。元代士人弃儒从吏，乃当时之潮流。元朝以吏为官，吸纳了大量士人。

流向地方的士人，其中的多数并没有可能成为强势的乡绅。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更多的没有太大势力的士人，便在没有可能当官的情况下成为了所谓的胥吏。官为朝授，吏为官招，性质不同。在宋代出现的以吏为职业的“吏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并且，在宋朝一直就有由吏入官的制度与实践。在元朝停废科举的时期，许多士人加入到了胥吏的队伍之中。

元朝设置的儒户，不管与南宋末年的士籍有无关系，对士人身份的确定，客观意义也非同小可。对士人的身份，从南宋的习惯认同，到元朝的正式确定，不以职业相区别，不以拥有财富为标志，而是把文化作为身份，让无恒产的士也跻身于众多的以职业划分的户种之中，成为其中的编户齐民。从自贵到他贵的过程，在社会转型的综合力量的推动之下得以完成。士人作为世袭的文化贵族，不凭借祖上的血缘门第，在元代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比较社会的其他阶层，拥有不纳税、免除大部分差役特权的儒户，成为社会中以文化为标志的精神贵族群体。据萧启庆先生估计，江南的这个群体，达10万户之多。可以说明清强势的乡绅社会正是渊源于此。陈雯怡博士如是概括包括萧启庆先生等学界的认识：“元代的士人阶层虽然在异族统治下失去其在前宋的政治优势，但基本延续下来，并维持其在社会、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他们对时局的因应，反而成为士人社群在社会、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样的状态表明，宋元易代对根植于地方的士人阶层并未产生改变地位的影响，士人主导的社会转型反而依然朝着既有的方向继续发展。

有人认为元代“诸色户计”的户籍制度很有时代特色。其实，以就像前面所举出的“吏户”那样，户籍作为纳税单位，以职业设置，在南宋已经很普遍。在元代，据统计共有83种户籍。不过，在宋代文献中，至少也可以找到50余种户名。或许可以说，元朝的户籍制度，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部分地参考宋朝的制度，扩大而形成的。无论制度上如何遗传与变异，户籍种类的繁多的现实，无疑折射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元朝的政治制度除了保留有蒙古旧制，对原宗主国金朝的因素吸收较多。那么，金朝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呢？实际统治北中国的女真人，在百余年间，又承继原宗主国辽朝契丹人的传统，在接受汉文化方面走得相当远，乃至都要称“中国”，要与汉族王朝一争正统。蒙古则是通过高度汉化的金朝间接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从统一前的蒙古部落首领自称“祖元皇帝”，建元“天兴”，到忽必烈从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立国号为“元”，建元“中统”，再具体到“太子”等蒙古语发音与汉语的接近，无不显现出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承继这样的基础，元朝实现统一之后，蒙古人加上色目人不过全人口的3%，来自中国南方强势的汉文化弥漫全域则是势所必然，这也可以视为社会转型在元代得以继续发展的客观因素。

以江南为主，疆域割据消失的元代，不仅全面承续了南宋以来的社会变革，还将社会变革向全局逐渐铺开，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实现具体落实。

长时期的多民族冲突与融合，也让中国人具有了强韧的心理适性，让中国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强化了士人对政治的疏离，大一统的元代又淡漠了华夷意识。元初曾经对元朝统治极为抵触的南宋遗民谢枋得，通过亲身体验居然几度对不同的元臣讲出了同样的话：“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形成“民物一新”的前提是元朝的统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述说了谢枋得的感受，这就是社会由宋入元带来的种种新气象。这些新气象不仅包含了新的大一统时代带来的政经以及文化的新因素，也包含了江南区域生发的社会转型范围广泛的扩展。

原本在南宋疆域内走平民文化路线的道学，作为思想领域内引导宋元变革的精神推手，在元代广阔的疆域内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普及，不仅规定了此后明清的思想方向，还成为引领汉字文化圈的主流意识形态。

存在时期远不及汉唐两宋的元代，却有着空前的大一统，延续了金与宋的社会发展。钱穆考察明初诸儒为宋濂文集作序，就观察到“夸元之文统”的意涵。历史是不中断地流逝，王朝只是各个流段现成的标记符号，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皆如积薪，随时代而增加。“元之文统”讲的就是文化继承前代在元代的发展脉络。

没有元代，何来明清？元代实在是被学界低估意义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前述的陈雯怡博士以婺州为例还指出：“如何解释这个地方士人群体的文化及影响，便成为宋代以降历史的重要议题，也是衔接明清乡绅、地域社会研究的关键，而元代正是其间重要的一环。”这是以个案对元代之于中国历史进程重要性的实证。南宋迄元的变革，直接造就了明清以来的乡绅社会。明清两朝的政治形态与南宋和元朝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央集权获得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不过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业已定型，国家与地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行发展。脱离元代这一重要环节，便难以解释明清乡绅社会的历史渊源，从而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

结语

传统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从何时肇始？我们往往会从近代向上追溯到明清。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明清何来？如果将明清的种种社会因素仔细爬梳溯源，如影随形的，正是南宋至元这一变革期，而不应当是时代距离相对遥远的唐宋变革期。

在南宋至元这一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段，北宋骤亡，南宋建立，历史进程显现的偶然性，让政经分离的重心合一，融入江南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之中。原本远离政治中心的富裕的江南，社会关系中开始融入了较多的政治因素。士大夫政治将中央与地方联系得更为紧密。国际关系的紧张，使朝廷对地方形成高度依赖。这种依赖也刺激了原本发达的地方经济。商品经济繁荣，又推动了北宋以来的平民文化的繁荣。经历庆元党禁打压的道学尽管后来为朝廷所推崇，但顺应社会转型潮流，礼下庶人，更为注重走道化俗的下行路线。

士大夫政治造就的新士族活跃于江南这一新的场域。待阙或丁忧，以及罢官或致仕，让士大夫长时间滞留乡里，与压抑于官场底层的大量低级官僚一起，经营于地方。而科举路难行的状况，又导致多数士人出于生计流向多元化。从宗族出发，由血缘扩及地缘，联系官场内外的士大夫，与游移于仕途之外的大量下层士人，不仅共同承载道学，有选择地发掘树立乡贤，制定乡规民约，成为民众思想的引领者，社会规范的指导者，还在兴修水利、赈灾济贫、维持治安等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不仅通过世代相熟的乡绅以诚信和权威维持着秩序，还建立起一个与祖先和乡贤相联系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宗谱和方志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文献载体。

尽管政经重心合一，但宋元变革显现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超强制的政治因素逐渐减弱，经济与文化因素开始发生主导作用。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出现，江山鼎革，王朝转移，也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停止和改变社会转型的进程。由南宋入元，社会转型不仅在江南不中断地发展。在疆域扩大的元代，伴随着南北无阻的自由流动，不仅道学汪洋漫延，生发于江南的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也扩散到更为广阔的范围，浸润入土，生根开花。

从南宋后期的士籍，经历元代的儒户，到明中期官方确认非官非民的“绅”的阶层存在，这一轨迹所显现的正是宋元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考察南宋社会，黄宽重认为在南宋后期的嘉定年间（1208—1224）形成了士人社会的萌芽，与后来明清时期的传统形成密切联系。士人社会具体出现于何时，尚可讨论，或许有一个由微到显、由弱到盛的漫长生长过程。不过，从宋元与明清联系的视点来看，这一认识无疑是准确的。宋元变革奠定的社会基础，在此后的明清顺其自然地过渡到了乡绅社会。乡绅社会在宋元时期逐渐形成，进入明清时期继续生长壮大。据张仲礼的研究，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全国的绅士阶层已达110万人，而在此后更是达到了150万人之多。

宋元时期的士人流向多元化，也在明清科举竞争激烈的状况下延续下来。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明清大一统王朝，对于发源于宋元变革时期的主导地方的乡绅势力，无法排斥，只能以积极吸纳合作的姿态，力图让其成为地方基层统治的毛细血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家傅衣凌先生就曾指出：“乡族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与政治割不断联系的乡绅势力掌控乡族组织，作为联系国家与民众的纽带，形同双方利益的代理，在紧张与协调、对立与合作的关系中取得平衡。于是，在集权的中央与自治的地方基层之间便形成一种缓冲机制，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变得富有弹性，让专制的波幅减弱，也让社会拥有着足以抵消政治剧烈震荡的稳定性。

农桑工贩，原本跟生活息息相关，与政治关联不大，然而超经济强制的专制政治，施加了强烈制约，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宋元变革的社会转型，以乡绅阶层壮大的强势的地域社会的出现，让人们得以与政治拉开了距离。近代以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界限含混，乡绅社会便成为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基础之一。宋元变革的这一意义，更是凸显现代性的所在，与人类普遍的文明进化相连接。观察明清至近代的中国传统社会，必须要向宋元变革溯源，方能使研究具有合乎逻辑的历史景深。

远藤隆俊等编《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指出：“地域社会史研究最大的特色，并非从国家与首都一侧来观察历史，而是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并且说道：“在所谓地域的场所中，厘清不仅是政治，还包括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要素是如何掺杂在一起而产生社会变动的。”宋元变革论正是从这一视点切入，置于特定时代，并超越了地域社会史，全方位观察中国历史的走向。

本书立足于政治史，把目光投向社会，以士人命运为切入点，观察士人流向，考察知识精英参与地域社会的活动，关注社会转型，寻觅中国历史由宋入元，经历明清，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历程。宋元变革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不仅影响到近代，直至今天还有着深深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元变革论的研究，也是对中国乃至东亚的人们精神构造的思想史轨迹的溯源。

与唐宋变革论一样，涵盖广泛的宋元变革论也是一个超越国界和跨越学际的学术议题。一个宏大议题的完成，并非一个学者所能驾驭，需要众多学者，甚至是几代人，从广视野、多领域加以深入论证，方能充实。

本文选自《士人走向民间: 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王瑞来 著，“大学问”出品，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