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珠峰，寻找精神富足的同类

人们不全是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走出格子间和办公楼，走到山脚下、戈壁滩里，你会看到许多暂时离开人类文明，与自然和自我周旋的人。

他们身上，背负着极度两极分化的声音——许多人敬佩他们的勇敢，投来羡慕的眼神；也有人轻飘飘地泼来一盆冷水，认为他们是“自讨苦吃”。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基因里都有亲近自然的原始渴望，露营的火热，飞盘、骑行等户外运动的大受欢迎，都是佐证。登高峰、行险滩在本质上与其没有太多不同，只不过需要投入更高的成本，磨炼出更顽强的意志力。它只属于少数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攀登珠峰、戈壁徒步等运动，都被称为“富人的游戏”，它们需要长时间的规律训练、大量的攀登经验、专业的运动设备和足够的空闲时间，这对于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而言，的确是难以实现的。

但“外面”很大，它可以是一座高峰、一片沙漠，也可以是一块草坪、一个公园。

与死神擦肩而过

今年5月，谢雪梅登顶了珠穆朗玛峰，历时33天。

在飞往加德满都的那一刻，她就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这一切里，包括生与死。她和队友即将面临的重装徒步、拉练、冲顶，每一步都是个坎。不过这可不是一趟沉重的旅程，向着世界之巅靠近，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

在加德满都购置好装备后，他们马不停蹄地飞向了海拔3000米的卢卡拉机场。再往上走，就没有交通工具了，大家背好行囊，开始向珠峰大本营的方向重装徒步，走了五六天的时间。

走到珠峰大本营，是第一阶段的胜利，但并不能贸然就去冲顶。随着海拔升高，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断降低，身体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为此，谢雪梅所在的浙江省登山队，在冲顶前安排了两次拉练，每天监测队员的血氧和运动状态，评估每个人的运动能力。

第一次拉练，他们爬上了海拔6000多米的罗布切山。第二次拉练，他们按照正式的攀登路线爬到了7000多米。这个过程中，有队友复发了肺水肿，不走下去觉得遗憾，但再走下去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队伍开始缩小。

正式的冲顶大概花费了7天时间，从大本营出发，C1、C2、C3的营地，他们每个都会住上一晚，过了C3，基本就不会休息了。有将近40个小时，谢雪梅都一直保持着行走的状态。8000米是一条死亡线，在这样高寒的地区停下来，一旦睡着就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谢雪梅不习惯在雪山上解决大小便的问题，所以在这40多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怎么吃饭、喝水。

所有人都是沿着路绳往上爬的，身上的安全扣会系在路绳上，在超越别人的时候，需要先解下安全扣。但谢雪梅刚解开安全扣，就失控地滑出了几米远，她一转头，旁边就是悬崖。死神和她擦肩而过。

“遇到暴风雪时，我们也需要趴在地上，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像在感受来自喜马拉雅的抚摸。”

下山的时候，夏尔巴问谢雪梅：“你现在如何看待这座山呢？”他以为谢雪梅会回答恐怖或害怕，但谢雪梅告诉他：“我爱它。”

在谈到攀登珠峰的感受时，谢雪梅说：“我们要过很多梯子，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冰裂缝，但里面也有着最让我迷恋的深蓝。我们会攀爬垂直的冰壁，‘五体投地’地趴在上面。遇到暴风雪时，我们也需要趴在地上，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像在感受来自喜马拉雅的抚摸。出发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头灯沿着路绳排成一串，星星点点的，和天上的星星连成了一片。最难忘的是，我走着走着发现天要亮了，远处有一点红光，那是太阳要升起的地方，红光之上是一轮弯月，红光之下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群山，这样的景色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

“妈妈，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从2015年开始，谢雪梅每年都会爬一座雪山。相较于旅游、徒步，爬雪山是一件更安静的事情，她会在一座山里待很多天，感受它的气息，看日升月落。

谢雪梅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四姑娘山，当时她完全没有经验，里面穿着羽绒服，外面套着雨衣，就贸然上去了。她越走越觉得不对劲，身体出了很多汗，外面却是冷的，她能感受到自己的体温正在下降，似乎要失温了。同伴迅速带她下山，回到帐篷里钻进睡袋，她的体温才慢慢回升。

从那之后，谢雪梅意识到登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且是一项很科学的运动，绝不能再贸然前往了。她开始了解相关的知识，锻炼自己的攀岩能力，慢慢积累高海拔的攀登经验。

去年，谢雪梅刚刚登顶了海拔近7600米的慕士塔格峰。当时，浙江省登山队的队长石磊正在筹备“迎亚运登珠峰”的活动，他看到了谢雪梅，认为她具备挑战珠峰的能力，于是向她发出了邀请。

谢雪梅犹豫了一段时间，能够攀登珠峰，她当然是向往的，但她不仅是一名攀登者，她还有更多的社会身份。光是攀登的周期，就需要一个月以上，她是一名IT工程师，工作怎么办？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毫厘之差就是生死相隔，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年底时，谢雪梅来北京见了刘雨田一面，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徒步万里长城的人，谢雪梅一直很敬仰他。当时，谢雪梅和刘雨田讲述了自己的顾虑，问他自己要不要去，刘雨田只回答了一个字：“去。”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力量。她所在的新华三集团知道这件事后，也表示全力支持，让她“放心去攀登吧”。谢雪梅于是渐渐下定了决心。

她的孩子也对她说：“妈妈，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她带着满满的爱出发了。

登顶珠峰，对体能有着极高的要求。队长要求大家在元旦前爬完8848层楼，才能成为正式的登山队员。元旦后，又被要求负重爬楼，谢雪梅就背着10公斤的书，每个月爬两三千层。同时，她还定期去攀岩、游泳、锻炼上肢力量。白天上班，晚上要照顾小孩，谢雪梅就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在5—7点间进行运动。

对谢雪梅而言，前期的准备过程是很美妙的，她会把大的目标拆解开，细化到每天要完成的运动量，每天运动的时候，她都仿佛能看见自己头上顶着一个进度条。出发之前，谢雪梅的朋友为她举办了一场践行派对，给她录了很多视频，讲了很多话，她的孩子也对她说：“妈妈，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她带着满满的爱出发了。

一路上，大家都很欢乐，在海拔5000多米的大本营里，大家还一起吃着背上来的鸭脖、油焖笋，大笑着聊天。越往上走，空气越冷，人越安静，他们成为了共同出生入死的人。下山后，可能是因为体力透支太大，谢雪梅的小腿在上厕所时发生了肌肉痉挛，她扶着杆子抖动小腿，队友笑嘻嘻地问她不会掉进厕所了吧，然后将她扶了回去，结果在帮她按摩的时候，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富有的不是金钱，

而是强大的信念

登顶珠峰回来后，有朋友和谢雪梅说：“你好厉害，我也应该有一个宏大的梦想。”谢雪梅回答他：“我刚开始登5000米的山峰时，也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登上珠峰。”

谢雪梅是户外运动的忠实爱好者，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到周末她就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一起去重装徒步，深圳的大梅沙、西涌，杭州的徽杭古道，她都走过很多次。帐篷就背在身后，有时候走到村子里，他们就会和当地的农户商量，能不能让他们在院子里住上一夜。

这些年来，谢雪梅一直保持着跑步的习惯，无论是跑团日常的拉练，还是百公里的越野赛，都能看见她的身影。她经常带着孩子们跑步，参加少儿越野赛，前年还带着他们一起登顶了海拔5200米的奥太娜雪山，当时他们一个10岁，一个12岁。

2023年2月19日，北京。市民在参观“旺达·鲁特凯维奇摄影展”。波兰登山家旺达·鲁特凯维奇于1986年成为世界首位登顶K2峰（8611米）的女性，也在1978年时成为世界第三位、欧洲第一位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女性。（图/侯宇/中新社）

当我问谢雪梅“很多人都说登珠峰、戈壁徒步这些运动是富人的游戏，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时，她向我讲述了她在登山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

“我认识一些高山摄影师，平常他们都做着很基础的工作，拿着很基础的薪水，到了登山季，他们就带着装备进山，去拍山里的生命，拍多姿多彩的云。我也遇到过一位队友，他把原本留着结婚的房子卖了，拿着这笔钱去登山，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说他们算不算富有呢？在不同的价值体系里，答案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登雪山并不昂贵，找当地的向导，只需要一两千块钱。在登山之前，日复一日的体能、力量、攀登技巧训练，才是更难实现的。

谢雪梅并不否定“富人的游戏”这种说法，在她看来，高原攀登也好，在艰难的环境里徒步也罢，其实都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相对不安全的环境下，“这是人们在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以后，去向内探求，激发自己的生存本能，激发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这是一种自我实现。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同类人的信号对接，这也是一种寻找同类的方式”。

但在她看来，“这里的富有不是在金钱上，而是需要有强大的信念，需要在这个领域投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积攒足够多的经验，这也算是一种富有吧”。

之前跑步时，谢雪梅经常能在杭州花圃附近碰见一位教授，他只带了两个馒头，一整天都坐在那里，别的什么都不做，只画一朵牡丹花。“每个人都有自己热爱的地方，我觉得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不断探索，你就是那个最富有的人，就像那位老教授，画牡丹花就是他的快乐呀。”谢雪梅说。