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新中国成立后，将大量国民党战犯关押到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战犯主要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等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以及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样的军统特务。
经过不断改造后，管理所从195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进行了七次特赦，按批次将战犯释放。
表现良好的，在解放战争中所犯罪过轻的，在前几次特赦中基本都放出来了，而国民党军统特务因为所犯罪行太多，想要特赦就比较难了，表现最好的沈醉是在第二批特赦的，与沈醉号称“军统三剑客”的另外两人徐远举和周养浩一直没有得到特赦。
徐远举为了得到特赦，废寝忘食的学习毛主席语录，将毛主席语录背得那是滚瓜烂熟，连战犯管理所的看守都没有他记得熟，但是却一直不在特赦的名单上。
1973年，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的缝纫组干活，其制作的产品多次被返工，当时徐远举就暴跳如雷，认为是有人在针对他，也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军统大特务，如今被安排做针线活，做的不好，还被返工，这谁受得了，当时正值冬天的时候，徐远举就用冷水洗澡，结果当晚高血压发作，导致脑溢血而亡。
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针对徐远举的死亡，推断为他对特赦失去希望，所以自虐性洗冷水澡而自杀。
周养浩的待遇基本是与徐远举差不多的，作为“军统三剑客”，1950年周养浩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战犯管理所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的。
三个人经常轮班被提醒，有一次沈醉在交代问题时涉及到周养浩，结果被周养浩看到，他认为是沈醉出卖了他，并检举揭发了他，当时怒火冲天，回到牢房后，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的脑袋上砸去，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死罪头。
周养浩也成了战犯管理所的老顽固，1956年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立场依然很顽固，在监狱中常常借读诗歌抒发自己的情感。
读的都是《金陵怀古》一类的诗歌，金陵是南京的旧称，怀念南京那不就是怀念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嘛！
估计军统的大特务没有不想念蒋介石的，只有那个时候才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周养浩这样的大特务更是如此。
所以，前面6批特赦人员名单中都没有周养浩的名字，这让周养浩彻底死了心，再也不寻求特赦了。
然而周养浩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像他这样作恶多端的人，到1975年第七次特赦时，他竟然赶上了特赦的末班车，被释放了出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在3月20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
周养浩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被释放出监狱后，当即跟其他10个一起特赦的人申请去台湾，和家人团聚。
针对这个特殊的请求，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当即公开答复：“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中共的答复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然而当周养浩到达香港后，在大陆的所有手续已经办妥的情况下，却迟迟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允许。
就这样，周养浩等人滞留在香港接近五个月，当时蒋介石已经奄奄一息，蒋经国对周养浩等人并不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因此就拒绝了。
周养浩等人在香港滞留的5个月里，十分绝望，有三个人当时十分生气就回到了大陆，没想到待遇还不错。
当时有一位叫张铁石的人十分顽固，解放厦门的时候，为了掩护上司们突围被俘，被改造多年依然很顽固，本来没打算活着回来，就想着为“党国”牺牲了。
这次特赦后，他想着以他的“光辉事迹”到台湾后还不得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拒绝入境的通知书，在内心很绝望的情况下，张铁石在香港的酒店里自缢身亡了。
有在美国有亲戚的就去了美国，周养浩也选择前去美国投靠自己的女儿，在临行之前，周养浩找到香港中旅，询问如果他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
中旅人员向上面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
中共的大度让周养浩无地自容，到了美国后，开始淡化政治，对两岸的事情一概不谈，也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晚年生活。
还有一个叫段克文的特务，想去台湾不成，就想去美国，可是他在美国又没有亲属，无法投亲，就撒泼打滚，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终于如愿以偿去了纽约。
然而段克文非但不感激中共特赦了他，也不痛恨台湾当局不让他入境，竟然写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作品，污蔑中共的战犯管理政策。
台湾当局趁机煽动那些被特赦的人，让他们出来一块泼水，台湾记者理所当然的认为周养浩是相当顽固的反共分子，找他肯定会有很多“猛料”。
然而让台湾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很少接受采访的周养浩不但接待了他们，还说了很多内容，表示：“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
针对段克文污蔑中共的行为，直接骂段克文：“不是东西！”
大概在这一刻，周养浩终于理解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
周养浩能够与沈醉、徐远举并称为“军统三剑客”，也是有几分本事的人。
作为浙江江山人，周养浩是戴笠与毛人凤都是老乡，在军统内是典型的“江山派”人物，由于娶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跟毛人凤更是沾亲带故。
除了有这层关系外，周养浩能够在军统内部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还得益于其毕业于政法大学，是名副其实的高学历。
1933年，周养浩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刚刚从政法学院毕业就加入了复兴社做特务。
随着军统的壮大，周养浩的的官职也是节节高升，抗战初期担任国民党南京特务处法官、军统局法官、重庆警察局司法科法官。
1941年，在娶了毛超群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担任军统息烽监狱主任，此后升迁更快，先后保密局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兼特区督查室主任等职务。
在周养浩的军统任职生涯中，息烽监狱主任无疑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巅峰，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建立了一整套监狱管理制度。
息烽监狱位于贵阳市息烽县以南6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原本是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四周是崇山峻岭，古树参天，路人很难看到其中的监狱。
1938年，国民党军统局在这里设立了庞大的秘密监狱，当时息烽县仅有两千多人，而在息烽驻扎的特务人员多达15000人，对于被关押在那里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周养浩被调到这里当监狱长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干劲的，他去之前，息烽监狱的犯人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防风时间，其他时间除了提审，基本都在监狱里待着，犯人深受折磨不说，关键有些重要的人物万一这样死了，他们也不好交差。
前一任监狱主任何子桢就因为关押的“政治犯”们的反抗，被戴笠给免职了。
周养浩上任后，提出“改革狱政，建设新监”的旗号，并且提出了“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的口号，摆出一副“开明管理”的样子。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犯人”们每天防风的时间由一小时，变成为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监舍的窗户也尽量多开。
从集中营越狱出去的韩子栋后来回忆起周养浩的监狱新政时说道：“我整日晒太阳，已经晒成了黑人，我的风湿病、皮肤病都因为经常实行日光浴的关系，渐渐痊愈。”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周养浩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犯人”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将大家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
于是周养浩就在息烽集中营里见了十几个生产单位，比如印刷所、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草鞋部、洗衣部、卷烟部等等单位，“犯人”们通过劳动还能获得一点酬劳。
解放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甫在被捕到息烽监狱后，遭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生命危在旦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