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密令罗瑞卿查案，罗深有顾虑，主席：天塌了我替你顶

有的时候，小说家笔下的故事远没有真实事件精彩。在我党早期创业阶段，必然是需要大量金钱作为活动经费。

可谁能想到我党从苏区千辛万苦送出去的120根黄金，竟然被三个蟊贼盗走，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旧事重提

1949年11月，秋风萧瑟，金黄的落叶纷纷落下，铺就了一层树叶地毯，罗瑞卿急匆匆踩着落叶，来到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的门口。

站在门口，罗瑞卿整理了一下仪容和着装，用手敲了敲红漆大门。

不一会儿，从书屋传来了熟悉的一声亲切的湖南湘潭口音：“请进来吧，门没锁。”

罗瑞卿推开了大门，缓缓走了进来，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主席，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毛主席拿着毛笔，正在处理文件。为了礼貌起见，也停下了手中的笔，示意让罗瑞卿坐下。

由于罗瑞卿将军长身剑立，双瞳炯炯，和人站在一起，如同鹤立鸡群，爱开玩笑的毛主席戏称他为罗长子。

看到了罗瑞卿俯身就坐，毛主席也就开门见山对罗瑞卿说：

“你现在是公安部长，位高权重，是专门负责维护治安和查案的。现在国家刚刚建立，陈年旧案不少，如果现在不查，拖到以后就更不好查了。我记得苏区时期，党中央就丢了一批黄金，至今也没有找到，你去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吧。”

听完原委的罗瑞卿迟迟没有表态，脸色骤然间布满了疑云。

他对这件陈年旧案略有耳闻，深知此案牵连甚广，连中央保卫局的负责同志和党中央的核心决策者都涉及其中。

如果在查案的过程中，一旦发现这些大人物有越轨之举，露出了“黑历史”，到时势必会在党内引起不小的波澜，说不定还会撼动初生的新政权，那自己不就成了千古罪人吗？

想到这些，罗瑞卿不禁打了个寒颤。

毛主席似乎看出了罗瑞卿的心思，神色也严厉了起来，对着罗瑞卿说：“罗长子，别坐了高位，就怕这怕那。虽说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你的个子是高，但有我帮你顶，你尽管放手去查个明明白白。”

坦白讲，罗瑞卿也是尸山血海走过来的。只是有了公安部长这个头衔，牵挂就多了。牵挂一多，办事就难免畏手畏脚。

不过在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罗瑞卿体内的热血重新被点燃，也就痛快的表示，说：“主席放心，有你这句话，我心就踏实多了。不查个一清二白，我辞职以谢天下。”

于是，毛主席又说：“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也不是只让你查这一件事。只是趁着这个机会，顺带手将其他悬而未决的案件一起解决。”

罗瑞卿也点了点头，看到夜已深了，无意在打扰毛主席的休息，随即就离开了中南海。

惊天大案

罗瑞卿要查的就是苏区时期著名的“120两黄金失窃案”，也叫做“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事情还要从1931年的初冬说起，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刚刚过去不久，整个中国都处于风声鹤唳的大环境之中。

那时虽然已经在苏区建立了根据地，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域外干预，仍然奉行着“依靠工人”的错误路线，遂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中央。

革命陷入了低潮期，临时中央的活动经费严重不足。

为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秦邦宪（博古）和瑞金苏区政府取得联系，要求拨款以解燃眉之急。

苏区政府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由于上海临时中央仍旧是上级组织，掌管苏区的毛主席也不好违背组织的决定，就指示主管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按额调拨”。

林伯渠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之中，其忠诚度无可怀疑。

在他的调配下，省出了黄金120两（民国旧制，十六两为一斤），按照购买力计算，拿粮食做对比，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五百万人民币左右。

五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苏区的黄金大部分也都是通过没收地主老财、腐败官僚的家产得来的。

为了便于运输，林伯渠请了一个手工匠人，将这些黄金全部融化，铸造成十两一根的金条，共计12根，装入一个白铜小盒中。

出于安全，这些小盒子还用锡焊封口，一块装进了一个箱子中，运输途中就绝不会无故丢失。

解决了经费，解下来就是运输路线和安保措施，这些细则由中央政治保卫局长邓发负责。

邓发被誉为“赤色中国”的“守护神”，和周边同志商议后，邓发选择了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

虽然有点远，但能躲过国民党右派的耳目。

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中途这批黄金肯定要易手数个地下交通员。

邓发脑袋十分灵光，给执行任务的地下交通员发了三样物品作为接头的信物，一把钥匙、一个锁和一块验收凭证。

这快验收凭证不简单，类似于一枚象棋棋子，上面刻了林伯渠亲自所写的“快”字，并且分成了七份，交给了七个地下交通员。

交通员接头时，需要用到接头暗号、特制的钥匙和最后的字符凭证。

相当于上了三把保险，只要组织上收回了全部的七个“字符”凭证，就代表任务顺利完成，经费安全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机关的手中。

计划很完美，然而最后关头还是出了岔子。

一号交通员在1931年的11月6日从“红都”瑞金出发，七号交通员抵达上海最多只用一个月的时间。

可到了12月底，上海临时中央还没有受到这批黄金，就给瑞金拍去了电报。

邓发意识到会有意外产生，到了1932的元旦佳节，邓发只受到了六块“字符”凭证，拿去请林伯渠鉴证。

林伯渠一看，是自己的笔记，但仍缺失了最后一站，也就是从松江-上海的这枚“字符”凭证。

邓发心头一紧，本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按照当时的条件，只能说是异想天开。

无奈之下，这件事只得暂时搁置。

不幸的是，邓发没能坚持到革命胜利，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毛主席却还记得，因为当时苏区的领袖就是毛主席，因为这笔黄金失窃案，毛主席还被党内人斥责。

不管是为了未竟的事业，还是为了自己的清白，这件事都有必要要查清楚。

更何况由于经费没有按时到位，上海一次预先布置好的日资企业大罢工不得已流产，还损失了几名地下党，所以毛主席才迫不及待交给了罗瑞卿这个重大的使命。

按图索骥

罗瑞卿迅速将命令下发到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了一批精干警力，组建了一个名为“悬案侦查办公室”的临时机构。

此案的重点在于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人在不在世还不好说。

但有志者，事竟成，侦查员先是到北京，找到了百忙之中的林伯渠询问案件的细则。

林伯渠友好接见了上海的同志，告诉了一个线索：“我记得当时瑞金派出的第一个地下交通员好像姓秦，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你们去找找他，说不定会帮助你们查案。”

高自立此时还在东北任职，侦查员马不停蹄又坐火车赶到了沈阳。

从高自立那，侦查员获得了警卫员小秦是江西萍乡人，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当师长。

十三兵团驻扎在广西境内，侦查员又调头南下，在秦师长那顺藤摸瓜，从一号交通员一直找到了六号交通员。

前文已经说过，黄金丢失就在六号和七号交接的过程中，因此六号交通员是打开这把锁的关键钥匙，是破案的最重要的突破口。

所幸的是，六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尚在人世。

对于十八年前的这次任务，刘志纯刻骨铭心，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任务。

任务完成后，他就和组织分散，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篾匠。

刘志纯对来访的侦查员说：

“1931年12月1日晚七点，月亮不是很亮。金华的五号交通员将一个沉甸甸的想子交给了我，我当时并不知道箱子装的是啥，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在12月3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

侦查员急切问道：“那然后呢，你将箱子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刘志纯熄灭了手中的烟头，继续说道：

“在运输箱子的两天两夜，我没怎么吃饭，又赶上了凌晨时分，我就在松江路边的早餐点，填饱了肚子，随后去了下一个接头地点——汉源栈房。等了一天，在客栈门口见到了穿黑色衣帽的接头人。对过暗语、他用钥匙打开了我手中的锁，我就将箱子交给了他。然后，我就走了，本想返回瑞金，可国民党封锁的太严，后来红军就长征了，我也就干起了篾匠。”

至此，线索断掉，那个七号交通员拿着箱子，为什么没去上海？难不成是知道箱子装的是黄金，潜逃了吗？

真相大白

就在侦查员准备前功尽弃的时候，刘志纯又回想起了七号交通员从兜里取出第六块“字符”凭证时，包里还装着一张蓝纸，是一张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侦查员继续按图索骥，在松江富春楼的账本中找到了1931年12月3日，一个名叫梁壁纯的，身材容貌比较符合要找的交通员。

很快，侦查员就通过上海市的户籍管理处，得知梁壁纯原名申继谷，本是一药店伙计，现如今是一名钟表匠，居住在上海浦东阳泾河镇。

汽笛声，响彻了黄埔两岸，侦查员赶到申家，先是说明了来意，见申继谷是个顽固份子，也就不顾礼仪，翻箱倒柜找了起来。

然而，黄金没找到，只在灶台砖头下找到了一个陶瓷罐，藏着两张纸，上面写着旅社出具的证明书。

可是这和案件本身并无多大关联，关键点还是要撬开申继谷的嘴。

在审讯室里，侦查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触动了申继谷。

申继谷也就交代了实情，说：

“我接到上级指示，和金华来的交通员顺利接头以后，本想坐一辆黄包车，走水路，赶到上海。谁知半路却碰上了三个“程咬金”，他们夺走了我手中的箱子，还打昏了我，等我醒来以后，就在旅社的房间躺着了。”

侦查员又问：“那你为何不向组织说出实情？”

申继谷继续说：“我不敢啊，上级说，货在人在，货丢人亡，要砍脑袋的。之后，我就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其实我压根不知道箱子里是黄金，还以为是什么枪械、手表之类的。”

这下侦查员又一筹莫展，不过他们还是到富春楼走访一番，在一名员工那里得知了黄包车的车牌号为“300169”。

有了车牌号，就找到了车主。然而车主说车中间丢了，自己也是一肚子气，平白无故损失了一笔车钱。

查到此处，线索又断了。但侦查员依旧没有放弃，他们估计抢车的，和抢箱子的应该是同一批人。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抢劫犯绝不会只抢一次，就金盆洗手，这三人肯定是惯犯。

想到这里，侦查员来到了上海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希望碰碰运气。

他们在监狱长的帮助下，对着犯人广播，说谁要是知道1931年在富春楼的抢劫案，主动提供线索，就会被认为是立功表现。

结果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犯人冯安宝说自己家里有一辆黄包车，是表哥吉家贵抢来的，放在我家。后来，他拉着黄包车，说是出去拉活，回来之后，就变得非常有钱。

侦查员又问：“你还记得车牌的号码？”冯安宝说：“那怎会不记得，车放在我家好长时间，300196呗。”

如此，真相终于大白，侦查员迅速逮捕了吉家贵。

根据吉家贵的交代，另外的两名同伙分别是刘阿古和庄克。

他们三人以黄包车为诱饵，行抢劫的勾当。三人在申继谷那抢到了装满黄金的箱子，三人每人分了40两黄金。

吉家贵利用手头的黄金，做起了生意，赚了不少钱。

至于刘阿古，侦查员则在他家中找到十几件黄金首饰。

最后就是庄克了，他参加了国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后来牺牲，将钱留给了母亲。

上海市法院经过审判，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

申继谷则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因对革命有过贡献，不予追究，令其回家。

结语：

谁能想到，干系重大的黄金，竟然被三个蟊贼抢走，还影响到上海的工人罢工。不过案件终有大白的一天，真相也始终只有一个。

罗瑞卿见没有牵扯到任何人，安心将事情的原委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心底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

参考资料

《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侦破纪实》 文史精华 刘志渝

《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东方明 啄木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