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
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朱元璋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关节点：
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奠定了独立称雄的基础。
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
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
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具体又各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适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
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因一念之转，这个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这一军事传奇的产生，离不开朱元璋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
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段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
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大量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讲如何与人相处。
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
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
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就会发现，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
正如西方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
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里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
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
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论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历朝农民起义者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个人素质并不高。
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忍，然而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
这些绿林英雄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
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
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得靠抢阶级兄弟为生。
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浮动。”（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
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这个人，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
他所图的，是帝国大业，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
所以，独自带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军纪。
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喜不自胜。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
百姓们会逃离野蛮的军队，而归顺到不乱杀人的武装之下。”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参阅《皇朝本纪》）
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
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
后来，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
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
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灯来纪念他。
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这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
作为补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在攻下许多城池之后，朱元璋都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
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朱元璋十分擅长搞政治攻心。
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
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
他听到陈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
岂料据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严苛残忍，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
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
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
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与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
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士人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士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士人的酸腐柔弱。
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
朱元璋却不一样，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
他尊重这些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在军中朱元璋专门养了几个秀才，得隙就向他们学习读书认字。
许多在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
从这一迹象上，他们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
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
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
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辨，可以叫人少犯错误。”
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
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语文上确实有些天才。
至正十五年，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粗犷豪朴之气，扑面而来。
在后来，他的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其中也颇有可读之彝。
清初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招徕使他建立起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的智力资源库。刘基、宋濂、朱升等一时名士尽入囊中，使朱元璋的战略水平大大提升，这是他最终问鼎的另一个关键。
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