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30年代，“蒋主党、军，汪主政”时期貌合神离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合影。
1935年，汪精卫（后排左二）、陈璧君（左一）游览衡山时留影。
▲汪精卫发表“艳电”后，日本报纸的报道。
1938年12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汪精卫叛国投日。
这个曾吟哦“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遗嘱起草者，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议长的“民国完人”，从此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国民党军统奉命赴河内锄奸，惜乎“误中副车”，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做了替死鬼。轰动一时的河内刺杀，没能终结汪精卫的生命。汪精卫反倒加速委身日寇的步伐，坐稳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性质早有定论。而那次针对他的刺杀，在历史的放大镜下被无数次解读、审视，却依然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迷雾。刺杀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所言多有未尽或不实之处，留下了太多想象和演绎的空间。
叛国不归路
1938年12月18日，时令接近大雪，西南陪都重庆湿冷彻骨，寒意逼人。临近中午，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小轿车先后驶入国民党空军驻地珊瑚坝机场。两辆车共有7名乘客：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孟恒、陈常煮、桂连轩、王庚余。
载着汪精卫的轿车抵达机场时，距离飞机起飞只有5分钟了。就汪精卫当时的身份——国民党二号人物、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议长来说，这样的出行太过轻车简从。没有军警车队护卫，没有高官政要相送，一行七人匆匆登上了那架飞往昆明的飞机。
从珊瑚坝登机，取道昆明，转至河内，随后发表著名的“艳电”，公开叛国，汪精卫踏上了汉奸卖国贼的不归路。
汪精卫有一套“曲线救国”理论，来矫饰诡辩他叛国投敌的行径。史学界则早已明确，汪精卫叛逃的原因不外有三：对抗战前景的悲观绝望；蒋汪明争暗斗分歧尖锐；日本针对性极强的诱降。
汪精卫恐日的心结由来已久。原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还是主战派，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他甚至以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姿态，逼迫张学良东北军抗日。但是1933年亲眼看到长城抗战的惨烈后，汪精卫开始动摇，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屡战屡败，北平、上海、南京半年内丧于敌手，到1938年下半年，广州、武汉等战略重地又相继失守。军事上的惨烈失败，极大地动摇了一批国民党党政军高层的抗战意志。
而这些意志薄弱者目光也很短浅，他们没有看到日本在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土地的同时，也越来越承受不起军力和后勤的不足。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破灭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对这一点，日本倒是有着真切体会。于是，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采取他们一贯的拉拢、诱降、扶植傀儡的手段。曾经把溥仪架上伪满洲国皇帝之位的土肥原贤二尤其活跃。他的“土肥原机关”重点拉拢唐绍仪、吴佩孚等人。结果，态度暧昧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杀手赵理君用利斧劈死，坚不从日的吴佩孚被日本人暗杀。
土肥原的计划屡屡碰壁，另一个日军的“中国通”却找准了目标。他是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影佐祯昭，他的目标就是汪精卫。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汪精卫不但有恐战求和之心，他和蒋介石的恩恩怨怨，也给日本人提供了分化、利诱的机会。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资历深厚，蒋介石军权在手，两个人围绕权力和领袖地位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汪精卫往往落于下风，总是被蒋介石压过一头，屈居副位。
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中三枪。事后查明，刺客是不满国民党统治，想刺杀蒋介石，只是因为当时蒋未在场，才临时把目标转向汪精卫。汪精卫替蒋介石挨了三枪，身负重伤，其夫人陈璧君最先怀疑的是蒋介石：“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可见蒋汪之间嫌隙猜忌之深。
日本人“扶汪反蒋”的诱降策略，可以说正合汪精卫之意。在周佛海、高宗武等亲信与日本特务几番暗通款曲之后，汪精卫也从半推半就转而积极委身日寇。
据说，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前，和蒋介石有过一番长谈，蒋说：“抗战易，和平难”，汪答：“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蒋汪“演双簧”之说，指的是蒋汪在对日策略上早有默契，一个在后方主持抵抗，一个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轴心国两面押宝，无论战局如何，“中国”始终可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所谓的“蒋汪双簧”之说，早已被史学界否定。考诸史料，“君为其易，我任其难”的蒋汪谈话和“演双簧”的说法，最初都是出自汪精卫之口，而且多是公开对外所说，与“曲线救国”一样都是掩盖粉饰之词。只有面对亲信追随者，汪精卫才会吐露一些真实心迹。
据汪伪集团核心之一的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记载，汪精卫曾对他解释出走重庆的原因：“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我离开重庆，那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
显而易见，汪精卫念兹在兹的，乃是另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
在汪精卫出走重庆前一个月，他的亲信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备忘录》。“协议”签署于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那份秘密协议也被称为“重光堂密约”。
重光堂密约其实是汪精卫与日本的媾和协议，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除此之外，他们还给汪精卫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出走计划”：12月8日，汪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于12月11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发表声明附和，号召对日和平。
但是到了12月8日这一天，视察广西前线的蒋介石忽然返回重庆，一下子打乱了汪精卫的出走计划。汪精卫做贼心虚，疑心其出走计划被蒋所知，只能暂不行动，静观其变。
其实蒋介石这天返渝纯属巧合，是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而回到重庆不久，蒋介石又染病静养，短时间内似乎不会离开重庆。这让汪精卫如坐针毡，日本政府要发表的对华声明也不得不延期。
12月16日，汪精卫以探视为名谒蒋，谈话中获知，蒋介石将于18日前往陕西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觉得出逃的时机到了。
18日上午，蒋介石召集中央政府部长以下、科长以上干部训话。趁着蒋介石训话之际，汪精卫前往珊瑚坝机场，登上了飞往昆明的飞机。
“此贼不可救药矣”
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异乎寻常地顺利。唯一的一点儿“惊险”，是飞机上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
周至柔并非汪精卫的人，见到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自然要表现出极大热情。飞机升空飞稳后，周至柔忽然起身，报告说他要为汪亲自驾驶飞机，说完，便走进驾驶舱，接过飞行员手中的操纵杆。
这下可把汪精卫等人吓得不轻，他们担心出逃败露，周至柔是要把飞机开回去。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写了张纸条给几个人传阅，预备突发状况下强行控制飞机。
其实周至柔是恰好飞往昆明公干，亲自驾飞机无非是想在汪精卫面前献一下殷勤。当天下午1点左右，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
而在重庆这一边，汪精卫离渝也并非无人知晓。他行前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打了招呼，理由是去成都演讲。孔祥熙不疑有诈，根本就没当回事，也没有向蒋介石报告。
汪精卫在昆明盘桓两日，于19日下午乘坐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代订的包机飞往河内。
同样是准备在12月18日这天离开重庆的蒋介石，却因为天气原因耽搁了行程，直到20日飞抵西安，才得到龙云19日的电报，获知汪精卫居然私自去了昆明。
蒋汪这一对政敌斗了多年，汪精卫因为政坛失意负气出走已是家常便饭，蒋介石此时认为汪又是故态复萌，在日记中很不满地写道：“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不满归不满，面子上还要过得去。当天，蒋介石给汪精卫复电：“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
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又得到了龙云的电报，告知汪精卫的真实行程和目的：“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
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出走非比寻常，日记中的用词已经极为愤恨：“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一顾。此诚奸伪之尤也。”
龙云在汪精卫出走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史学界仍有不小争议。他既向蒋“告发”汪精卫到昆明的真相，却又把“告发”时间选在汪精卫平安到达河内之后，而且是汪前往河内的协助者。
事实上，这时龙云在蒋汪之间更倾向于汪，私下和汪有不少反蒋密谋。汪精卫之所以取道昆明，并不完全是路过。他那时想的是在中国大后方另立政权，龙云被看成最有力的臂助。据当时追随汪精卫的陶希圣回忆，按照“出走计划”，汪精卫发表对日和平的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
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即便是与蒋介石不同心，龙云最终也没有跟着汪精卫“下水”。
就在汪精卫抵达河内三天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对华声明。这是一年之内近卫文麿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三次近卫声明灭亡中国、胁迫中国屈服的相同内容不必赘述，倒是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三次声明的变化耐人寻味。
第一次，日本称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
第二次，“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第三次，日方“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
这个“具有卓识的人士”，显然就是指汪精卫。
此时，汪精卫的私自出走已经是满城风雨，蒋介石既要应对来自日本的巨大军事、政治压力，又要处理国民党二号人物出走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谓焦头烂额。
26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批驳近卫声明，随后还在媒体面前给汪精卫遮掩：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和谣言，国人不必置信。
转过头，蒋介石又赶紧联系平时和汪精卫关系较近的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然而汪精卫根本不领情，隔空一记耳光，结结实实打在蒋介石脸上。
12月31日，汪精卫起草的《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会诸同志电》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奴颜婢膝地附和近卫声明。这篇电稿原文日期为29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是“艳”，故通常称为“艳电”。
“艳电”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宣言书，当即遭举国唾骂。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也激愤地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想好该如何处理汪精卫。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此后的蒋介石日记，始终没有明确写出他对汪精卫的处置办法，但他的行动却很快从两个方面展开了。
一方面是继续劝。1939年1月30日，汪精卫的老部下谷正鼎受蒋介石委派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这个提议被汪精卫断然拒绝。
另一方面，蒋介石在26日的日记中用四个字记录了一项布置：“派员赴越”。31日日记写道，“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两个“员”是谁？去干什么？都没有说明，但谜底很容易猜。
“越”、“港越”，显然是与汪精卫有关，“员”则是他最信任的军统人员。
军统元老之一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时间和行动与蒋介石日记高度一致，“时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元月中旬或下旬，戴雨农（戴笠）先生协同笔者（陈恭澍）和王鲁翘，由香港直飞安南首邑——河内。”
陈恭澍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因为参与的暗杀、刺杀行动最多，亦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
戴笠亲率军统杀手赶赴河内，目的不言自明。
“十八罗汉”
陈恭澍，18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论起来还是晚他一期的戴笠的“学长”，但是年纪比戴笠小了整整10岁。1932年戴笠建立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前身），陈恭澍就进入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深得戴笠器重。
陈恭澍是军统著名杀手。据他自述，一生共参与了200多起刺杀。而陈恭澍作为军统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洪公祠特训班毕业、创建军统北平站起，直到1940年被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抓获，满打满算只有9年时间——相当于每个月就要搞出一两起刺杀案子。
在军统北平站、天津站时，陈恭澍就策划、参与了刺杀张敬尧、石友三、殷汝耕、王克敏等数起大案，虽不是全获成功，却已经让他成了军统最富刺杀经验的杀手。
1939年1月，戴笠要用这把嗜血的刀对付汪精卫，一封电报把时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传到香港，然后亲自带着他和王鲁翘赶赴河内。
王鲁翘也非等闲之辈。他是戴笠的贴身保镖之一，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就是死于王鲁翘之手。
据陈恭澍回忆，从香港碰面到抵达河内，戴笠没有跟他说过一句河内之行的目的。以一个老牌特务的经验，他其实早就猜测此行与汪精卫有关，但是戴笠不说，他也不敢问。
到了河内，一个叫方炳西的军统人员开车来接。方炳西曾留学海外，能讲一口流利法语，提前十多天来河内打前站。他已经租赁好一幢二层小楼作为行动组的驻地，并买了一辆性能良好的二手福特轿车。
戴笠在河内待了两天，多数时间行踪神秘，只在一天晚上给陈恭澍等人专门布置了任务。陈恭澍猜得没错，果然是为汪精卫而来，不过戴笠交代的任务只是严密监视、注意汪派的动向。行动负责人委派给了陈恭澍。
戴笠走后的一个月内，陆续有军统特工从各种途径来接头会合。后来多有“十八罗汉追杀汪精卫”之说。陈恭澍回忆，参加“河内行动”的前后大概十七八个人，但是真正参与刺杀的只有几个，其他人介入程度不同，有几个甚至连他这个行动负责人都叫不上名字。“十八罗汉”多少有夸大之嫌。
不过，被派往河内的军统特工，的确都大有来头。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比较详细提到的就有这样几位：
余乐醒，在军统中地位、职级甚高，军统特训班的实际负责人，曾留学法国，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擅长于对爆破技术及药物的研究，在军统局内有“化学博士”之称。
岑家焯，军统元老，陈恭澍受训时他就是特训班的副主管了。
张逢义，山东人，孔武有力，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时的得力属下。
郑邦国，行伍出身，身大力猛，尤擅枪械，连发点射能打出花来。
还有一位叫唐英杰，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时的属下。陈恭澍对他印象很差，其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而且平日寻花问柳，染了一身病。但是唐英杰有一手蹿房越脊的功夫，大有用处。
这些军统特工各有专长，按照陈恭澍的归类，有四五个留学归来的“精英”、三四个黄埔系中级军官、三四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专才、两三个身怀绝技的草莽，但是若按戴笠交代的“严密监视侦察”，这些人并不合适。别的不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当地人，没有一个懂越南话，放到河内都是两眼一抹黑，甚至连汪精卫在哪里都不知道，何谈严密监视？对特工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前排由左至右：今井武夫、汪精卫、影佐祯昭。后排右二为陈公博。
1939年2月，汪精卫大女儿汪文惺（中间白衣者）和何孟恒（穿黑西服者）在河内成婚。汪精卫、陈璧君在女儿、女婿身旁。左二为陶希圣，图右男孩身后为曾仲鸣。
▼汪精卫（左一）和秘书曾仲鸣（左二）等在船上合影。
陈恭澍曾为此大为头疼。幸而，戴笠临走前，给了他一个重要人物的联络方式，嘱咐他说“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有分寸”，这个人可以充分信任，“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情办理”。
在陈恭澍的回忆录中，给这个重要人物化名“徐先生”，却又说真人“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实何止蛛丝马迹，陈恭澍就差直接说出名字了。按照陈恭澍的描述，“徐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欧美学政治经济，在当地华侨社会很有影响，和法国驻河内的官员颇有交往（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
能和这些信息对应上的，只有当时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
许念曾是外交官，参与见不得光的军统行动，难免造成国际外交的尴尬。陈恭澍写回忆录时早已时过境迁，但还是在字面上隐去了许念曾的真名。
“徐先生”和陈恭澍商量事情，从来都说“你们”，而不是“我们”，似乎刻意地保持和军统的距离。而实际上，“徐先生”不在“十八罗汉”之列，却是整个“河内行动”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执行“严密监视”任务的阶段，陈恭澍向重庆汇报的有关汪精卫的情报，绝大多数都来自“徐先生”。而“河内行动”真正的目的展开时，“徐先生”提供的信息和情报更必不可少，其中最基本的情报，就是汪精卫等人精确的住址。
3月初，又有几个国内派来的军统人员与陈恭澍联络上，两把左轮枪、三把驳壳枪以及子弹，也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了。武器送至，也就是告诉陈恭澍等人，要动手了。
软性行动
现在流传的河内刺杀汪精卫版本非常多，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陈恭澍回忆录，还有三个来源可以作为史料研究。
一个是最早披露此案经过的陈昌祖文章。陈昌祖是陈璧君的弟弟，刺杀发生时并不在现场，他根据汪精卫一行人的经历写成了此稿，并在事发几天后公之于世。
一个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资料多来源于军统档案。
还有一个来源，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是刺杀事件亲历者，两人后来撰文或接受采访，讲述了很多案件细节。
这四个版本的刺杀汪精卫事件，基本事实大体一致，但细节出入极大，根据不同细节，能衍生大量联想猜测的空间，给本就神秘的刺杀又蒙上了层层迷雾。
比如，讲到刺杀准备阶段的侦查，大多提到军统“河内行动组”在汪宅对面租了一栋洋房，每天拿着望远镜监视汪精卫的一举一动。
陈恭澍否定了这种说法。据他回忆，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处是高朗街27号。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路边植有枝冠高大的棕榈和椰子，浓荫蔽日，把房子也全给遮住了。27号是一幢西式楼房，三层高，正面临街，门前一片草坪。楼后有个小院，围有矮墙，有后门和角门。
“河内行动组”众人分在几个驻地，都离高朗街有不小距离。他们也从来没有准备望远镜。陈恭澍对汪宅的侦查，只是开着汽车“往返多次”，行动组的成员也都尽量避免在汪宅附近出现，因为他们的身材相貌、言行举止与当地人区别明显，太容易引起怀疑。
对汪宅的抵近侦察，一般是由一个叫魏春风的当地华人进行。魏春风是“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的向导，他在越南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越南话和法语。陈恭澍把他发展成了行动组的外围支援，实际上成了刺杀行动的一个关键人物。
相对而言，陈恭澍因为是刺杀行动的负责人和直接参与者，回忆最为详细，史料意义最大。不过，陈恭澍的文字并不都老实可靠，像介绍“徐先生”，不明说却让人能猜到，另外还有不少言之未尽或曲笔遮掩之处，陈恭澍会刻意地引人联想，营造“细思极恐”的神秘气氛。
比如，在刺杀用的枪械弹药送达前后，陈恭澍曾接到戴笠要来河内的电报，但是等了几天人却没到。在这之后，陈恭澍花费笔墨讲述了一堆若有若无的迹象，给人感觉似乎戴笠秘密到过河内一趟。戴笠究竟来没来？来做什么？为什么不见陈恭澍？陈恭澍却说“不会再有答案了”。
对“枪支弹药”，陈恭澍特意解释，这是几种东西：枪是手枪，械是板斧、利刃和钢锯，弹是子弹，药则是致命毒药。毒药是为余乐醒提供的。
在刺杀汪精卫的准备阶段，陈恭澍和余乐醒有了些分歧。余乐醒善于下毒，而陈恭澍惯于用枪。陈恭澍看不上下毒的手段，觉得“太过阴损”，是“软性行动”。相对应的“硬性行动”是枪械射杀，那才够声势，有明正典刑的效果。
其实下毒的阴损招儿，陈恭澍也用过。他任军统北平站站长时对付石友三，就是采用下毒的方式，不过没有成功，还损失了几个属下，自此更不屑于下毒。
不过，余乐醒的资历和职级都比陈恭澍要高，所以他还是配合余乐醒研究了一番。
余乐醒先是想给汪精卫的食物下毒。他们探知，汪精卫早餐的面包都是从一家高档面包房订购，于是从这家面包店买来各式面包，试制毒面包，设想使用调包计。
毒药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用针管注入面包。但是切开面包就发现，粘上毒药的面包内部结成了黄块，痕迹明显。余乐醒改进了多次，都没有办法消除痕迹，最后只能放弃。
随后，余乐醒又拿出一个圆筒状的小盒子，拧开盖子，露出许多小孔，类似于装胡椒粉的调料瓶。按余乐醒的说法，他有一种毒药，遇热挥发，能在呼吸间置人死地。只要把这个小瓶子放到汪宅的浴室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